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docx

  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 社会 经济 步入新的 发展 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德治”也是 中国 古代治国的传统江泽民同志在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中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汉代是中国古代“德治”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的“德治”主要是“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本文就想对此作一探索，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瞥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则上是自武帝始因为汉代初期思想上主要以“黄老”治国，自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才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也就是说，只有从武帝尊儒后，“孝治”才能在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中占一席之地武帝在“以孝治天下”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二是用“孝治”解决了汉初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统治者的政体 问题 关于“举孝廉”： 理论 界都以《汉书·武帝纪》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为据，认为首次出现于武帝七年五月其实，这里的“孝廉”虽连用，但仍“举孝”是“举孝”，“举廉”是“举廉”，即“举孝一人、廉一人”。

这只是对文帝时的“举孝悌、力田、三老、廉吏”等政策的延续与发展《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武帝只不过是仅举了“孝”和“廉”而已武帝真正“举孝廉”，据《汉书·武帝纪》载，是元朔六年冬十一月，武帝下诏说：“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关部门在讨论后回奏说：“古者，诸候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

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武帝正式批示“奏可”这里的“举孝廉”才是个专有名词，即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举孝廉”—— “孝廉”是同一个人，不是分开的举孝廉”在选举时，主要考察的是“孝”，也不是“廉”，即一个人只要“孝”，就可被举为“孝廉”这里，“孝”必须是真实的，“廉”可以是潜在的，一个人只要“孝”就可能“廉”孝廉”在被选举前不是官，只有被举为“孝廉”，才能当官举孝廉”此时被正式确定为用人制度关于政体问题：刘邦在建汉之初，由于异姓王的反叛，借鉴了西周初期“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经验，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2]，大封同姓王，建立了一个同姓王分封制的 政治 体制血浓于水，同姓王分封制使汉政权得到了巩固，国家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同姓王分封制仍有个弊端，就是封国过大的问题，各封国几乎都有能力与中央朝廷对抗文帝时，贾谊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3]；景帝时；晁错主张“削藩”，都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晁错的“削藩”激起“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带迫切性武帝十六年，主父偃上书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

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4]主父偃的这一上书，又叫“推恩议奏”武帝一看，既符合“孝治”的原则，又对各封国有实质性的削弱，于是就“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5]这一诏书就是 历史 上有名的“推恩令”《汉书·武帝纪》载：武帝的“推恩令”最先获得了梁王、城阳王的响应，他们上书朝廷：愿分邑于子弟武帝下诏表示赞同：“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 分析 弱小云”推恩令”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汉初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平稳过渡，也解决了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矛盾此外，武帝还多次下诏“表彰孝”和关爱老人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元年，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

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元狩六年又诏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等自武帝以后，汉统治者基本上承袭了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第一，在用人制度上坚持“举孝廉”如《后汉书·荀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孝”，就会被举为“孝廉”，并可当官举孝廉”是两汉士子进身的第一个台阶，而且是岁举，所以从这里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要翻翻《两汉书》，“孝廉”随处可见，直到汉代末期，曹操、李密等还都是“孝廉”出身不过，此时的“举孝廉”已严重掺假，如当时的童谣讽刺说“举孝廉，父别居”[6]第二，坚持同姓王分封制汉代与秦代在体制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汉代在体制上实行双轨制，即分封制与郡县制相结合这里的分封制，主要是分封同姓王，异姓功臣一般只能封侯，而且后来封地都不大，不能形成国中之国这是因袭武帝“推恩令”的结果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汉武帝以后汉代的政治体制与秦一样，都是郡县制，不妥。

秦是完全“废分封、行郡县，子弟为匹夫”，怎么能与汉代相比？汉代在体制上一直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坚持“以孝治天下”不动摇第三，不断完善有关“孝亲”问题的立法如《汉书·宣帝纪》载：地节四年，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徭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为了使百姓能“尽孝”，免除“有大父母、父母丧者”的徭役；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又解决了子孙“尽孝”与长辈“犯法”的矛盾第四，由“孝亲”推及“敬老”，并将“敬老”也法制化如《武威汉简》载：宣帝时曾“制诏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老小，年高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有敢妄骂詈欧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驰道旁道．．．．．．王杖不鲜明，得更缮治之’”这是汉代关于“敬老”问题的立法该汉简还有一因欺侮老人被重罚的案例：“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英+页）部游缴吴赏使从者殴击先，用诉，地大（太）守上谳廷尉。

报：罪名明白，赏当弃市由此，可见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斑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汉代“以孝治天下”，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和统治者的成功治国经验等决定的转贴于 汉初的 政治 状况：如前所述，刘邦“刑白马盟誓”所建立的同姓王分封制，虽然巩固了汉政权，但尾大不掉，一些同姓王不服朝廷统治，甚至谋反，这对汉政权的触动非常大如何对待同姓王分封制，以晁错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一定要依法打击，并予取缔就是说，同姓王分封制是祸根另一种以贾谊为代表的观点与晁错很接近，要么“废分封”，要么“众分封”，但都要采用强制手段来解决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刘邦当年“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初衷事实上，汉初同姓王分封制的弊端只在于封国过大，不在于同姓王分封制本身相反，同姓王分封制的长处十分明显：天下一家，异姓休想谋逆而且，秦始皇当年不封子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一呼，天下响应，秦无“藩”可屏，迅即灭亡，是前车之鉴汉若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继续发挥“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积极作用，又能和平地解决封国过大的 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孝”对其笼络和感召因为“孝”是血缘纽带中凝聚力最强的范畴，大家同祖同宗，“孝”是理所当然，无论是向中央朝廷“尽孝”，还是“以孝推恩分邑于子弟”，大家都心服口服。

汉初的 经济 状况：经济基础是小家经济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伦理道德范畴做治国思想汉初的“黄老之治”虽对其有一定关爱，但“黄老”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精神，对小家经济保护不利如《史记·平准书》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小农经济健康 发展 ，客观上就要求以儒家的“仁、孝” 思想治国为什么汉代后来“以孝治天下”，没有“以仁治天下”呢？主要是由汉代小农经济的状况和“仁、孝”自身的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 中国 封建 社会 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尽管在西周后期“厉始革典”时就已暂露头角，但真正在整个中国形成气候却是秦汉时期，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才标志其作为一个有生气的阶级正式登上 历史 舞台所以，汉代的小农经济仍属小农经济的早期仁、孝”作为治国思想虽都源于伦理道德，但二者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来自伦理道德本身我们今天都认为伦理道德是一个词，没什么区别其实，在人类初期，伦理是伦理，道德是道德，二者的内涵不一样伦理专指人们的血亲关系，道德则既包含人们的血亲关系，也包含了非血亲关系人类最初的社会共同体是血缘家庭，所以伦理关系是人类的初始关系，随着血缘家庭的解体，至少在出现外婚制如“普那路亚”家庭时，才会产生道德。

因此，相对“仁”来说，“孝”的范畴更古老孝”原是个纯伦理概念，产生于道德出现之前，“仁”则是在道德出现之后的产物既然汉代仍处小农经济的早期，整个社会还不十分发达，“以孝治天下”比“以仁治天下”，更适合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汉初的思想状况：思想上虽主要以“黄老”治国，但不搞思想专制，允许百家复兴和并存如惠帝时即下诏“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7]；吕后时又重申：“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8]；文帝时，为了“广游学”，增设《孟子》和《孝经》等博士[9]，还专门派人到伏生处抢救《尚书》[10]；至少在景帝时，已设《诗》、《春秋》博士，当时的辕固生就是《诗》博士、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是《春秋》博士[11]；武帝初期，又“置《五经》博士”[12]汉初统治者对治国思想的探索始终是积极的，在“黄老之治”出现弊端后，文帝曾支持过贾谊“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景帝支持过晁错“削藩”，武帝支持过王臧、赵绾“立明堂以朝诸侯”，但由于怕惹起众怒，这些改革都未进行下去特别是，晁错“削藩”的失败，连同他所崇尚的“申、商” 理论 也于武帝元年被罢[13]汉代统治者经过一番痛苦的摸索，终于在武帝初期发现“孝治”可行，武帝也正是用“以孝治天下”解决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