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诗文风格历时性探讨.docx

曾国藩诗文风格历时性探讨 方　正关键词：曾国藩 诗文 历时性 阳刚 冲淡摘 要：曾国藩是晚清诗文大家，为我们留下诗歌三百二十多首，文章一百四十多篇，通过历时性角度对曾国藩青年、中年、晚年文学风格的探讨，发现曾国藩阳刚文风一以贯之，具有稳定同一性，同时又具有开放动态的多样性，具体说来：古文崇尚阳刚，诗歌是阳刚与冲淡兼有，具体而言早期诗歌重阳刚，中期和晚期诗歌主冲淡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我们对曾国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外在事功上,而对于文学家的曾国藩研究不够正如梁启超所谓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传入“文苑”，青史留名一、少年情怀总是诗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只有二十四岁，第一次参加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迈出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春风得意的青年学子即于中举后的第二年进京会试，参加进士考试，向科举制度的最高峰迈进二十五岁的曾国藩写下了《乙未岁暮杂感》，这几首诗可以看作是曾国藩早期诗歌的代表，“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言为心声”，曾国藩刚到京师，志存高远，有“气吞云梦”之势，“铲平君山”之志虽然两次进士考试落第，但曾氏毫不气馁，他还年轻，远大的前程等着他三年后，曾国藩再次进京，大考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经过复试、殿试、朝考，曾国藩一路凯歌高奏，授翰林院庶吉士，而曾氏当时只有二十八岁，而一般人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一般都四五十岁了，即使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大思想家魏源年长曾氏十八岁，却迟曾氏两届得中进士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可以不由“考卷误终身”，摆脱八股文的桎梏，去读自己想读的书，追求真正的学问曾氏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如《小池》、《寄弟》、《杂诗九首》、《秋怀诗五首》、《里胥》、《送吴荣楷之官浙江》、《题龙九诗》等，大都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气象峥嵘，风格劲峭，追求奇崛劲挺的审美效果正如钱仲联先生所指出：“曾湘乡提倡黄山谷诗，其源发于姚惜抱自姚惜抱喜为山谷诗，而曾湘乡祖其说，以诗学变一代之运，硬语盘空……诙诡中存兀傲之态此得昌黎阳刚之美者①早期的曾国藩，其诗歌创作主要在道光年间，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追求“傲兀不群”的阳刚之美，走的是宋诗一路，身受黄庭坚的影响二、中年意气浑似酒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2年曾国藩赴江西乡举差事时得母去世的噩耗，回家奔丧的途中长沙被围，太平军在南方大半个中国已形摧枯拉朽之势。

曾国藩在家守母制不到半年便接到寄谕，令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同巡抚办理湖南团练、镇压农民反抗曾国藩本来是想利用守丧期间静下来读读书，将以往的经验加以整理，使心得体会学术化，使自己无愧词臣无奈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书桌，把一介书生推到了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的最前方曾氏虽为三军统帅，手不释卷，不失读书人本色，但没有翰林院的清闲，遍兼五部侍郎的优雅同前期的意气豪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相比，进入中年的曾国藩，兼负苍生社稷，大清安危，他面临着棘手的现实政治、军事、经济复杂的人际关系，此时文章真正成了“经国之大业”，曾国藩更多关注古文理论的建设，创作了不少气吞万里如虎的阳刚之文，而诗歌则多抒发个人情怀之作，在诗风上渐渐改变了前期的阳刚之气，阴柔美学成分有所加重，在诗歌风格上突破了一味宗宋的局限，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曾国藩前期的诗学观，我们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初五日给弟弟们的家书中略知一二：九弟诗大进，读之为之距跃三百，即和四章寄回树堂、筠仙、意诚三君，皆各有和章诗之为道，各人路径不同，难执一己之见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性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

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②从曾氏早期学诗门径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推崇宋诗一派，而且主要是创作咸丰以后曾国藩在诗歌方面主要着力于诗歌的抉择、鉴赏，对诗歌美学的发掘如曾氏在咸丰初年选编《十八家诗钞》则在杜、韩、苏、黄、李之外，新增了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谢、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陆游、元好问十三家，已经突破了宋诗派的疆域，向更广大的诗歌王国拓展，而且曾氏这时作诗、选诗、评诗主要出于个人的审美偏好与艺术修养，与诗教无关，主要是曾国藩残酷军事斗争的一种“调节”和业余“爱好”，正因如此，曾国藩中年诗作阴柔成分增多，成为这一时期诗歌风格的主导与中年时期诗歌的创作与鉴赏相比，曾国藩在散文理论方面建树更大，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在晚清文坛可谓自成一家，曾氏颇为自信，在当时和后世得到了很高评价曾氏在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三日湘军祁门大营被围，身家性命危在旦夕之际给其子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相当于遗嘱）中仍念念不忘他的古文事业:“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

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③曾氏一生最恨大话空言，曾氏曾给自己一生事业的传人李鸿章传授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可见，曾氏对古文的自信，绝不是自吹自擂，正如他自己所说“用力颇深，探索颇苦”，尤其是“古文尤确有依据”梁启超谓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传人“文苑”④青史留名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对曾国藩很是推崇，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⑤他还把曾、胡、左三人加以对比，认为三人奏议各有所长，“均为清大手笔”，而“若以文字学根底论”，则以曾国藩“为独优”⑥那么曾国藩在古文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呢？1859正月，曾国藩依据自己的治学经验为后辈精选三十三位先贤，希望后辈通过他们建立起合理的学识根基三十三位先贤，由其子曾纪泽画其像，曾氏做解说词在论述这件事的《圣哲画像记》中写道：“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⑦可见早期的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的古文观，而且推崇姚鼐的“阳刚”“阴柔”美学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辞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⑧从曾氏的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曾氏不仅继承了姚鼐的文章分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曹丕、陆机等中国传统的文章风格理论，而且把阳刚、阴柔这两种风格与具体的文体结合起来，指导文体写作，而且打破了骈散的限制，把这两种风格应用在应用文体的写作之中曾氏在继承“阳刚”与“阴柔”这两种风格的同时，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把这两种风格又具体化为八种境界：“尝慕古文章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类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雄：划然轩昂，尽弃常故，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川势如龙，转换远迹怪：奇迹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议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府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⑨曾国藩在把古方“阳刚“与”阴柔“两大风格具体为八类的同时，进一步对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进行追问与探索他在同治四年（1865）六月初一日给其子纪泽纪鸿的家书中谆谆教导：尔写信太短，近日所看之书，及领略古人文字意趣，仅可自摅所见，随时质正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而所阅古文，何篇于何者为近？可放论而详问焉⑩曾国藩从“气、识、情、趣”四种境界来探讨古文的声势、度量、神韵、趣味，并认为古人的好文章，大致于这四条中必有一条，的确是见解不俗而且持论公允曾氏在提出古文这四种境界之后，于同治四年（1865）六月十九日的家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古文四象”：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兹录于别纸尔试究之{11}“古文四象”的提出，标志着曾国藩文章风格理论的成熟，将中国传统的阴阳二气和姚鼐的阳刚、阴柔文章风格理论和宋代理学家邵雍的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象运用到文章学中，并与文章中的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四种文章境界相对应，而气势又有喷薄、跌宕之分，情韵有沉雄、凄恻之分，趣味有诙诡、闲适之分，识度有闳阔、含蓄之分。

曾氏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两千多年文学和自己所编的古文集《经史百家杂钞》、《诗集》、《十八家诗钞》进行一一考量，选出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正如曾门四学士之一吴汝纶《记〈古文四象〉后》所说：“自吾乡姚姬传氏以阴阳论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于是有四象之说，又于四类中各析为二类，则由四而八焉盖文变不可穷也如是至乃聚二千年之作，一一称量而审之，以为某篇属太阳，某篇属太阴，此则前古未有，真天下瑰伟大观也{12}笔者认为这段评语作为曾氏在文章学理论上的贡献实不为过，吴汝纶没有溢美之辞曾氏虽然在文章学理论上提出了“古文四象”之说，认为文章有气势、情韵、趣味、识度四种境界，但曾国藩本人在其《书家》、《日记》、《诗文》中反复提出自己对阳刚之文的偏好，曾氏本人的确创作出气象峥嵘、大气磅礴的阳刚之文曾氏在提出“古文四象”之说不久的同治四年（1865）七月初三日与纪泽纪鸿的家书中写道：然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古文如贾谊《治安策》、贾山《至言》、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时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简斋、曹寅谷，墨卷如《墨选观止》、《乡墨精锐》中所选两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

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余字，皆无不可虽系《四书》题，或用后世之史事，或论目今之时务，亦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嗣后尔每月作五课揣摩之文，作一课气势之文讲揣摩者送师阅改，讲气势者寄余阅改四象表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两儿均宜勉之，此嘱{13}曾氏这封家书，首先强调了“文贵气象峥嵘”，列举了文学史上的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等，皆有最盛之气势曾氏还从创作上指出文章要有气势，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不要拘泥于八股文的格式其实对古文阳刚之气的偏好，曾氏早年就多次在《家书》、《日记》中有过表述，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中写道：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傲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