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高中质量与高等教育机会差异.docx

家庭背景、高中质量与高等教育机会差异 罗楚亮 汪鲸摘 要：通过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于2002、2013和2018年的全国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19至30岁人群的高等教育机会及其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关联虽然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幅度扩招，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依然有显著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重点高中、家庭收入，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有正向影响从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来看，重点高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于高等教育机会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一特征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男性还是女性都成立采用Oaxaca分解思路对城乡之间和性别之间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不同人群在2002年和2018年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变化进行分解分析，同样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重点高中和家庭收入是城乡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差距最为重要的解释因素;高等教育的性别差距中，除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重点高中的解释作用外，城乡家庭对于子女的性别观念差异以及家庭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性别差异也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同年份的高等教育机会增长中，家庭收入和重点高中是最为重要的解释因素，这一特征对于不同人群也都成立关键词：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家庭背景;Oaxaca分解一、引言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有助于改善人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使其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回报，并且教育回报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李实和丁赛，2003;Zhang等，2005;Meng等，2013）。

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具有比较高的回报，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发现城镇居民中大学期间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43%，年均接近11%，并且在教育扩张的情形下高等教育回报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邢春冰和李实，2011;常进雄和项俊夫，2013）而教育投资通常与家庭特征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差异将导致对子女教育的不同投资行为以及不同的教育产出绩效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较长时期中经历了持续扩大的变动趋势（Luo等，2020），并且越来越强调家庭承担子女教育支出责任，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如刘民权等（2006）认为收入差距和高等教育学费上涨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一现象也普遍出现于其他国家（Mayer，2001;Blanden和Gregg，2004;Lien等，2008;Huang，2013）高等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着供给端约束，因而需要通过竞争性非常强的选拔机制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阶段直接联接劳动力市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所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将影响到劳动力市场机会尽管高等教育机会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幅度扩张，但选拔过程的竞争性依然存在。

为了获得这一选拔过程中的竞争优势，家庭往往倾向于竞争性地增加相应的教育支出，包括投资于“影子教育”或选择高质量的学校 唐俊超（2015）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随着入学阶段的上升而降低，学校质量的影响逐渐升高这一现象实际上意味着教育支出的竞争性从早期教育階段既已开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家庭对这种竞争性教育支出具有不同的支付能力，较高的教育回报更强化了教育支出的竞争性动机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家庭背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李春玲，2003;李煜，2006;刘精明，2006）高等教育扩张虽然降低了家庭背景对于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但家庭背景对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影响有所增强（邵宜航和徐菁，2017;靳振忠等，2019），甚至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李春玲，2010）在高等教育的自主招生破格录取机制中，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城市家庭和重点高中的学生也往往更具优势（吴晓刚和李忠路，2017）对于重点高中在高等教育机会决定中的作用，庞圣民（2016）发现重点高中的城乡子弟升学机会差异没有扩大，但这可能没有考虑到重点高中教育机会在城乡以及不同家庭背景子女间的分布差异，如吴愈晓（2013）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因而重点学校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现象。

围绕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大多是探讨高校扩张等外生冲击对于不同人群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差异性，如城乡、性别、民族等（李春玲，2010;刘精明，2006;邵宜航和徐菁，2017;邢春冰和李实，2011;张兆曙等，2013），也有部分文献讨论了家庭背景对于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并分析了其时间变化趋势（李春玲，2003;李煜，2006;靳振忠，2019;Huang， 2013）现有文献大多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或logit、probit等概率模型的估计系数、边际效应来判断相应影响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以及效应大小（李煜，2006;吴愈晓，2013;唐俊超，2015）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logit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还采用了优势（dominance）分析、Oaxaca-Blinder分解，从而在计算各种可观测因素对于高等教育机会影响份额的基础上，发现家庭背景、高中质量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对重要性;第二，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分析，既考虑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差异，也考虑了高中教育质量的差异，因而本文的结果更为关注教育质量差异的表现与影响;第三，讨论了城乡之间、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性。

本文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于2002年、2013年和2018年的全国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19至30岁人群的高等教育机会及其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关联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这一期间的高等教育机会都大幅度增加，但城乡差距依然非常大本文以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重点高中、家庭收入、父母职业以及其他个体特征作为解释变量，以logit模型拟合高等教育机会，以相关变量对概率模型拟合优度增量贡献的优势分析（dominance analysis）讨论了各解释因素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对）贡献大小，发现重点高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于高等教育机会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采用Oaxaca分解思路对城乡之间和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距、不同人群在2002年和2018年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变化进行分解分析，同样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重点高中和家庭收入是城乡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差距最为重要的解释因素;性别差距中，除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重点高中的解释作用外，城乡家庭对于子女的性别观念差异以及家庭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性别差异也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同年份的高等教育机会增长中，家庭收入和重点高中是最为重要的解释因素，这一特征对于不同人群也都是成立的。

省份变量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性别差异以及不同年份的增长都缺乏解释作用，这意味着家庭背景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分省定额的高考录取制度所形成的高等教育机会省际差距本文其余部分包括：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对高等教育机会及其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并直观地描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关联性;第三部分以logit模型拟合高等教育机会，并给出了分城乡和分性别的估计结果;第四部分基于概率模型的拟合优度，以优势分析的思路讨论了各人群中高等教育机会的主要决定因素;第五部分以Logit概率模型为基础，利用Oaxaca分解城乡差距、性别差距以及不同年份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进行分解分析;第六部分是全文的总结二、数据描述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于2002年、2013年和2018年所做的全国住户收入调查 在2002年和2013年调查之间，CHIP于2007年也搜集了全国住户调查数据，但这次调查数据中的省份和调查问卷设计与其他年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没有使用]，每年数据都包括城镇和农村两个部分历次调查样本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常规住户调查抽样框，覆盖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省份。

关于2002年和2013年调查数据的基本信息可以参考李实等（2008、2017）的相关介绍本文将对象人群的年龄限定在19至30岁之间通常情形下，这一年龄段人群已经完成高中阶段教育，即便没有接受高中教育，其重新返回学校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的，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在统计意义上出现被删截（censor）的可能限定年龄上限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避免年龄过大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存在明显的差异，二是保证分析中有足够的样本数量以上述年龄段人群为基础，本文根据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匹配了他们与父母的信息本文剔除了单亲家庭、个人或家庭信息缺失的家庭，并将子女与母亲的年龄差限定在15至45岁一）受教育程度分布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量及其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其中包括个人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样本数量在三次调查中有所递减，2018年最终为5558人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农村个人样本约为城镇的3倍男性人群比例相对较高，历年均在60%以上 男性比重明显高于女性，主要是与户主关系为子女的成年已婚男性能够识别出父母信息，但不能识别他们配偶的父母信息农村样本中男性人群比例更高，比城镇要高出8-9个百分点样本人群平均年龄有所上升，从2002年的22.9岁上升至2018年的24.17岁，城镇平均年龄要略高于农村样本。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在逐年增长，不难理解，城镇人均收入高于农村本文以所受教育所处层级来衡量教育程度，表1给出了本人以及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年份调查数据中，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的比率在逐渐下降，而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的比率在逐渐上升如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的人群比率从2002年的9.76%和45.94%分别下降至2018年的2.28%和21.27%;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重则从2002年的17.27%上升至2018年的54.23%高中及以下各类受教育程度中所占份额在三个年份中都呈现出下降倾向教育扩张还表现在子代和父辈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相对于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分布，子代最终所受教育程度也更多地集中在较高的教育层级如2018年，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的比率分别比子代人群高出21.38和28.03个百分点;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率，父亲中只有8.46%，而子代人群中则高达54.23%父辈与子代受教育程度的这种差异性在不同年份中出现逐渐递增的倾向城乡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子代还是父辈受教育程度中，农村受教育程度都要低于城市在农村人群中，“小学及以下”和“初中”人群的份额都逐年下降，分别从2002年的12.75%和58.86%下降至2018年的3.01%和28.11%，“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份额下降了9.74个百分点，“初中”下降了30.75个百分点。

高中”阶段的人群比率基本稳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份额从2002年的6.39%上升至2018年的44.14%，上升了30.75个百分点城镇人群中，低教育程度的分布比率比农村更低，且高等教育人群比率更高2002年，城镇“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的人群比率分别比农村人群低11.62个和50.34个百分点，“高中”和“大专及以上”人群比率则分别比农村高出19.59个和24.27个百分点在随后的两个年份中，农村“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的比率仍然分别高于城镇，但“高中”的比率变化明显，2013年城乡之间没有明显差异，2018年农村“高中”比率比城镇高出10.15个百分点但农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比率始终比城镇低出40个百分点左右在农村人群中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教育扩张效应;但城镇与农村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教育扩张主要发生在子代人群，因此表1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改善速度要低于子女不同年份数据中，城镇与农村内部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分布结构沒有明显变化在城镇父亲受教育程度分布中，分布特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