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唐代货币思想述论 .doc

历史学论文-唐代货币思想述论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 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

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 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 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 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

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 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 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 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 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

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 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着事例 （三） 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

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 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 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 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 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 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

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 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 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

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 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 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 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 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 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