乡村振兴：早期（1919-1949）的探索与启示.docx

    乡村振兴早期（1919-1949）的探索与启示    内容提要关于乡村振兴，早期的探索是很多的，革命派、学院派和乡村建设派可以作为代表革命派从动员农民开始，以对农村的深入研究并指导革命实践为终学院派中的托尼、费孝通、吴景超将农村发展置于工业化的背景下，总的看法是乡村振兴功夫在村外，只是具体的途径略有差异乡村建设运动则更多地为我们留下了寻求农村出路的教训从这些探索中，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乡村振兴需要承认工业化背景下农村相对衰落的事实，同时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和寻求乡村的出路，而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将群众路线坚持到底，是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另外，改革当前土地关系，适应大量农民进城的现实，使农村资源重新组合，是当前乡村振兴的迫切任务Key乡村振兴“中国农村”派学院派乡村建设运动〔〕C91-09〔〕A〔〕0447-662X（2019）01-0122-07近百年来，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研究、关于农村复兴的运动，一直此起彼伏，其中既有严谨的学术研究，也有实际展开的农村运动虽然社会经济条件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各种研究很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但在变化中总归有不变的部分正因为有这不变的部分存在，在全国上下聚焦乡村振兴的时候，回顾一下过去的研究与运动，无疑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可以减少明显的障碍，避免不必要的弯路。

本文就近百年早期（1919-1949）乡村振兴的各种探索加以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一、背景：早期（1919-1949）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客观地讲，当前之所以大力提倡乡村振兴，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乡村的相对衰落同样道理，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的关注，无论来自学者、革命派还是国民政府当局，都在呼吁加强农村建设，其潜在的假设，无疑也是乡村衰落了，所以才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广泛动员，以达到“农村复兴”关于1919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演变的实际轨迹，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三十年间，不同时间段可能有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可能有差异，即便如大家所认为的衰落，对于衰落的原因，不同学派、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解释也大相径庭有的学者通过系统研究，认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是相对发展，绝对落后，低于古代高峰水平，频繁的天灾人祸是最大的根源”①也就是说，这三十年的乡村经济并没有显著的衰落，但因为人口增加、水旱灾害与战争频繁，导致人均意义上的绝对落后，这个结论相对公允但对近代中国乡村经济演变的考察，除了绝对从城乡一体的视角下看待中国近代乡村经济，首先就存在地区差异，即不同地区的农村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联系紧密程度是不一样的，并且这种差异始终存在，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这就意味着有不同的乡村，不同的乡村建设与农村复兴。

其次，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国际资本的举足轻重，自然将中国经济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而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并没有平等的关系，在客观上构成了中国近代特有的社会性质（虽然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论很多）——半殖民地性质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各方各有侧重，才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建设乡村的主张考察这些主张和方案，是对乡村振兴之路的澄清，将立场与主张放入历史的过程中，更容易看清哪些是可行之路，哪些是歧路二、革命派：农民的改造与农村总动员农村动员的肇始者李大钊：组织农民1919年初，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可以算是较早注意农村动员的早期革命派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黑暗到了极点，老百姓还不知道结合起来进行反抗，不仅不知道反抗，而且还巴结那些官绅衙役，农民之间还互相欺凌有鉴于此，又鉴于俄罗斯的经验，即知识分子们跑到乡下去，不畏艰难，与农民打成一片，自然而然地宣传了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了农民，使农民团结起来，以至于联合起来革命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以知识分子之智，啟农民之蒙，即“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②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6、534页。

这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斗争指明了一个基本的方向李大钊不仅有号召，而且有对农村经济的实证分析1925年，李大钊利用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大量统计数据，写了《土地与农民》一文，认为农民占人口的绝对优势，农业也还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民的革命力量;而农村的现状是日益凋敝，农民生活困苦，尤其是佃农与自耕农，日趋破产在随后的分析中，他一方面用数据证明小农场的效率低下，大农场的效率远高于小农场（人工是二倍以上，蓄力是三倍以上），倡导土地归农，并使小农场渐渐相联而为大农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数据表明，中国土地有限，导致有些地方雇工工价极低，甚至雇工找不到工作，生活难以为继，“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觅得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②实际上，这两点是有矛盾的，因为人均耕地有限，即使大农场能够联成，效率更高，也势必导致失业的人更多虽然在文章的末尾他强调，乡村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就离成功不远了，但这还只是将农村、农民当作革命的一个手段，乡村如何发展还是个疑问显然，李大钊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个答案正有待于后来者解开，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就致力于此。

革命实践中的农村政策调整从1927年开始的十年土地革命，及随后的抗日战争，到最后的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政策屡有调整，一方面是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偏差，纠正“左”与“右”的错误;一方面是针对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调整农村动员的范围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调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这些科学的调查方法保证了革命的胜利科学调查的典型，有毛泽东、张闻天的调查，以及在敌后进行调查的“中国农村”学派等毛泽东与张闻天的调查研究，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寻乌调查》，被学者称为“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鄉村调查之一”，“即使以今天的标准进行衡量，也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曹树基：《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权分化与阶级分化——毛泽东〈寻乌调查〉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这些调查的核心内容，就是搞清农村财产分配现状、划定农村的阶层关系，进而确定如何团结最大多数的农民以拥护革命如“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至于地主就更不要说了能够团结农村大部分人拥护革命，自然就是最正确的道路，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总有一些偏差，偏左的就主张没收所有的田地归国有，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偏右的就只主张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5页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中共领导的调研，无疑是保证对农村正确认识的条件之一以陈翰笙等为首的“中国农村”派，以陈翰笙为首，其他成员主要有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秦柳方等，很多都是党员，也联合了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组织上实际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甚至与刘少奇之间都有直接的通讯往来，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则在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做了大量学理性较强的农村调查研究从1929年开始，陈翰笙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开始调查包身工问题，才发表一点报道，就为国民党所忌惮，乃转而开始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对无锡、保定、广东、广西以及东北进行深入调查，搜集了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部分内容当时就陆续发表，解放后又出了三大册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这些研究都是典型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正如陈翰笙自己明确提出的，只有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科学才能对社会进行整体的研究，陈翰笙：《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综合性质，只是解放后，这个群体才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陈翰笙等人对于农村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是通过对土地问题的研究，不仅指出农村土地关系的调整是必须的，而且为防止土地革命中“左”与“右”的错误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次是对当时各种思潮进行了批判，典型的是在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批判了托派论调，批判了晏阳初、梁漱溟等倡导的改良运动薛暮桥：《回忆〈中国农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7～29页他们确实找到了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尤其是从农村动员的角度来看，确保能够动员大多数农民参加革命，对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迅速实现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但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实现了农村总动员，并不能必然导致农村建设进步，并不必然导致乡村的复兴，因为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为口粮而奋斗的现实陈翰笙对广东土地关系的调查，虽然指出集团地主的势力大于个体地主，女劳力的普遍与男劳力的离村导致农业生产退化，但其所得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必然的结论实际上是比较勉强的。

因为土地少而外出务工（出洋），本身就是土地资源有限，在有限的土地上，无论如何分配，都无法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而这正是学院派的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三、学院派的研究：工业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学院派的研究者是将整个农村复兴问题作为目的，也就是说，解决的是农村总体财富增加的问题，是农村人均财富增加的问题，并不强调各阶层如何相侵相害的问题，更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问题托尼与费孝通的研究：工农相辅与城乡一体费孝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西方世界当作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主要与他一系列的农村研究分不开，尤其是《江村经济》《内地农村》《云南三村》《乡土重建》，基本勾勒了他为中国农村找出路的全部思路，而这大部分来自他的老师托尼王君柏：《托尼的中国研究及对费孝通乡村研究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托尼（1880-1960年）是英国著名学者，费边社的重要成员，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1932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一书，不仅在西方具有非常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还深深影响了费孝通的研究托尼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农村的繁荣是农村人口的繁荣——人们的富裕，而不仅仅是土地的繁荣，因为土地的繁荣也可能同时伴随农民的贫困。

他在该书中就中国农村主要有以下判断：第一，中国的问题是农业社会骤然难以适应西方工业社会冲击，同时，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西方文化本身就不健全，不足以为中国示范，他认为，中国终将有一天也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第二，中国是“在一个巨人的国度经营着侏儒的农业”，即人多地少而且土地无限细分，导致农业只能具有园艺的性质;第三，解决之道在于“移民、开发农业之外的其它生活来源以及对家庭规模大小进行人为限制”[英]理杰德·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9页他同时强调，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国内秩序稳定，而秩序稳定的前提就是一个统一中央政府的形成以托尼所坚持的费边社立场，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耐心，要充分利用中国文化的凝聚力量具体到为农村寻找出路问题上，费孝通在几乎完全接受托尼学说外，主要提出如下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断：第一，中国面临的困难，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痛苦，即还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经济匮乏，导致人们一方面持有知足常乐的精神，一方面又渴望过上超过常人水准的生活，这就只有通过各种手段从别人口中夺食;第二，农村的衰落，是因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品下乡，手工业竞争不过现代工业，致使乡村收入的渠道减少，使原本就供养不足的农村，愈发困顿，最后的饮鸩止渴的办法，就是将有限的土地抵押借贷，最终陷入无底深渊;第三，土地权并不必然流向城市，因为即使有下降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