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学视角下新文学途径及走向 .doc

主题文学视角下新文学途径及走向主题文学视角下新文学途径及走向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结合体，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民族等话题一直是新文学的核心主题，它们之间颉颃对立、互动共生的结构形式不仅呈现了新文学的纷杂面貌，也规约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一、启蒙与专制的尖锐对立启蒙主题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从“吃人”和“被人吃”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启蒙先驱那里，民主、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照亮我们走出黑暗的明灯，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再通过其他东西而获得合法性，而是相反，无论政治制度、道德规范，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要通过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是需要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J】 李大钊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 ”【2 胡适倡导“易 b 生主义”，告诫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

鲁迅喊出“人之子醒了”的呼声【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而区分这一切的尺度则是人的发现和觉醒毫无疑问， “五四”启蒙的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g-迅：《伤逝》)这种完全自觉的主体意识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是胡适、周作人所提出的“个体本位主义”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我们的责任就是“使个人有自由意志 ”周作人则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里，人的个体价值不再消融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代知识分子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国民思维 “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郁达夫：《沉沦》)如此这般地追求爱情，肯定自我，足以说明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观念在当时青年心目中的至高地位于此，我们说， “五四”启蒙在人的发现和觉醒方面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运动，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新时期得到了接续和发展。

尽管这中间有着太多的波折和延宕新时期之初，人学标准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伤痕文学之于新时期启蒙的意义，首先便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写人的命运也好，伤痛也好，其实都是在倡导人的觉醒其次，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文学从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过，此一时期启蒙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它把人从专制暗影和造神运动中唤醒的时候，尚未意识到新形势下人的生存危机与价值悖论，尤其是物质需求与精神诗意、当下关怀与终极眷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问题换言之，伤痕、反思文学只是将人从权威迷信中解放出来，未能向人们提供化解危机的备选方案，面对光怪陆离的欧风美雨，觉醒了的人们表现出异常的迷茫，这也为上世纪 90 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私人化叙事盛行埋下了伏笔20 世纪 8O 年代后期，随着国内影视文化、大众传媒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理想、崇高、正义等词汇在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叙事中变得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叙事圈套、欲望表达、语词迷恋，以及对幻觉、暴力、性爱、逃亡等反常状态的热衷启蒙话语的终极性、超越性被无情消解，私人化叙事充斥文坛这个时代可以宣称“不谈爱情”(池莉)；可以直白“过把瘾就死”(王朔)；男人的游戏是“请女人猜谜”(孙甘露)；女人的宣言是“你不来与我同居”(伊蕾)。

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过度迷恋不仅表明人文理想的悬置，而且暗示着文学话语的讲述者不再把自己当成讲述生活、还原历史的精神主体，他们毋宁说是寻求语言快感的叙述人、话语圈套的制造者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Sapereaude”就是“要敢于认识”在提出“敢于认识”口号之后，康德又强调偏见对人的愚昧和戕害，他说：“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7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将启蒙与偏见、认识与批判相提并论，指出了启蒙的反思一路启蒙的反思一路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承继，福柯说：“我不知道是否在今天必须说，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我继续认为，这个任务需要研究文明的限度，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

”今天，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知识分子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启蒙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不过，从对启蒙要义的归位来看，未来的启蒙仍将循着康德、福柯等人的思想前行，在肯定理性、个体、平等的同时，也将理性的批判、选择的多元等因素考虑进去英国思想家阿伦•布洛克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9】 于此，我们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语，启蒙的行进与反思是同步的，也是持久的与启蒙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的专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要求人们恪守“三纲五常”，不容也不允许“离经叛道”，文人们在“内圣外王”的旗帜下，不敢触动皇权专制的根基，有的还充当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卫道士晚清以降，这种情形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日益加重为了疗治封建沉疴，挽大清于即倒，梁启超提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主张梁氏开明专制思想确有其合理成分，如重视开民之智，包括启蒙理性之智、参政议政之智、思想解放之智但是，无论怎样开明，专制终归仍是专制既然是专制，就意味着统治者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没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他。

开明与否，全仗权力自身，没有任何一种外在机制的保证换句话说，欲通过开明专制走向民主，就得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强权人物身上在近代中国，这种强权人物不能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而他们恰恰又是革命的对象，怎么能作为“开明专制”的动力出现呢?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以及封建军阀的别有用心，注定梁氏的“开明专制”结局只能是与虎谋皮，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蜂拥而至，尼采、叔本华思想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几乎人人都谈尼采，谈“重估一切价值”陈独秀用生物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来佐证“人力胜天命”，得出结论：“抵抗力者，万物各执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谓也 ”n”李大钊不仅认为生物进化史是生命为了达到“全生之志”而不断与环境作斗争的历史，而且认为牛顿力学的宇宙“阖辟”两种力量、叔本华哲学的“意志”、斯宾塞学说的“抵抗”具有“言不必相谋，理实有相通，森罗万象，各具意志”的力量¨在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时代，任何呼唤抵抗、张扬意志的声音都会起到动摇、颠覆专制主义的作用一旦这种呼唤与时人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要求相遇合，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也许源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抑或是启蒙话语的漫长，虽经“五四”大潮的洗礼，但专制主义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时有反复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摇摆不定，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工农兵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者，承担着关于革命的全部想象，文学人物系列中的工农兵形象都是清一色的先进分子、革命英雄，而他们的对立面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要么是有着“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正面／反面、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被结合的叙事模式在为意识形态提供话语支持的同时，也将文艺界的权威主义引向了极致，引发新时期的又一轮启蒙话语二、救亡与翻身的协同一致救亡主题由来已久，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争取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不绝于耳，紧迫的民族危机催生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反过来强化救亡主题即使在“五四”，启蒙大潮风起云涌，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响亮的音符2O 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30 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都自觉地把救亡置于中心地位，思想启蒙还未来得及深入展开，便让位给全民参与的社会革命从“国防文学”、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提出，从“左联”解散到“文协”成立，救亡成为各时期文学的主声调。

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战地的前后方，战时文化环境在促使他们从思索转向行动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从知识分子转变为文艺战士战争改变了“五四”以来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与民族主题并存的生态场，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国势，救亡主题尤为紧迫文学不再是一种当然的职业，作家必须正视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和神圣使命翻身主题的核心是劳苦大众的身份改变——从被剥削者成长为主人翁 “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就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劳工大众鸣不平 《贫民的哭声》中，陈独秀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 ”【l 指出官吏腐败要求社会公正的阶级意识，在刘半农的诗歌《相隔一层纸》 、《学徒苦》 ，刘大白的《卖布谣》 、 《田主来》中也都有鲜明体现如果说“五四”文学中翻身主题尚停留在同情、呼号阶段，指向仍是思想的公平、正义，那么解放区文学不仅把它提升到土地革命的高度，而且把工农身份的改变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孙犁的《荷花淀》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 ，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 ，李季的的翻版这类作品因为在“才子佳人”、 “英雄美女”结构安排上迎合了解放区工农大众的接受习惯，极大地满足了青年男女倾心相爱的心理诉求革命斗争题材在抒写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同时，也将翻身主题孕育其间两者互为比照，互为动力一方面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打破了僵化的阶级秩序，实现了农民分田、分物的愿望，土改运动前农民郁积多年的仇恨感来了个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家国兴亡的责任感也激励着工农大众积极参战、援战，巩固土改成果，并跨越式地实现“农民一主人—英雄”的身份提升 《吕梁英雄传》中的武得民、雷石桂， 《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 《荷花淀》的水生、水生嫂……有的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从贫弱农民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经过革命熔炉煅烧，从苦大仇深的佃农成长为战斗英雄；有的甚至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感情，结为终身伴侣与婚恋题材相比，这类小说以回肠荡气的英雄气概、丝丝入扣的情节脉络、传奇般的人物经历见长，作家把创造生活的激情宣泄了出来，读者心中潜在的创造历史的要求也对象化到英雄人物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一扫欺凌阴霾的中国人民空前振奋，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心理上、情绪上完全为“站起来”的喜悦所溢满，诗句“满眶热泪陡涨，周身血沸千度”尽管手法上夸张了点，却道出了民族解放的欣慰与自豪之情宽泛地说， “十七年文学”都与“翻身”主题有关——强调表现工农兵生活，强调歌颂光明，强调文艺反映的生活要比现实更高、更美、更典型与提倡“翻身”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