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产品合作发展路径探究.docx

    “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产品合作发展路径探究    赵振宇　汪宝【Summary】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理念为践行这一理念，应以“绿色产品”为突破点鉴于此，以探究和完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绿色产品合作发展路径为主要目的，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看成有限理性的博弈方，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分析我国与绿色产品资源国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的合作博弈是发展绿色产品的理想状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绿色产品的初始意愿对此状态的形成具有正向作用，绿色收益、溢出收益及惩罚成本对此状态的形成具有正向作用，绿色成本及净转移成本对此状态的形成具有逆向作用上述结论的提出不仅为发展绿色产品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绿色发展的相关理论Key】“一带一路”建设;绿色产品;演化博弈;合作博弈F214A1004-0994（2019）12-0128-9一、引言“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资源环境的诉求;不仅仅需要基础设施的助力，更需要绿色发展新理念的指引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主席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要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

会上，主席还倡议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会议前后，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带一路”生態环境保护合作规划》这些大政纲领的出台不仅为我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指引，而且会对沿线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平衡、包容、开放、共赢、普惠的体现为将绿色发展相关理念落实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须以“绿色产品”为突破口，以“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为举措为了针对这一举措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将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分析我国与绿色产品资源国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二、文献综述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实行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并兼顾环境质量的唯一途径[1]近年来，学者对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绿色发展实施机制;二是绿色金融或者碳金融发展理论针对绿色发展实施机制，Nataraja[2]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吴朝阳等[3]在分析生态足迹的基础之上，提出建立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效率考核机制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由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邓文钱[4]的理论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张利国[5]以江西省为例，从理论上阐述了“建立绿色工业园区”“优化产业布局”等绿色发展的突破口李妍等[6]构建了反映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的“绿色模型”，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天津市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设立绿色发展示范区和优化产城融合战略等措施对建设绿色城市具有重要作用姜大霖等[7]通过分析不同情景下煤炭的消费总量，指出深度碳减排是煤炭行业实行绿色发展的必经之路严晓辉等[8]通过Weaver-Thomas模型并结合统计数据对西安市在绿色发展要求下的工业主导产业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产业的绿色发展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善产业发展环境等绿色金融是经济、环境和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绿色发展的引擎[9]至此，部分学者对绿色发展的研究开始转向绿色金融或碳金融发展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方面，曾学文等[10]构建了一个包含“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的绿色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并结合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支持有待加强，绿色证券的发展速度较快，而绿色保险、碳金融和绿色投资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后续的研究中，学者们结合实际情况对该指标体系的每一个项目进行了删减或者细化，如张玉[11]、杨阳等[12]。

在绿色金融对微观主体的影响方面，麦均洪等[13]认为，金融机构从绿色金融中获取的效用不高，所以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虽具有动力，但缺乏积极性胡春生等[14]认为，在绿色金融的背景下，利用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结果，可以促使企业的经营业务从传统产业转向绿色产业Climent、Soriano[15]在对基金回报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在考虑企业声誉、可持续发展等环境因素时，投资者更加偏重对环境共同基金的购买在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王遥等[16]在分析经济发展和绿色金融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认为绿色金融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运行的微观效率、优化经济的宏观发展以及能与传统经济政策形成互补等三个方面冯文芳等[17]对民族地区进行供给侧改革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发现发展绿色金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节点随着绿色“一带一路”发展理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发展的相关问题在绿色发展建设方面，李玫等[18]指出，我国应当在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丁士能等[19]认为，可以通过加强中柬环境合作来打造“一带一路”绿色支点在绿色发展测度方面，郭兆晖等[20]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做出评价，指出中国的绿色发展水平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待提升。

邬波等[21]经过分析指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更是我国发挥绿色引领作用的体现梳理以上文献可知，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国内绿色发展实施机制和绿色金融或者碳金融发展理论上，只有一小部分学者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发展的相关问题，且研究内容太过宏观，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可操作的产品层面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关键还是要落实到绿色产品的投资和贸易上[22]鉴于此，本文以探究和完善“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产品发展路径为主要目的，将国家看成有限理性的博弈方，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分析我国与绿色产品资源国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23，24]三、绿色产品合作运用博弈分析的合理性根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相关规定，绿色产品是指具有循环、有机、节水、再生、节能、低碳、环保等特征的一类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生态环境基础好，拥有丰富的资源类产品（如矿产资源、自然资源等）及无污染的农林产品（如水产品等）这些产品经过相关环境部门的认证，都将会成为其优势的绿色产品相对于这部分国家来说，我国具有制造业优势、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我国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

这样，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发展绿色产品的过程中就可以优势互補，从而达到非零和的局面所以，在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的合作中，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本文将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我国与绿色产品资源国之间的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问题在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的合作中，由于国家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所以双方只有采取积极的合作博弈才能够促进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这不仅能够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也能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达到共赢然而，现实并不一定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关于绿色产品的国际法贸易协议及认证体系尚未建立，从事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存在一定的风险其次，在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的合作中，国家不仅要考虑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政治利益等综上可知，在发展绿色产品的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和现实选择这就使得各国在最初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最优策略最优策略的实现存在一个相互学习和不断试错的过程，即在各国进行合作博弈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或者采取的策略是不断调整的，符合博弈论的本质所以，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产品合作发展路径问题是合理的。

四、绿色产品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首先，将我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记为A;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某一个绿色产品资源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记为B然后，建立A和B的演化博弈模型一）模型假设假设一，关于演化博弈的参与方为了研究方便，首先选取两个参与方，分别是A和B参与方A和B都具有有限理性，相对于一般博弈模型的完全理性而言，演化博弈模型所采取的有限理性更符合实际假设二，关于博弈方的策略A和B属于绿色“一带一路”的参与方，本应该都采取发展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的策略，但是基于利益的考量，各参与方的选择并非如此在此基础之上，做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假定：一方面，就发展绿色产品所能采取的行动而言，A和B只有两种选择，积极策略（发展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下同）和消极策略（不发展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下同）同时还假定A采取积极策略的概率为PA，B采取积极策略的概率为PB另一方面，就A和B做出行动的先后顺序而言，没有先动者和后动者之分假设三，关于博弈方的支付函数为了探究两国间绿色产品合作发展路径，本文将在模型中考虑以下参数：基本收益：当两国政府都采取消极策略时，这两个国家只能分别获得一个基本收益，记为R溢出收益：当两国政府都实施积极策略时，由于优势互补的存在，将会使得两国在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的过程中获得一个超出基本收益的经营收益，记为E。

绿色收益：当一国政府决定采取积极策略时，这个国家会在获得基本收益和溢出收益的基础之上再获得一个额外收益，如国际声誉提升（政治利益）、国际补贴（经济利益）等，记为T净转移收益或者净转移成本：当参与方A和B都实行积极策略时，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贸易及投资的业务量与参与方都采取消极策略时的情况相比不会发生改变此时，对参与方A和B来说不存在净转移收益或者净转移成本但如果一方采取积极策略，而另一方采取消极策略，则对参与方A和B来说就存在净转移收益或者净转移成本，即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将会由采取消极策略的一方转移到采取积极策略的一方，非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将会由采取积极策略的一方转移到采取消极策略的一方也就是说，与两国都实施绿色产品发展或者两国都不实施绿色产品发展策略相比，对于采取积极策略的一方，将会获得由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转入带来的收益，同时还要承担因非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转出所丧失的收益，记为D1-D2;对于采取消极策略的一方，将会获得由非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转入带来的收益，同时还要承担因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转出所丧失的收益，记为D2-D1由于在绿色产品发展初期，绿色产品的收益率一般较低，同时也为了后续分析的一致性，本文将在参与人之间转入或者转出业务量均相等的基础之上，假定D2>D1。

此时，对于采取积极策略的一方就构成了一项净转移成本，对于采取消极策略的一方就构成了一项净转移收益绿色成本：一方面，关于绿色产品的国际法贸易协议及认证体系尚未建立;另一方面，各国发展绿色产品的内部规范、保障机制也未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一国政府决定从消极策略向积极策略转换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转换成本，如制度成本、审查成本和培训成本，记为C惩罚成本：在存在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如果一国政府决定采取消极策略，会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如罚金或者责令其向采取积极策略的一方支付赔偿金等，从而面临着一定的惩罚成本，记为F二）建立支付矩阵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之上，本文做如下分析：当参与方都采取积极策略时，两国不仅会获得基本收益R，而且还会获得溢出收益E和绿色收益T.因为绿色产品发展的相关体系并不完善，所以两国在向绿色产品转换的过程中需要支付一定的绿色成本C，即它们获得的收益分别为RA+TA+EA-CA和RB+TB+EB-CB当参与方都采取消极策略时，由于绿色发展是世界趋势，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故而参与方不会在基本收益的基础之上获得溢出收益E和绿色收益T，相反它们还需承担来自支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机构的处罚，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处罚F，即它们获得的收益分别为R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