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当代化发展.docx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当代化发展    李艳丰摘要：构建中国化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和批评范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经典化与当代化发展，应始终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根出发，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生应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将其贯注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之中应立足马魂、中体、西用的原则来建设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实践原则，形成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传统底蕴又有现代精神的文艺批评话语形态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当代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虽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也面临诸多亟待突破和解决的问题比如，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发展，低俗的红包式、人情式批评层出不穷，“去批评化”的吹捧式批評，唯西方批评理论话语马首是瞻的文艺批评屡见不鲜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俄国文艺批评家普希金指出：“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1]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文艺的美学与史学之双重标准出发，强调文艺的现实性、艺术性、人民性等多重属性。

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可见，文艺批评应通过批评的方式去发掘文艺的价值，进而推动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如何建构中国化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和批评范式？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要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根之中，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精神、文艺批评话语的辩证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摆脱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范式的专断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失语问题，真正实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建构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作为一种外来的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思想，经过了百年的中国化与当代化发展进程，已经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历史意识、文化心理、审美价值和文艺实践相融合，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一方面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现代性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民族性建构，即通过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来接续传统，进而实现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资源的现代转化。

在此基础上，融合多元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构建本土化、民族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要想充分实现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化，首先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论与批评话语以及中华美学精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指导思想，关键就在于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在不断总结人类优秀文艺遗产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文艺实践创造出来的科学理论，凝聚着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文艺实践、艺术规律与审美意识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文艺问题时虽然未曾涉及中国传统文艺，但他们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理论出发对社会历史结构和人性精神的思考，使他们的美学理论与文艺思想在知识生产上表现出普遍的求真、求善与求美的历史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来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3]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正是从历史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思文艺属性、美学价值与艺术标准等问题时，能始终立足人类优秀文艺实践传统进行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知识生产，在审美、人文与历史的多重维度下构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艺术起源和艺术感觉的生成时，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感觉源于自然的人化，“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这意味着，人类的文艺经验、艺术感觉、美的规律和审美意识乃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必须将文艺始终置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对传统的观照中发掘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审美规律马克思在论述文艺的人学属性时，并没有对文艺作抽象的人道主义分析，而是始终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视域出发去研究作家、诗人的人学观和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文内涵对于传统的文艺作品，马克思强调从历史视域出发，在具体的文化习俗和历史化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伦理结构之中对其展开美学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知识生产逻辑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对传统文艺的尊重，这也警示我们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思想地基来对待传统文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有艺术观念与审美实践的共通性，都是针对人类历史上优秀文艺作品所展开的社会历史思考以及哲学、伦理和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有诸多可以融通的地方，可以通过对话、互文阐释的方式，使其在话语交往的历史与逻辑中达成理论话语与批评范式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论中关于文艺经世致用、因文明道、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社会历史批评就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文艺作品时，十分强调文艺审美形式中所包蕴的社会历史内容文艺来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意味着文艺作品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但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文艺并不是客观呈现生活本然面貌的镜子，真正进步的文艺既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同时也能烛照出艺术家进步的历史理性精神和艺术审美理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主张因文明道、文以载道，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道”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道”，是为人民求解放、求自由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诉求我们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政统的“载道”文艺，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批评来对“文以载道”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和审美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二者的辩证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典文艺思想给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为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范式的民族性建构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意识与话语内涵。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文艺批评史的写作受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的影响，开始逐步摆脱传统文论那种诗文评形式以及考据式整理国故的研究范式，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书写文学史，比如像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谭丕谟的《中国文学史纲》，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等，均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当时接受的主要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运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囫囵吞枣、机械套用的教条主义嫌疑典型如巴人的《文学读本》，其纲要与内容基本上来自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和机械运用，既不能有效激活传统，也难以推动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化、现代化转型新时期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现代化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民族化的多头并进，文艺理论界也开始反思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文艺思想来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民族性建构问题王元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指出：“研究中国文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对中国文论的整理和继承，另一方面是有助于我们考虑怎样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5]朱立元先生多次撰文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化路径，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观点对中国传统美学、文艺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总结”[6]在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范式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并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来对接古代文论话语和审美精神，真正推动传统文论与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与民族化建构的历史进程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美学精神构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美学精神，除了要借鉴和吸收世界多元审美文化之外，还要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发掘本土化、民族化的审美意识，不断激活传统美学精神，有选择性地继承和转化传统文化中的中华美学精神，使之在当代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来实现传统审美精神的“灵根再植”要历史、辩证地看待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古今对接、古为今用的方式激活美学传统，并使之融入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实践之中唯有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和养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美学精神，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化建构。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弘扬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而不同”出自《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而不同的意思是不同事物相互聚合、多样统一《礼记·中庸》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回望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和而不同是人文世界交错和合的文化理想，從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儒、道、释三家思想在漫长历史中的互渗融合，无不呈现出和而不同、多元宽容的文化精神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说是文化和合的典型代表，“原道”以儒家之道为主，“又兼采道家和其他各家”，崇尚自然取自于道家，《论说》中的崇有贵无、“般若绝境”思想又源自佛家[7]和而不同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审美组织原则《文心雕龙·附会》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也[8]童庆炳认为刘勰“杂而不越”的思想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文艺创作理念[9]孙过庭《书谱》言：“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将和而不同视为书法创作的根本美学原则正是因为有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与美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融合创生，也才能形成灿烂辉煌的中华美学精神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继承和弘扬和而不同的美学精神，尊重文艺创作、批评与接受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原则，大胆借鉴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优秀的文艺批评思想与美学资源，以“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的和合之力，推动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繁荣发展。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弘扬“以美启真”的传统美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追求至真、至诚的审美精神，在漫长的文艺审美实践中形成了“以美启真”的美学传统庄子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0]荀子在论音乐时指出：“唯乐不可以为伪”，认为音乐是人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不可以虚伪造作钟嵘在《诗品·序》中批判齐梁时代的文风：“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谨，伤其真美[11]提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以及自然英旨的思想，[12]强调诗歌创作应追求“真美”，注重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表达自然之真实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真”并非西方认识论哲学中的真理之“真”，而是偏向于情理的真实，强调人之精神与情感的本真性呈现宋人沈括曾在《梦溪笔谈·讥谑》中对杜甫诗歌《古柏行》中的诗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作如是批评：“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13]沈括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在于他将审美等同于认识，未能领悟到诗歌艺术“以美启真”的美学精神范温《潜溪诗眼》云：“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丈’……此激昂之语。

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14]认为诗人通过夸张的手法，既形容古柏之大，又表现出诗人激昂壮阔的心情，虚夸的艺术审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