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研究综述.docx

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研究综述 赵锐锐摘 要：学界对霍去病墓研究已经持续一个多世纪，对其石雕风格成因众说纷纭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从风格外来、客观原因制约、仙境主题营造需要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评述，认为石雕风格归因于仙境主题营造需要更有说服力关键词：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综述位于陕西兴平县境内的茂陵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墓，其封土上散置着些巨石，在这些巨石中，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先后发现以及在周边居民家中找回，共17件石雕：动物石雕共14件其中3件组合形石雕：马踏匈奴、野人抱熊、野兽食羊；11件单体石雕：卧马、跃马、卧牛、卧虎、卧象、卧蟾、龟、石人、1号鱼、2号鱼、野猪另有3件刻字石刻据墓前清代毕沅题字的墓碑所示，其为汉代大将军霍去病之墓这座墓在20世纪初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根据清代立的碑以及《史记》对霍去病墓记载“为冢象祁连山”，再结合封土上散置的石头和石雕学者们认为这里的霍去病墓是汉武帝为霍去病纪功所建，借石头和石雕以“象”祁连山对墓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主要研究方面有：主题思想及题材内容、石雕定名、石雕风格成因及雕刻语言研究、石雕布局方位、刻字石刻的文字研究等霍去病墓的研究中，石雕的研究是重要部分。

因这批石雕给人粗粝、概括的感觉，看起来像是未完成，或者说相对于写实风格的石雕，我们的观看期待落空于是学者们开始了对于这种“落空”原因的探寻，即对于这批石雕的风格成因进行追寻：研究初期，1914年谢阁兰（Victor Segalen）与拉狄格考察霍去病墓认为石雕风格与外来文化有关 1924年皮孝伯（Ceal W. Bishop） 考察也坚持这一看法国内学者滕固、林梅村、林通雁的文中也赞同此观点王子云与顾铁符在1955年分别发文驳斥了外国学者的外来说认为石雕风格是本民族自有的1964年傅天仇以作者（工匠）的角度从造型方面分析了石雕风格成因程征从封土与石雕的整体布局设计联系昆明池的设计，认为霍墓与昆明池同属一类建筑，石雕的作用都是为建筑“点睛”20世纪末，陈诗红认为石雕是汉代的时代产物，但不排除外来文化影响，还提出石雕风格可能受工具和材料的制约在本世纪初2009年3月林通雁对霍去病墓主题进行探讨，认为霍墓是一个多重属性主题的建筑，其石雕风格或许借鉴北方草原动物样式同年，贺西林发文对霍去病墓的概念生成提出质疑，认为霍去病墓有可能是座神仙建筑郑岩将霍去病墓石雕研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解释，联系与霍去病墓及石雕组合方式相似的平行材料，認为石雕风格不仅是匠人的创造，其背后还有统治阶级的意图，所以石雕风格是汉代宗教景观设计的手法的主动选择。

2014年宋伟光根据石雕上遗留的扦痕认为石雕风格与客观原因工期和工具有很大关系孙琳也支持这一点，在进一步考察了西汉的丧葬制度和秦汉石雕风格脉络认为石雕风格原本为写实，因工期紧而不得已造成纵观学术界对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的研究，笔者从三个方面梳理：一、风格外来说二、工期、工具、大型石雕经验等客观方面因素三、仙境主题营造需要一、风格外来这一说法首先由外国学者提出，通过对石雕的整体或局部图像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石雕与其他民族文化有关外来风格主要是：巴比伦、斯基泰、北方草原、匈奴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通过对马踏匈奴的马下之人进行分析，认为此人应为夷狄，所以石雕风格可能受匈奴人文化影响[1]皮孝伯（Ceal W. Bishop） 则认为石刻的脸和蒙古型人种没有关系，除了他的颧骨有点高相反，它更像Chertomlyk 人银花瓶上的斯基泰人类型[2]格留克从石雕中马的形象联想到巴比伦的狮子，认为受巴比伦文化的影响[3]持风格外来影响的还有国内学者滕固、林梅村、林通雁滕固在文中提到，石雕“已分明地显示出外来的影响”认为与斯基泰西伯利亚区域的石雕有相似性[4]林梅村根据新疆克尔木齐草原石人的调查、推测，霍去病墓前立石与匈奴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的习俗有关系[5]。

而林通雁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通过分析推断否定了匈奴人墓前立石的习俗，分析了阎文儒对石雕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的观点，将霍去病墓石雕与鄂尔多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艺术风格作了分析，认为这种影响只体现在艺术形式的某些方面，在表达思想含义、主要内容和蹲距姿势方面均不同并根据出土文物推测，在武帝时期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进入频繁时期，所以石匠在雕刻时吸收或借鉴北方草原艺术风格是合乎情理的[6]研究初期以考察为主，学者们单从石雕出发，以图像之间的相似性联系比较两种文化的关系对于这批石雕的风格究竟是外来还是本民族的，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人类文化的创造，不能排除共同心理基础比如，同个时期不同空间或者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两个民族可能会不约而同创造同样的文化；当然也不能排除，西汉时期或者更早时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这势必会促进文化潜移默化的交流对于这些观点，我们持一个包容的态度，这些正为我们研究这批石雕提供更多视角和可能所以，要客观去看这批石雕的风格成因，我们要将它放置在一个大的背景下，逐步试推二、客观原因制约国内部分学者对于这种“落空”追寻，从石雕生产过程中的客观条件中寻找原因主要有滕固、陈诗红、宋伟光、孙琳、俞伟超、杨泓等，分别从工期、工具、雕刻经验积累等三个方面去论述客观原因造成石雕风格。

一）工期短支持这一类观点的学者有滕固、宋伟光、孙琳等学者滕固先生于1933年踏访霍去病墓，并对这批石雕进行了考察，并将这批石雕分类，认为除了马踏匈奴之外的其他石雕大似未完成[7]宋伟光与孙琳都支持这一看法并例证论述宋伟光在根据石雕上留存的打扦痕迹，“这些扦痕，大都位于造型的结构处和结构转折地方，这种扦痕的存在表明这些石刻尚处于继续加工的状态中”以及刻字石刻，和散落在封土山脚下的几块石料来佐证这个工程尚未完成，以此认为导致石雕未完成的原因一是工期，二是工具制约，并以汉印急就章来类比此批石雕有可能因工期太短急于完工而“急就”[8]孙琳从专业的雕刻技能角度，将石雕的雕琢成熟程度分为四类：材料指证类、形象初显型、形象明确型、刻画深入型并将石雕放置在秦汉艺术发展脉络与汉代墓葬制度思考，认为霍墓石雕原本设定的制作手法是写实的，从石雕作品中存在较多相互抵牾的现象以及西汉武帝时期丧葬制度推断，这批石雕可能因为制作时间的限制，雕刻作品未能得到深入充分的表达[9]二）工具与材料限制陈诗红1994年在文中讨论霍墓石雕风格的形成除了时代精神、艺术承袭、外来影响、客观条件材料及工具的限制外，认为雕凿石雕所用的脱碳钢出现在西汉后期甚至东汉时期，所以当时工具落后，要雕琢细致是不可能的[10]。

根据这一点，宋伟光先生在提出工期问题之后，又分析推测了西汉的铁质工具问题，认为汉武帝时期虽然炒钢打局部淬火的工艺已经有了，在开山破石的工程中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在硬度大的花岗岩上深入刻画一件艺术品是有难度的，并且根据石雕表面刻痕推断，工具的坚韧性不够这是受工具制约所致，它难以深入刻画表现，因而它必须抓住物象之大势，去繁就简，这无形中增加了它的朴拙和意象效果，所以才呈现所谓‘写意之面貌[11]但郑岩认为，至少在武帝时期用于攻石的铁制器具已经能够用于大规模制石铁制器具在耐用性能上可能会略有不足导致其损耗较大，但对于皇家营造来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2]孙琳也赞同此观点，并由此分析具体石雕雕刻程度，为工期短而未完成提供有力的论据[13]三）大型石雕在初兴时的经验积累俞伟超认为这批石雕是我国大型石雕初兴阶段，都是用大块岩石先雕出物象轮廓，然后对细部稍予加工动物雕像不把四肢镂空[14]杨泓认为当时未掌握镂雕技艺，所以不能镂空动物四肢而使其四足分立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动物造型多选用俯卧姿势[15]因为石雕的造型在我们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完整，为了石雕呈现的雕刻程度满足我们的观看期待，我们会考虑到各种可能影响它“理应完整”的因素。

宋伟光先生的“急就章”比喻有一定道理，但是霍去病的去世汉武帝如此重视，况且这批石雕是放置在墓外，又是皇室工程尽管霍去病丧事仓促，事后再进行完善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至于工具问题，《卧象》《卧牛》这两件石雕表面圆润、雕刻细致，我们不难看出工具对其风格成因的影响并不大对于大型石雕在初兴时的经验积累来说明这批石雕中动物的卧姿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从《野人抱熊》《跃马》这两件石雕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雕刻手法是相当洗练的，其中《野人抱熊》中阶梯式的雕刻方法、形体之间的层次关系、流畅的线都说明当时的雕刻手法相当成熟三、仙境主题营造需要在过去的研究中，就霍墓主题的讨论而引发的石雕风格成因的探究中学者们一方面，从整体与局部关系研究讨论了石雕和墓（包括封土和石雕）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分析了石雕與封土的组合关系另一方面，将霍墓放在众多相似建筑中，经常将霍墓石雕与昆明池牛郎织女像、太液池石鲸、秦汉行宫遗址、孔望山摩崖石刻等一起讨论认为霍墓可能是营造一座仙境建筑，而石雕是营造这一仙境主题的重要部分，其风格是仙境主题营造需要的主动选择研究初期，日本学者水野清一踏访霍去病墓认为霍墓石雕与封土的组合除了为霍去病纪功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是与汉代的博山炉型制相似[16]。

顾铁符1955年第一次将霍去病墓石雕与昆明池的牛郎织女石雕一起讨论其造型，认为两处石雕都是汉代石雕风格的体现[17]1964年傅天仇在“象祁连山”的主题下，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探讨，认为在营造主题时，因为封土不是真的山（自然的山），放置石雕是为了增加山的感觉所以放置于封土上的石雕就不能拘泥于动物的全真外形，在这样的情况下，石雕作为墓的局部要与整体配合才能得整体的“得之自然”之真，因此霍墓石雕风格是为了符合霍墓整体“求得之自然”的营造而主动选择[18]1981年程征将霍墓石雕与昆明池牛郎织女象、太液池石鲸类比，认为其与这些石雕的功能一样都是为整体工程点睛，这些建筑都是符合“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的建筑设计指导思想[19]21世纪初贺西林对霍墓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其可能是营造一座“仙山”[20]2010年郭伟琪重点论述了霍墓的象征性意义，论证祁连山就是昆仑之丘，而石雕《怪兽食羊》中的怪兽是《山海经》中昆仑之丘的怪兽“土蝼”，所以《怪兽食羊》是“象祁连山”的标识[21]2011年郑岩，将霍墓石雕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前人研究霍墓石雕风格成因提出的工具、技术、材料等客观因素进一步论证，认为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石雕仍呈现半成品的风格，工匠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不为”的背后是某种观念在产生作用，是充分考虑石雕功能后的主动选择。

再进一步将霍墓与昆明池、太液池、秦汉行宫遗址、孔望山石刻等联系论述，认为石雕风格是“发现”与“确认”的人工与自然合力的结果[22]最近，陈一川将孔望山与霍墓、太液池进行比较，认为孔望山与霍墓石雕动物的布置方式相似，都是随机地分布在山坡上，旨在营造“仙境园林”[23]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以上研究中学者与霍墓相比较的几座汉代建筑是霍墓的符号系统[24]，进一步确认了霍墓的意义是功能性的所以霍墓的符号系统是“仙境园林”符号系统的深层结构是其意义所在，指示一种超自然力量表层结构就是上文提到的每一座超自然建筑，表层结构的每一次展现都服从于深层结构的意义，都是营造一座“仙境园林”由此可知霍墓的意义是象征“仙境”，具体的说可能是营造类似博山炉式的“仙山”以上学者主要从霍墓营造的整体出发做了深入研究，将霍墓整体与石雕的这种关系放置到具体的历史中去寻找其意义，并与汉代其他石雕比较研究做深入分析学者不仅回归到石雕所在整体中去看石雕的意义，来分析石雕风格成因，而且将石雕放置在秦汉石雕的这个系统中去看将霍墓石雕的这种观看期待“落空”解释为，营造仙境主题的主动选择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石雕风格成因开辟了新方向、新视角，但是在具体分析石雕风格与主题营造之间具体的关联时略显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