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危机中的挑战论当代美国校园小说对少年主体性的建构.docx

认同危机中的挑战论当代美国校园小说对少年主体性的建构本文关键词：主体性，美国，建构，说对，认同本文简介：提要:当代美国少年小说独树一帜，其成就与作家较为激进的少年观和具有深度的创作方法紧密相关本文以当代美国校园小说为例，分析其塑造少年形象的方略:生物性和社会性向度上的原点回归，及儿童向成人精神转变的拐点求索，其核心是对处于自我认同危机中的少年主体身份的多向度建构，指出小说多采用互文对话的叙事策略和多本文内容：提要:当代美国少年小说独树一帜，其成就与作家较为激进的少年观和具有深度的创作方法紧密相关本文以当代美国校园小说为例，分析其塑造少年形象的方略:生物性和社会性向度上的原点回归，及儿童向成人精神转变的拐点求索，其核心是对处于自我认同危机中的少年主体身份的多向度建构，指出小说多采用互文对话的叙事策略和多元交织的话语模式来显现少年在认同危机中主体身份建构的混杂性及艰难性，着意于塑造少年思想者/挑战者形象，同时又暗含了对隐含少年读者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体现了不退避的现实主义姿态关键词:少年小说认同危机主体性“原点”回归:生物性与社会性向度上的建构少年小说对个体生命“原点”的回归与儿童文学不同，后者更多表现为对自由、自在、自足的童心这一理想的人类生命起点状态的畅想。

这也是儿童文学被一些学者所诟病之处如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Rose)在她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着作《〈彼得·潘〉或儿童虚构文学的不可能》中，通过对儿童文学的文本策略、角色刻画和价值立场假设等的分析，指出儿童文学将儿童(包括文中角色与文外读者)建构成无性的、纯真的、抗拒政治的(不管是儿童群体之间还是广大社会里的政治)一种生命现象这番评论针对《彼得·潘》这一幻想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一定的中肯性，但是对于表现生命临界点的少年文学并不适用相比儿童文学，少年文学对少年生命“原点”的呈现更为真实、赤裸对照罗斯对儿童文学的评判，可以如此概括当代美国少年文学:它们将少年建构成有性的、复杂的、介入政治的(不管是少年群体之间，还是广大社会里的政治)这些少年小说力求回到少年身处的“原点”———由生物性向度和社会性向度构成的坐标系，而且对之呈现得相当大胆和开阔生物性向度(本文用“生物性”取代儿童文学常用的“自然性”，是为了强调少年期的生理变化给少年文学的表现内容带来的冲击性变革)主要涉及自然情爱、身体/性等这种生物性向度上的敞开式描写不是仅作为生物性意义的表层反映，而是往往和社会性原点紧密相连，直指社会批判和少年主体性建构的深层题旨。

本文论述的四部校园小说无一例外地写了少年主人公自然萌发的对异性的爱恋和追求，真切细腻地写出了少年恋爱“战争”中的一波三折文本中富有浪漫气息的爱情元素同时又蕴含着文化价值取向，多以爱情矛盾折射不同世界观或人生观的较量如以爱情为中心线索的《星星女孩》中，少年里奥“我”被与众不同的星星女孩吸引并爱上了她然而当星星女孩给作为自己学校对手的篮球队喊加油这一“过分天真和无私”的举动犯了众怒，几乎全校学生都开始孤立她时，和星星女孩相恋的“我”也为此受牵连夹缝中的“我”虽然对此状况很愤怒，但内心很怯懦由于害怕被孤立，“我”对星星女孩的爱变得若即若离，以至于错失了心爱的女孩小说中，“我”和星星女孩的爱情经历融合了“我”对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的亲近或疏离，同时也隐喻了个体在集体权力压抑下妥协的卑微与无奈而“我”最后的幡然悔悟则反映了对星星女孩所代表的充满生机、热情、友善的生命观、价值观的重新认可这段与社会性向度紧密勾连的少年情爱旨在表现个体与群体的权力之战，表达了对坚守自我独立性的思考相较情感层面的爱恋，这些小说对身体/性欲这一生物层面的袒露更有冲击力对少年性爱的书写早在出版于1974年的《巧克力战争》中已有涉及。

虽然此小说的故事内核是少年杰瑞与学校黑势力的斗争，但作者并不因为社会性问题的沉重而摒弃生物性向度，而是将少年在两个向度上的认知相扣连杰瑞对性与爱的渴望和他的自我认知诉求与社会性处境的压抑紧密相关，他也正是在性爱的尝试和挫败中发现并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近年被熟知为“32项大奖加冕之作”的《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对少年性欲层面的掘进更是突出十四岁的印第安土着少年阿诺用“以此为傲”的口吻表白了自己的自慰行为和性欲望，用毫不避讳的告白剥下了文明社会的斯文外衣阿诺对于身体欲望的大胆披露没有沦为低级的色情诉求，而是跟“世界的问题”相关———为被道德规范压抑的本能的性欲望正名他的爱情不仅始于生物性向度之上，而且也同样腾挪于社会性向度之中他赞叹骄傲的白人女生潘娜洛普美得叫人发狂的身体:“这个妞相当的自我但自我也是一种性感……色欲真是叫人发狂啊”(亚历斯132)身为在白人学校被歧视的印第安人，“我”很冷静地猜想潘娜洛普跟“我”交往“可能只因为我是个印第安男孩”，“我想她可能对自己作为一个世上最漂亮、聪明、受欢迎的女生感到无聊，想做点疯狂的事你懂吗?她想把自己弄脏我就是那个污迹但，嘿，我也有点在利用她不管怎么说，我突然之间出名了”(133—34)。

阿诺表面上津津乐道的“色欲”其实包含了对于种族平等的社会性诉求这部大胆深入传统儿童文学禁区的少年小说还将性爱和沉重的死亡事件相结合，来互证各自真实的伤痛或混乱女老师将阿诺姐姐的死讯告诉他时，怕他认同危机中的挑战伤心而拥抱了他，阿诺的心理反应却是:“我很震惊，但是心里并不难过悲痛并没有马上击中我，没有我主要是对我，唔，因为拥抱而产生的生理反应感到不好意思没错，当我听到我姐姐的死讯时，我得了个大高潮真是可怕的性变态啊!”作者把性带来的兴奋感和死亡带来的压抑感并举，以表现失去亲人之痛与来得反常的性欲之间的冲突这冲突也发生在珍迪·尼尔森(JandyNelson)的《天空无处不在》中的少女主人公身上，在失去姐姐的巨恸中，“突然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做爱”这类不合时宜的生理欲望的描写反衬了人物心底极端的痛苦与自责，达到了托尔斯泰擅长的“心灵辩证法”的力度它长驱直入地探索了少年幽秘的身心世界，显示了作者的体贴心、洞察力和表现的勇气校园题材的美国少年小说对少年身处的社会性向度有相当广阔的拓展，涉及族类(家族、种族、民族)、历史、政治、教育等多种社会问题，灌注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本文涉及的四部以学校为故事背景的小说都以学校问题来折射各种社会现象，学校成为社会的缩影。

《星星女孩》里发生在同学群中的孤立异己事件显现了社会庸众对异己的排斥和压制《星期三的战争》则以越南战争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小说通过从越南营救来的越南女生和丈夫参加越南战争的女教师们的境遇，表达了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批判这类对于战争的反思是当代美国少年小说拓展其社会性向度的一个重要基点这部小说中，学校也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变体而被少年主人公审视，在少年霍林眼里，校长是“小国独裁统治者”小说多用戏剧性的细节，巧妙而有力地讽刺呆板的教育机制及无知、无能的社会领导阶层此外，小说也以嘲讽的口吻揭露欺负低年级同学的校园恶霸的劣迹少年主人公与校园恶势力的斗争在《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和《巧克力战争》中有更充分、深刻甚至触目惊心的表现，但其主旨并不止于一般的正义与邪恶的简单较量《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中，处于弱势的阿诺在先后就读的印第安保留区学校和白人学校均遭同学欺凌或敌视，阿诺和同伴间的矛盾斗争指涉的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种族之争美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家尼尔·盖曼(NeilGaiman)曾猜测:“这本书出版一年内就会获奖，还会被禁!”(中文版书前推荐语)“被禁”的可能性或许与小说对直言性欲的生物性向度及涉猎种族歧视的社会性向度有关。

校园小说对社会阴暗面的揭示从那部在1974年曾被列为禁书的小说《巧克力战争》开始就有了震撼之笔作者罗伯特·科米尔笔力集中地揭示了学生黑帮以及代理校长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恶势力打击反抗者的阴谋和卑劣行径，孤身作战的少年杰瑞最终被狼狈为奸的压制者打垮这部小说对阴暗面的暴露入木三分，常被作为一个对应着社会权力结构的政治寓言去解读当代美国校园小说除了以学校这个主要阵营来拓展社会向度，同时也兼及家庭这另一个重要的少年生活场域家庭也是社会空间，以或正或负的作用力影响少年主人公的成长如《星期三的战争》中，霍林那唯利是图的父亲对他的压制带来了他最后的反抗;《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中，阿诺的印第安族人悲剧性的生存状况刺激他去寻找新的生活从美国少年小说的创作历史来看，作为开端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就开辟了将少年生活与社会政治相结合的写作范式本文所论的这些当代校园小说立足于回归少年生命境况的“原点”叙事，竭力拓展生物性和社会性组成的坐标系的深广度，尽可能还原、直逼个体生命与社会真相，真实地显示了少年生命的原生态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多重境遇，为少年的主体性身份建构提供了多个真切而坚实的维度境及蜕变，即寻找自我认同的复杂与艰难。

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这样界定他提出的核心概念“自我认同”:“个体依据个人的经性地理解到的自我”这几部少年小说叙事上运用了各种策略，着意通过“对话”塑造在反思中建构主体身份的少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所以适用于少年小说，乃是基于少年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和巴赫金所探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主人公在形象本质上有很大的相仿性在巴赫金看来，主人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兴趣，“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观点，是作为一个人思考和评价自己和周围现实的一种立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对主人公是什么以及主人公本人对自己本身是什么”本文探讨的四部少年小说也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关注主人公“生活中的危机与转折”，描写他们“站在门槛上的生活”，他们在各自的成长“拐点”上开始了对自己和世界的思考典型如《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英文题目中称主人公是“apart-timeIndian”，这寓含了两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困境，阿诺的朋友、博学的高第一针见血地挑明了阿诺在两个族群夹缝中斗争的处境本质:“生命的奥义，就是在‘作为一个个体'或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斗争”。

这可以概括四部小说中少年主人公所进行的战斗的性质，他们的各种挑战均与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建构的焦虑相关对应着精神“拐点”上的少年形象，少年小说在叙事上注重表现其思想斗争的矛盾性，体现出或显或隐的对话性本文所论的四个文本中，与主人公发出“对话”的一个突出因素是互文本———主要是引文文本(引用的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且大多具有经典性核心文本对互文本有着正向或逆向的指涉，意味着对某种经典或正统意识的认可或背离互文性在《星期三的战争》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小说用了六部莎士比亚经典戏剧作为互文本，那些引文文本中主人公的行为和遭遇分别对应着“我”的现实处境或成长困惑如贝克夫人让“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威尼斯商人》，“我”把夏洛克理解为一个“想成为他自己的人”，而他之所以成不了，是“因为他们不允许他们只让他按既定的路走，他被束缚住了除了现在的样子外，他成不了任何人”(施密特48)夏洛特的遭遇正对应了“我”现实中的不自由:遭到唯利是图的商人父亲的“束缚”，只能按父亲的指示行事，成不了自己而“我”在阅读《哈姆雷特》的过程中，开始“为自己做决定”少年霍林与莎士比亚多个戏剧文本进行对话，从多个层面激发、丰富、强化着主人公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思考，并在一次次的挑战中逐渐“成为自己”。

《星星女孩》中的互文本是一类富有隐喻意义的文化文本———“我”数度在古地质学家阿奇家中与代表着本初生命形态的原始古生物头盖骨相遇，在与那些原始物品的“对话”中，“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即做原始的、本色的、纯粹的自我《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中，少年阿诺与一些文学互文本展开争论，如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米蒂亚关于“失去故土”的表达:“有什么比失去故土更令人悲痛的事呢?”“我读到那儿，心里想着:当然有喽，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