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doc

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范纯武/王见川/高致华【论文分类】宗教【论文网络来源】【期刊期数】2009年03期【论文期刊来源】《文史哲》(济南)2009年1期第75～88页【英文标题】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ies of Folk Religion in Taiw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作者简介】范纯武，佛光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台湾 宜兰）；王见川，南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湾 台南）、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济南 250100）；高致华，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厦门 361005）【内容提要】 在民间宗教成为专业性学科话语的半个世纪里，研究范式已是屡经更迭就台湾民间宗教研究而言，它始终与外部的现实环境相交涉并随之变迁战后初期，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1950年代起，政府权力开始在宗教领域申张；其二，1949年后，被称为“新兴宗教”的大陆民间教派开始传入，形成了台湾民间宗教蓬勃兴盛的局面1970年代，由冈田谦所提出的“祭祀圈”理论被引入浊水、大溪两大区域的研究中，其后祭祀圈、信仰圈和村庄庙讨论盛极一时。

1980年代后，民间教派和鸾堂成为新的议题台湾的民间宗教及信仰问题长期未受到学界主流的重视，而这一领域的拓展仍有待于新的理论 【关 键 词】台湾/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对于台湾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研究的回顾，寓目所及的有张珣、王见川、三尾裕子、林美容、武雅士、康豹等学者分别从人类学、历史学和西方、日本学界等不同立场与学术态度有所专论这些学者对台湾民间信仰、宗教研究的资料、观点的评析具有启发性①笔者无意于此踵事增华，而想尝试跳出对特定作品、理论的分析，另外从学术史的脉络，或者是学术范型的转变过程，来尝试讨论台湾民间宗教研究上所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特别要先说明的是：一如学者们所指出的源于西方宗教学分类的“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Popular religion)，这样的词汇其实充满了争议与岐义有的学者认为它应包括民间通俗信仰与民间宗教结社，有的则认为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②；但一般来说，均主张相较于“三教”之外，“民间宗教”似乎更能体现与说明具有“混沌”、扩散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民众宗教世界的特色民间宗教”是学术界定义下的名词，并不是过去历史、现实的运用词汇，而是为了现在研究与表述的便利所建构出来的③。

这种论述常具有二元对立的意味：官方／非官方、庶民／精英、理性／非理性等等柯若朴(Philp Clart)曾指出：中国宗教研究上并不需要此种二元思维的本质架构来做为先验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台湾的民间宗教研究④民间宗教成为专业性的“学科”话语不过是近五十年左右的事，而其研究范式则却屡经更迭1949年以来两岸政治上的分隔，同时也在宗教的场域中造成很大的改变与影响20世纪初以来，中国兴起了一波以各类救赎团体为主体的宗教运动它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具有历史教派性格的民间教门如一贯道，或是河北等地流传的黄天道；二则是清中叶以来在中国各处所兴设的乩坛，以及由此蜕变而来的大型教团组织这个宗教运动带有末劫救世色彩，在儒学振兴、社会救济、生命医疗乃至近代中国社会中各个阶层间，造成相当大的影响⑤1949年后，其中的道院、红卍字会、一贯道、同善社纷纷转至台湾、香港发展；一贯道并以此地为据点，稍后随着移民与台商的脚步逐步向世界扩散而成为世界性宗教台湾地区因为民间信仰的发展相当的兴盛，过去在研究上多认为这会较不利于教派性团体的发展；然而1949年之后的历史证明，民国时期的教门抵台后，除了对部分民间教门采取抑制外，有些教派反而因为党政关系良好，在抵台发展初期仍具有相当不错的声势。

譬如理教的赵东书、创办轩辕教的王寒生，都因为与外省移民或流亡的行政、立法等官员有较紧密的关系，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发展⑥以台湾来说，政权力量渗透，进而控制宗教领域，第一次出现于日本殖民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期间(1937-1945)，在这之前则都是相当宽松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根据满铁调查华北农村的资料告诉我们现代国家与民间宗教所可能产生的冲突；民间宗教可以视之为中国民间文化与团体生活，乃至乡土社会中最根本性的层面然而，现代国家试图在世俗主义、宗教与迷信的范畴中重建此领域的政治统治权一些民间宗教团体中的大同思想与超越实践的部分则是和现代的、民族的群体与公民观念相冲突⑦那么顺此理路，我们或许可以思考台湾的情况是什么呢？目前对战后台湾宗教的研究似乎还很缺乏对类似问题的回答此外，有些团体如一贯道来台湾后是与鸾堂或民间信仰相结合的王见川和王志宇的研究提到“发一组”的崛起和吸收台湾鸾堂分子有关，而中部著名的鸾手杨明机还将其教义在鸾文中设法展现⑧作为宗教场域发展的实态，这似乎是很自然的状态但由此例来说，我们在研究上若先依对象做判分而以某个教派为主，会不会就无法观察到这样的历史现象？问题的盲点，总是存在于研究对象与学科领域的缝隙之间。

我们想说的是：若从台湾民间宗教学术研究史的角度来说，这些研究是否有一些潜在的、研究规范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追寻⑨？台湾民间宗教史的研究中盛极一时的祭祀圈、信仰圈概念和村庄庙的讨论，有过类似定义上的龃龉亦或者一旦当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放置在汉人社会这一个更宽广的语境之中，如祭祀圈理论在郑振满那里则改称为轮祀圈，我们又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强调此为理论输出，说祭祀圈是台湾专属，还是认为这是大陆华南地区信仰的普遍呈现？1949年之后，由于两岸政治立场上的分隔，使台湾与香港变成了西方认识中国社会的微型窗口那么在限定的地理空间内，又能否提出什么样的论述作为一般性、又可用于理解汉人社会的模型？西方带有汉学色彩的人类学家，对于台湾家族与亲属制度的研究常在思索这样的问题在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带来对台湾学界理论上的冲击影响下，1965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以英美功能学派理论为主的研究范式逐渐在台湾民族学研究占据主流，对于汉人社会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从日本殖民时期的土俗人类学、民俗学、法律层面交错认识的台湾民间信仰，再转到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nner)所提出的“朝拜场”圣地朝拜理论此类西方人类学的论述来主宰、分析台湾的妈祖进香模式。

这样的过程间有没有与过去学术传承积累或断裂的地方？台湾的民间宗教研究又具有那些特质？……面对上述诸多问题，本文拟从学术史、学术范式与探索视域的转变等方面，尝试描绘出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与外在环境交涉变迁的轨迹⑩一、科学进化观与政治权力申张下的1950-1960年代台湾民间宗教研究1.李添春《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中的宗教进化论及其价值如果要选一本1950年代以来台湾民间宗教代表性的研究作品，李添春在1956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或可为其中首选作者曾就读于台北曹洞宗中学林，毕业后入日本驹泽大学，1925年日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他为台湾斋教的重要人士许林担任翻译，从而获得不少资料与讯息，遂撰写有关台湾斋教的学士论文他返台后入总督府文教局社会课工作，并协助增田福太郎进行全岛的宗教调查工作战后李添春在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直到1964年退休《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可说是战后官修文献的代表著作，其重要性殆无疑义(11)全书一开始是这样来区分宗教的：宗教由人文教育发达上，大别之为二：一是劣等人文教，二是高等人文教两种前者是文化程度极幼稚时代所表现之宗教，后者是文化略有进步乃至现代开明宗教的时代。

12)即便他在这高／低等大致的分类下再另细分，譬如高等人文教又分为高等自然宗教与伦理宗教两种等等，但明显有着二元分立的架构而他对台湾宗教的种类则先是依来源来区分，分成山地同胞之原始宗教、大陆内地传来之宗教及外国传来之宗教等再者，他又依类型区分，把现今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相关的部分，则被统称为通俗信仰他认为由于民族之移动及语言的变迁，约又有三种变化：第一期，当时汉族移民因出身地之不同，信仰亦各异，此期发生分类斗争，故此期可称为分类信仰时期；第二期由当局及士绅之领导，及语言之互通，信仰略趋融洽，是于此期称为信仰一致时期；第三期是日人实施皇民化政策，禁止各种祭典，焚化庙神，故此期可称为通俗信仰摇动时期13)李添春根据台湾宗教信仰发展的过程所作的分类，在后来台湾的学术研究中也很明显地反映出是侧重在这几个主题上，如对不同祖籍移民信仰的讨论、本土化或内地化的争议以及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宗教政策的讨论等李添春的观察与分类相当具有锐识，但他认为通俗信仰内容上是要求现实、唯利是图的，其下劣之情有碍民族之尊严，因此他主张提高教育，并辅以宗教家善为领导，以改良恶习陋俗(14)这样的想法明显是宗教进化论，已带有价值判断，并不可取。

从今日来看，不是论点，反而是其所依据的资料比较值得注意《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书后所附的主要参考资料，半是日本殖民时期的调查报告如《清国行政法》、《台湾宗教调查书》等，半是作者田野调查所得在后藤新平依据“生物学法则”，以科学的方式找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差异，实施详细的调查以利政策制定的原则指导下，日本当局于1900年就在总督府内组织了“台湾惯习研究会”，对台湾法制、地理、历史、教育和风俗进行调查，其编辑小林里平、干事伊能嘉矩留下了许多实态性的记录与描写，范围更跨越了民俗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这些考察的资料，在后来均变成研究台湾民间信仰必须要参考的基点，其具体成果还有京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的《台湾旧惯制度调查一斑》（1901年）和1910年至1911年出版的《台湾私法》（本文6册，附录参考书7册）此书有部分从法律的层面记载了与台湾中部祭祀公业、宗教活动相关的资料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虽然相较于土地使用、原住民研究、法律制度等研究成果来说相对薄弱，可是汉人民间信仰本就是史料匮乏且零碎的日人虽留下许多不具系统性的观察，又是因应殖民政策伴生而出的产物，却仍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意义下的民间宗教研究，应该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大正4年(1915)发生了西来庵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抗日事件，其后台湾总督府基于政策上的需要，提升了主管相关事务单位的层级内务局社寺课的首任课长即是负责汇整寺庙台帐宗教调查报告的丸井圭次郎丸井将各地“调查报告书”及“寺庙台帐”等资料加以整理而成《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他在大正10年(1921)结合了台湾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南瀛佛教会”，并于1923年发行《南瀛佛教》此一刊物刊载了许多讨论斋教与台湾宗教、政策、法律等文章(15)综合来看，日本殖民时期有许多的观察不免带着殖民者优位，但总体来说报导都是相当详实的此外还有《台湾时报》、《台法月报》等与总督府相关的机关报也都有关于台湾民俗信仰的报导，也培养出一批如曾景来、增田福太郎和李添春等优秀的学者其中增田福太郎的研究更被誉为台湾宗教研究的“先驱者”，其所著《台灣本島人の宗教》（1937年）和《台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1939年）对台岛的寺庙传说、神判立誓等习俗均有详尽的观察与分析，几已成此一时期的经典性著作除资料以外，《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对斋教的研究，这部分内容系由李添春在驹泽大学的毕业论文翻译而来。

所谓的斋教指的是龙华教、金幢教和先天教，是以在家佛教的形式而存在的在1901年的旧惯调查里，斋教就已经有明确的指称，有别于儒释道而自成一类李添春可算是宗教界人士的身份，书写当时台湾本土佛教主流斋教的历史，对此方面背景知识的熟知也反映在其作品之中《通志稿》中对于斋教的源流、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