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学家”对以色列传统史学的影响.doc

新历史学家”对以色列传统史学的影响=“news_bd”> 　　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的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吸取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些新观念、新方法，对大量解密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进行挖掘，结合以色列国家的现状和阿以持久冲突的实际情况，对犹太复国主义定格下的传统历史学进行了解构，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群体被正式称为新历史学家，" ( New Historians) o.新历史学家作为以色列历史学的一个新学派，不仅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域，而且体现了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向对新历史学家进行分析与探讨，可以为我们研究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②理解当代以色列社会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 　　自1897年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至今，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经历了多次的修正与融合，最终成为被多数犹太人所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1948年匆匆建立的以色列国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正如1962年英联邦大拉比伊曼纽尔雅各博维奇(Immanuel Jakobovits)所指出 　　新历史学家认为以色列传统历史学混杂了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学术种族中心论和经验记述。

新历史学家的主张推动了在以色列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修正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此后随着一系列相关著作的涌现，以其为代表的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逐渐进人了公众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历史学家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并未经历过大流散、反犹主义的迫害对他们来说，以色列国是既定的事实，他们不愿意承载祖辈们的精神重荷，更愿意接受一个与欧美模式相似的世俗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发展而不是仅把集体主义作为民众的福社新历史学家不仅是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学术界的重要体现，也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提供了学术依据与理论支撑 　　新历史学家把质疑矛头直接指向以色列的传统史学与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围绕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国家属性以及官方历史阐释等方面展开了批判，并就如何形成民主国家的基础，如何建构新的国民身份认同，如何从根本上消解巴以矛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主张新历史学家从一出现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学术争论，并很快上升为政见纷争引发分歧的关键点是:以色列仅仅是犹太人的安居之所还是应该成为所有公民的稳定家园?以色列是否可以成为具有宗教 　　(一)新历史学家与传统史学第一个交锋点是，如何定位1948年战争，如何阐释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遭遇。

以色列传统历史学一直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壮大，以及1948牟战争是犹太人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拯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主流话语然而在新历史学家看来，以色列传统史学的目标一直聚焦于制造国家而非阐述事实他们认为历史的真相是:以色列为了建国并改变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状况，不惜代价鼓励大批犹太移民进人，同时把以色列版图之内的非犹太人赶出去，这样巴勒斯坦曾经的主人—巴勒斯坦人就成了一族政治( Ethnocracy)的牺牲品为了掩盖这一真相，以色列政府拒绝承认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主流历史学家声称巴勒斯坦人是受命于他们的领袖或者自愿离开的以色列建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书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巴勒斯坦人把以色列描述成强权主义者、灾难的制造者;以色列的主流舆论则把巴勒斯坦人看作缺乏教养的敌对者，把以色列定位为公平和正义的新生国家，是被迫佩戴上剑的鸽子①新历史学家深切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斥责以色列政府拒绝承认错误和不对难民进行赔偿的做法他们进一步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历史学家的任务被定义为重现犹太复国的神圣经历，展示民族奇迹，并尽力避免把巴勒斯坦人的遭遇视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和民族悲剧，其叙述也大多聚焦于战争前后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与军事动态。

② 　　(二)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叙述把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古代时期、流散时期和民族复兴时期而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就是摒弃散居犹太人的劣根性，培育现代国民人格，塑造新希伯来人，" ( New Hebrew);以启蒙理性与现代化思想荡涤落后的巴勒斯坦地区，最终实现建成民族家园的梦想以色列建国后利用犹太复国主义神话鼓励犹太人在贫痔的荒漠上建造沙漠绿洲，用发展奇迹来激活民族热情，凝聚新的集体记忆总之，犹太复国主义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强大动力，成了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内涵，正如当代以色列历史学家诺亚卢卡斯(Noah Lucas)所说:以色列是一个新民族像许多亚洲的政治共同体一样，它是一个植根于以宗教为形式的古老文化遗产的新民族像今天许多其他新民族一样，以色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的腹部用剖腹产的方法诞生的国家从根本看，以色列是由一场民族运动聚集起来的移民人口组成的，这场民族运动决定了他们移民的基本原则，也决定了他们在定居社会中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结构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给民族意识的发展方向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犹太复国主义为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精心创造了一个犹太民族的神话国家一建立，马上就成了创造以色列人这个新民族的工具。

④ 　　(三)以色列国家属性与公民认同问题是新历史学家又一关切点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之时开国总理大卫本一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所宣读的《独立宣言》明确表示:以色列国将按照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平等原则作为立国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证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悟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①以色列建国之时也赋予了国内近20%的阿拉伯人以公民权但实际上，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内是具有绝对统治力的主体民族和特权群体，犹太文化也成为以色列国家所传承的主要传统，犹太教成了以色列事实上的国教因此，在新历史学家看来，20世纪成长起来的以色列国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犹太人的国家，而这一属性表明以色列已经与《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公正与平等原则渐行渐远，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国家的正常发展轨道，也是导致国内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性因素 　　随着新历史学家与主流学者的论战逐渐从政治历史延伸进宗教文化领域，后犹太教( Post-Judaism)思想逐渐出现并进人公众视野，得到了一些世俗犹太人的拥护，支持者也包括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公民、东方犹太人②以及一些不受重视的弱势群体。

后犹太教思想是指走出犹太身份的羁绊，摆脱犹太教信仰的束缚，用以色列人的观念来代替传统的犹太人概念在新历史学家看来，以色列人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明思想、民主意识与国际认知力的国家公民，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封闭的、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犹太宗教信仰者;以色列国家应当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西方国家，而不是一个愚昧、落后的神权国家，而眼前的现实是犹太国家的特点十分令人反感，也不合时宜③新历史学家强调:以色列的发展方向背离了早期建立现代世俗国家的目标;④尤其是犹太教正统派的一贯主张就是把以色列改造成一个像伊朗一样的神权国家，在这片祭司化的国土上，凯撒与上帝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宗教不仅影响着国民文化的塑造，还严重干预国家政治20世纪末在以色列流传着这样一本书—《弥赛亚⑤的驴》(Messiah's Donkey)作者施特菲拉赫雷夫斯基(Seffi Rachlevsky)在书中描述道:在这个国家里，大多数世俗犹太人像驴子一样为虔诚的犹太教徒建设和看管这个国家，而犹太教徒们在为弥赛亚的到来做准备，世俗犹太人的地位随时会被取代;在他看来所有宗教极端思想的追随者都可以被认定为拉宾遇刺案的嫌疑人，因为他们密谋接管以色列并把它变成一个落后的神权国家。

⑥新历史学家强调自身的存在就是为了阻止以色列国家继续逆转到黑暗的神权时代 　　在公民身份认同问题上，新历史学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无法使少数族裔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以色列国家的象征符号也需要做相应的改变以色列把象征犹太民族经历的大卫星旗作为国旗、把东欧犹太人渴望回归故土的《希望之歌》作为国歌，《回归法》欢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 新历史学家及其代表的后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一出现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色列传统历史学家勃然大怒，指控新历史学家肆意编造历史，丑化犹太复国主义大学校园、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出现了持续的论战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媒体报刊上激烈战斗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犹太裔教授埃弗拉伊姆卡什(Efraim Karsh )，在《中东季刊》( The Middle East Journal)上撰文称:新历史学家通过严谨且系统地扭曲档案证据来编造以色列的历史，目的是为了制造自己的形象海法大学历史学教授约阿夫盖尔博(Yoav Gelber)认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追随者并未真正地了解这个犹太国家的历史和阿以冲突的根源，其观念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必将走向消亡③更有学者认为新历史学家是为了迎合逐渐复苏的反犹太主义，想最终成为以色列国家的瓦解者、民族复兴运动的掘墓人。

　　支持者认为新历史学家在以色列国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史学革命，他们没有盲目地迎合主流传统史学，给沉闷的以色列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是以色列学术自新与社会进步的希望，同时也给以色列的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警示:应当更加冷静和理性地看待犹太复国主义，更加公正地评价和阐述以色列的历史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 )在《新历史，批判性的观点从实质上看，作为对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异质性表达，新历史学家的本意不是要推翻先辈们历尽艰辛建立起来的犹太国度，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倾向影响的历史编撰，而是为了寻求在其中注人反面的叙述，最终目的是为了以色列的重建而不是毁灭①新历史学家迫使传统史学重新界定对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念，同时对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地位及其特征做出新的评价，②这也是对以色列当时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新历史学家打破了以色列学术界的许多禁忌，致力于梳理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责任，重述巴勒斯坦历史，关注阿拉伯人的生存状况，希望以色列能够正视历史，以一种更加务实、诚恳的态度解决巴以和阿以冲突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情怀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在一定程度了慰藉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对化解冲突、软化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增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国家归属感。

新历史学家对和平运动的执着，使世人看到了巴以和解、中东和平的一线希望，同时也反映了以色列社会部分精英急于摆脱犹太特殊论的羁绊，渴望以色列成为正常公民国家的良好愿望作为以色列社会中的一个少数群体，新历史学家及其倡导的后犹太复国主义，尚不具备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也没有对主导文化( DominantCulture)构成现实的威胁，但确实促进加大了社会的开放程度 　　不能否认的是，新历史学家低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性及以色列社会的特殊性，对犹太复国主义核心理念的否定则使其无法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新历史学家过多地致力于批评与质疑，缺乏必要的理论建构与现实措施，致使其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新历史学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崇增加了以色列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加剧了族群分裂，也对少数年轻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1988年海法大学的文学硕士泰迪卡茨( Teddy Katz)在其硕士论文中采用口述史的方式编造国防军第三旅在1948年战争中屠杀阿拉伯村民的罪行，引起了该旅老兵的控告，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③不仅如此，一些新历史学家为了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评判往往因矫枉过正而走向极端。

例如，艾兰佩普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定义为殖民主义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