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1919-1937).docx

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1919-1937) 罗 萍摘要：1919 -1937年，当绝大多数中外纱厂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少数民族棉纺织企业另辟蹊径，迈出了深入内地设厂的步伐期间，裕华、大兴、大华三个彼此相联的民族棉纺织企业先后成立并设厂内地，继而构建了三足鼎立雄踞华中、辐射华北和西北的裕大华纺织集团以内地乡村购销市场为依托的城乡互动的棉纺织产业链是裕大华成长发展的基石，裕大华由此不仅避开了东部沿海中外纱厂竞争的漩涡，而且赢得了购销取近的市场竞争优势裕大华立足“内地一内需一乡村”市场的企业发展路线，展现了后发型国家充分发掘本土经济内在动能，实现城乡双主体平等互动的工业、半工业、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条工业化路径关键词：近代；内地；城乡产业互动；民族棉纺织企业；裕大华纺织集团F129 ：A ：1003-854X（2012）07-0109-06从19世纪末到抗战爆发前，当绝大多数中外纱厂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少数民族棉纺织企业另辟蹊径，迈出了深入内地设厂的步伐这种情形反映出近代中国工业布局“高度聚集”景象中“微弱”的“分散发展”趋向。

有关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迄今学者们进行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分析，且逐步形成了某些共识但已有研究并未理清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向内地“转移”发展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本土现代产业发展的内在深层驱动因素，也未能对其中所透露的切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工业发展道路予以足够重视和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以抗战前成功崛起于内地的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通过考察这一企业集团区位战略选择与本土传统棉业和棉纺织业区域发展优势的深度契合关系，揭示民族棉纺织企业深入内地设厂并取得一定发展的深层次动因，并藉此洞悉其中所展现的城乡平等、联动发展的工业化路径1919年，徐荣廷、苏汰余、张松樵等人共同创办了总公司设于汉口而纱厂分别设于武昌和石家庄的裕华与大兴两个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其中裕华纱厂为欧战后武汉兴起的华商四大纱厂之一，大兴纱厂为石家庄第一家机器工厂1922年，裕华、大兴两个姊妹公司相继投产1934年正当纱业危机日益严重，经济危机广泛弥漫各个行业之时，大兴公司又在国内同业中率先远赴西安筹建大兴二厂1936年大兴二厂经由裕华、大兴两公司联合投资，改组为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二厂遂易名大华纱厂，大华成为战时东中部工厂西迁以前西北地区唯一的机器纱厂。

横跨华中、华北、西北三大区域且经营绩效名列前茅的裕大华纺织集团由此形成企业发展与本土经济内在动能的充分契合，是抗战前裕大华成功崛起的基石一、内地传统棉业、棉纺织业的历史发展基础早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衣食之需的不断扩大，就既作为一种动力，又作为一种压力，推动国内棉业、棉纺织业自南向北、自东向西梯度递进式“共同”发展，并最终造就了内地棉业、棉纺织业的区域发展优势棉花自宋代传人中国后，因其满足人们衣被之需的重要作用而为历代统治者所督导推广，到明代棉作已遍及全国各省区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限制以及人口增长的压力，棉花种植又依着因地制宜的规律显现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集中的趋势，棉花传人较早的闽、粤等棉区因风土的不适宜逐渐趋于衰落，而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北等省，则开始形成为后来居上的新棉作区到了清代中叶，人口急剧增长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推动棉花种植继续向更广大区域分散，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动各种农作物首先是粮食和棉花向着各自适宜的地区集中这样，河北、湖北与江苏、山东等一起作为最重要的优势棉作区而崛起其他如河南、湖南、陕西的棉花种植也十分普及：期间伴随着明清人口大迁徙带来的西南人口增长与经济开发，还促使了四川等地棉作的初步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手工棉纺织业也从发达的江南而几乎“广布到全国的每个州县去了”，呈现出时人所称的“棉花，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景象棉花和棉纺织品的跨省区交流也于明代展开，并在清代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以致不产棉的偏僻的贵州遵义因棉花由湖南常德贩来，而“东乡多以织布为业”延至近代前后，棉业和棉纺织业在内地更趋繁盛，如河北南宫县纺织“为家庭间之普通工艺，无贫无富，妇女皆习之”：湖北应山县“惟棉花为民利，家资纺织以生”：湖南巴陵县“湖滨沙土，宜种木棉，妇女工织維”：江西贵溪县距盛产棉花的湖广地区较近， “故业纺织者倍他邑”，等等棉业和棉纺织业在农民经济生活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所谓“小民终岁勤勉，生计全在于棉”随着棉花和棉纺织品商品化进一步发展，从经济发达的松江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遵义，不但出现耕织两业分离趋势，而且纺织两业独立发展的“专业化”趋势也凸现出来这种情况反映了明清以后在人口增长等因素刺激下棉业和棉纺织业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递进式大发展的景象明清以来棉业和棉纺织业的大发展，既表明国内棉纺织品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又显示了前近代中国传统产业演进中蕴含的能动活力，其中内地棉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已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及至机器棉纺织工业泊入，在人口持续增长而产业资本匮乏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整个传统棉业和棉纺织业很快以新的发展形式与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要求衔接起来较之东部沿海地区，内地棉业和棉纺织业在发展变动中以其总体上的优势而与民族机器棉纺织工业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关系，并最终促使一批民族棉纺织企业如裕大华等把握历史契机，深入内地开拓发展空间一、城市机纺业与内地乡村手织业的相互推动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在外来机制纱布的冲击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这就是一方面手工纺纱业迅速衰落，另一方面手工织布业则重新复苏，继而与城市机纺业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产业链关系，其中机器工业以纺为主，以织为辅：手工业则以织为主，以纺为辅，以至于近代中国“绝大多数纱厂的建立，根本上就是以手织业当作销纱对象的”这种情况在1890年代上海设立纱厂后愈益明显，当时江苏太仓乡间“以机器纱为细洁”， “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矣”：湖北各乡织布，其“经纬丝，共用洋棉丝”：江西庐陵县“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四川“购办洋棉纱者异常踊跃，川北“几乎每个农家都有一架织布机”到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手织机的不断改良，洋纱土布的产业结合还促成了“以织布为主，耕地为辅”的手织业经济区的出现和扩大。

这些手织业经济区绝大多数都位于或靠近乡村地区，如江苏的通海，河北的高阳、定县、宝坻，山东的潍县等等，实际上整个近代乡村手工业在规模上都远远大于城市手工业乡村手织业的发展与手织业经济区的出现，为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而由于内地乡村手织业分布极为广泛，外资纱厂在沿海地区又一向保持独占地位，其结果民族机器棉纺织工业对内地乡村手织市场就形成了特别强的依赖， “国内纺织工厂虽设于口岸都市，其产品仍多运销内地乡村”直至偏远的云贵地区，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其棉纱市场大都为来自上海、武汉的国产纱所占据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民族棉纺织机器工业与手工棉纺织业相互补充的产业链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机纺业与内地乡村手织业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部分民族棉纺织企业设厂内地并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由于购买力的限制与从事繁重劳作的需要，内地农民喜用的大宗产品长期是耐磨、保暖的粗布，乡村手织户销用的大宗原料始终是粗纱，这种市场需求恰好契合了民族棉纺织企业在生产高支纱上普遍难以与外资纱厂竞争的资金、设备与技术条件立足内地的裕大华因此在生产经营活动如产品定位上主动适应所在地区市场特点，选择了纱为主、布为辅，粗纱为主、细纱为辅的产品结构。

武昌裕华纱厂立足华中，辐射西南，其中华中地区农村“手织业尤为发达”， “销用机纱的潜力也极大”：西南省份如四川、云贵等手织业也都普遍地发展起来裕华产品广泛行销于这些地区为适应华中、西南手织业市场对粗纱的普遍需求，裕华纱支规格一般在10支至32支之间，其中“20支纱只有20多台车子纺，其他都是16支和10支纱”湖北黄冈、新洲等较多的县份多选用裕华16支赛马纱和20支双鸡纱等：裕华销往重庆的纱支，粗纱要古到60-70%：销往云贵的有10支、16支纱少量20支以上纱支则销往江浙地区大兴纱厂所在的石家庄，四周农村及河北中部是国内闻名遐迩的手织业经济区，高阳、宝坻、定县等地所产土布行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大兴纱厂销场因此广阔而便捷，如正太铁路沿线以北的获鹿、正定、平山、行唐和定县，“是大兴10支纱的主顾”大兴产品也南下郑州、开封，西去榆次、平遥，北去北京、天津等地由于主销市场华北乡村经济水平比华中要低，且气候偏于寒冷，大兴产品因而较裕华更具“过粗化”特点，所产纱支一般在10至20支之间，其中10支纱产量最大，占棉纱总产量的80%西北地区手织业一向不甚发达，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西安市内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手工织布厂。

1935年大兴二厂亦即后来的大华纱厂落户西安以前，陕西所产棉花主要向外输出，而西北地区所需纱、布，则基本靠外地输入，很长一个时期，主要是“价值特别低廉”的日本货，占据着空间尚不甚大的市场，这种情形“殊有妨于陕省经济之发展”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战略重心西移和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西安作为西北重镇“市廛益见发达，人口亦增多”，呈现日趋繁荣的景象，期间陕西军政当局在杨虎城、邵力子主导下还实施了减免税额等若干重要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华把握时代契机率先设厂西安，前景十分看好1936年大华在西北市场尚以销布为大宗，而到1937年6月间情况就发生了明显改变，即“纱销仍旺，盈利超过布市”： “本地纱布销售情况因交通进步及社会演变之关系，渐与早年不同，布市固占大宗，但纱销亦尚可观”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大华纱厂的扩建1936至1937年间，大华纱机迅速由1.2万枚增加到2.5万枚，布机由320台增加到820台大华还冲破中国银行不与贷款的阻挠，依靠自身实力着手增加纱锭至5万枚，只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乡村手织业在华北、华中、西南及至西北广大区域的新发展：内地乡村手织业的发展，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机器棉纺织工业尤其是民族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这是裕大华等民族棉纺织企业深入内地发展的重要内在依据，较之外地企业，它们与内地棉纱市场的联动性无疑更强。

在这一过程中，外来洋纱、洋布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被打破，如著名手织区定县最初所用棉纱“为白天津入口之印度纱”，至1920和1922年郑州豫丰纱厂、石家庄大兴纱厂先后建立投产后， “印纱遂逐渐为国产机纱所代替”三、城市机纺业与内地棉花种植业的相互推动19世纪90年代以后，庞大的人口增量特别是机器棉纺织工业大生产的兴起，带动明清时期业已形成的优势棉作区得到了新的重要发展到民国初年，民族棉纺织机器工业狂飙突进的发展，进一步有力刺激了国内棉业大发展与区域集中之势其中江苏、湖北、河北、山东、河南五省棉区已占有全国棉田总面积的60%多，其余30%多的棉田则分布在其他14省区但这仍然跟不上国内民族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国产棉纤维粗短，“竭其能力，但能纺二十支以下之粗纱：至欲纺三十二支、四十二支之细纱，则必仰给于印、美、埃及棉”1930年代，国民政府鉴于整个棉纺织行业于国计民生的重要关系，以及东部沿海岌岌可危之势，乃着力在华中、华北及至西北发展棉业，期间吸引了一向热心于推动国内棉业发展的华商纱厂的积极参与，所以至30年代除位于东部沿海的产棉大省江苏外，内地湖北、河北、河南的棉业也得到了特别大的发展，稍后陕西也发展为重要的产棉省区。

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随之与所在地区棉业发展之间形成密切关系就裕大华各企业而言，这既表现在它们积极参与推动所在地区棉种改良与推广的活动中，也表现在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清末，张之洞创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之初，即开始在省内改良棉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