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数字化和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docx

生产要素数字化和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 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基本趋势，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中国经济面临迫切的转型升级需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上公布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目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性任务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现实内涵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依赖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类要素投入的基本事实，实现生产方式的全面升级和生产效率模式的重塑（袁富华等，2016）刘世锦指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来源应该有五个，分别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前沿性创新（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领域）以及绿色发展。

充分发挥这些增长来源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为社会生产提供基于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新生产要素，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高度融合发展报告即从这一角度入手，着力于探讨数字经济的资本构成和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时至今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力量，对于实施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战略具有重要意义[1]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数字化大国，在互联网使用者数量、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等指标上均位居世界前列，诞生了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等一批居于国际领先位置的互联网企业，同时也形成了包含网络服务、电子商务、社交平台等在内的全面的数字经济生态和数字化场景，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发展的成熟期然而这一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从部分细分行业出现的过度投资和恶性竞争，到打着互联网旗号的P2P金融出现普遍爆雷，再到部分电子商务和网络服务领域出现的比较突出的垄断和寡头现象，都意味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图1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2014～2017年）事实证明，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渠道之一是提升我国经济的有效供给能力，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扩大有效供给，以及互联网与制造业、物流业和农业等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管理创新，大幅提高生产运营和组织效率，推动传统产业全面升级为了最大化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需要对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高度融合下的经济发展路径及经济增长模式有充分的认知，了解进入新常态后的社会生产组织同之前有何区别，构建包含各类新生产要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了解这些新生产要素如何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和科研创新发展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历程和与之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能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一段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被称为美国的“新经济”发展阶段，也催生了一批研究信息通信和互联网技术（ICT）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分析ICT资本深化、ICT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ICT资本的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在参数估计上存在差异，此类研究大多支持信息通信和互联网技术是美国新经济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判断（Jorgenson，2001；Oliner et al.，2007等）一些学者采用类似的实证方法预测欧洲和中国经济增长，发现20世纪90年代开始ICT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但是影响规模和发挥作用的时间范围都弱于美国（van Ark and Inklaar，2005；徐升华和毛小兵，2004；蔡跃洲和张钧南，2015）。

综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传统资本、劳动和ICT资本的重要性，而与数字经济联系同样密切的信息、数据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或常和ICT资本混为一谈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具体内容较多，将在文献梳理一节详述）表明，无论是将数据资本的效应忽略，或是用ICT资本一以代之，均会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准确估算，并进一步导致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现实数据出现严重偏差针对此现象，报告提出“数据资本”的概念，并与传统意义上的ICT资本相区分在数字经济的大环境下，信息、数据（以下合称“数据资本”）和传统资本、ICT资本的角色，影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方式均有显著不同，将之忽略或和另外两种资本混为一谈，正是传统理论的实证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ICT资本、传统资本相比，它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它们不仅直接作为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优化企业的生产要素配置间接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甚至推动政府职能转化，促进产能升级和经济结构改善，具有明显的“干中学”的特点因此，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厘清数字化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乃至通过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推动增长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有重要意义。

报告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数据资本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数据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描述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期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路径我们首先关注于供给侧的生产安排，建立一个包含数据资本、ICT资本和传统物质资本的生产函数通过分析稳态增长我们发现，从供给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数据资本投入水平和ICT资本占总的物质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也可以解读为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的信息化水平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使用可观测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的方程，解决了现有文献中数据资本和ICT资本的部分指标难以被观测、产出难以被量化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可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剥离数据资本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发现对于之后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有借鉴意义在构建生产函数之后，我们建立报告的主要模型，在前述的基础框架中加入“干中学”机制首先，在生产端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于实证的计算数据资本通过“干中学”机制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线性方程进而，我们引入家庭部门的偏好选择，建立完整的内生增长框架我们使数据资本和ICT资本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资本和总生产率的累积过程，避免了以往研究中ICT资本身兼资本和技术二职，夸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缺点。

我们对这一经济的稳态进行研究，发现，当资本回报恒定条件满足时，经济体存在一个非平衡增长的稳态，其中数据资本的增长高于其他部门的增长该稳态的增长率介于不考虑ICT资本和数据资本的增长率和传统的含ICT资本的干中学模型的增长率之间，这呼应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实证结论通过报告分析，笔者希望通过引入数据资本，并将其与传统的ICT资本相区分，从生产要素数字化的角度在厘清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我国实现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提供更明确的标的，引出更准确可行的思路报告余下部分的主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已有文献梳理和简单评述第三部分建立了一个引入数据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数据资本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同时探讨加快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可行方式第四部分通过在前一节的模型中引入“干中学”机制探讨数据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第五、六、七部分对模型使用的数据来源进行讨论，校准模型参数，进行数据模拟并将拟合结果与现实数据进行比较第八部分总结全文并给出基于报告分析框架的研究展望一 文献梳理和理论发展现状分析已有研究中关注生产要素数字化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关系的文献多从分析信息、通信及互联网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的视角开展。

此类文献被部分学者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大数据技术逐渐发展壮大、得到产业界充分重视之前，文献中罕有专门探讨大数据和有关储存及传输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及实证文章因此，这一部分的文献梳理将重点关注同生产要素数字化关系最密切的ICT技术发展，以及其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对ICT技术的关注起始于对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一现象背后的驱动力的探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一段接近十年的持续性的以“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繁荣，被新闻媒体定义为美国的“新经济”（New Economy）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ICT技术有关投资的增长速度相比之前增长了接近一倍，ICT技术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逐渐浮现，主流经济学界认为这一变化可能是美国进入新经济阶段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相关文献中比较突出的包括Jorgenson（2001）、Oliner等（2007）等其中Jorgenson（2003）估计美国经济在1995～200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前一阶段（1990～1995年）高接近2%，这一增速提升主要由企业增加对于ICT技术的投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导致。

Kretschmer（2012）梳理了研究ICT技术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的实证文献，得到的一致结论是在国家层面对于ICT技术的投资增加10%，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0.5%～0.6%虽然有部分文献指出这一结果存在一定问题（Hempell，2005a；Tambe and Hitt，2010；Bloom and Reenen，2010），但这些文献也都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ICT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只是在具体参数估计方法上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根据所关注的影响渠道的不同，研究ICT技术驱动经济增长的文献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可以被归纳为“ICT技术中心论”（Oliner et al.，2007），重点关注ICT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此类文献通过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认为ICT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至少存在以下三个途径第一，通过ICT技术产品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Dewan and Kraemer，2000；Inklaar，2005）；第二，通过ICT技术产品使用部门的ICT技术资本深化，亦即企业、产业和宏观经济中ICT技术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上升（Oliner and Sichel，2000）；第三，通过ICT技术产品使用部门的科研创新和生产过程的重新组织。

也有部分文献指出，以上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不稳健，例如，Gordon（2000）研究表明20世纪末美国ICT技术产品生产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得到提高而ICT技术对于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与“ICT技术中心论”相对的第二类文献可以被归纳为“ICT技术协同论”，此类文献关注的重点是ICT技术和有关产品是否对于宏观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生产率增长存在类似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知识外部性”的溢出效应，对于这一溢出效应的讨论往往关注与之近似相同的一个问题，那就是ICT技术本身是不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Bresnahan和Trajtenberg（1995）最早提出通用目的技术的概念，用来定义广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类生活水平的关键性的新技术，将之与仅影响特定部门和特定生产过程的专业目的技术区别开来根据他们的归纳与总结，可以被看作通用目的技术的技术发明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征：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