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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对于上海远郊农民还有多少价值——以上海市奉贤区王家圩村调查研究为例林建永 张同林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空间不断向城郊区域拓展，促进了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的加快，缩短着农村经济社会与城市的发展差距，使更多的农民融入了现代社会 然而在城乡联动发展取得多方面成果的同时，也造成了城郊农业活动主体农民的大量流失，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保障农民获得正常均等的产业利益是保持城郊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2008年 7月到 12 月，通过对上海市奉贤区王家圩村农民的调查，笔者分析了目前上海城郊的农田和种植业对于农民的真实意义王家圩村是上海远郊的农村，距离市中心70 公里，由原来的团泾村和八桥村合并而成，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农业村全村土地总面积4.41 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 3134.07 亩，养殖业用地约 800亩现有村民小组 22 个，分布于 72 个自然村落，总人口 1909 人，其中流入人口58 人全村基本农田约3400 多亩，种粮户 453 户，直接种粮农民 679人主要种植粮油等大宗农作物、扶郎花等少量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生产成本高，销路不畅通，发展缓慢村里有2 家工厂，分别是空调装配厂和通风器厂， 合计工人 100多人。

目前刚刚注册 “王家圩村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一、传统农业增值存在极限1. 大部分村民难以依靠种植传统农业实现收入提高首先科技水平决定着农业亩产值的限度根据王家圩村村民反映， 水稻夏季每亩产 1200 斤已经稳定了好几年 有村民说要想在亩产上突破除非搞立体种植，但又怕采光不够，而用人工补足光源则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除非种植高价作物，否则不划算表 1. 王家圩村种植每亩毛收入状况时间品名斤/ 亩单价- 元毛收入（元）6 月-11 月水稻12000.92 110412 月-5 月油菜3801.40 53212 月-5 月大麦6000.55 33012 月-5 月小麦6000.70 420此表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作成表 2. 王家圩村种植每亩成本状况时间品名种子化肥排洪农药机耕除草收割粗计成本6 月-11 月水稻补贴180456555158044012 月-5 月油菜3130151516312 月-5 月大麦301001035106024512 月-5 月小麦3014010351060285此表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作成表 3. 王家圩村种植每亩收益状况时间品名毛收入粗计成本剩余 1人工费剩余 26 月-11 月水稻110444066440026412 月-5 月油菜5321633693204912 月-5 月大麦3302458580512 月-5 月小麦4202851358055此表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作成。

而传统种植，每亩毛收益一年不超过1700 元，扣除化肥等投入成本后剩余只有 1000 多元，而如果进一步扣除约500～700 元的人工费用后， 每亩剩余不超过 320 元表 4. 王家圩人均 1.6 亩种植收益状况时间品名毛收入粗计成本剩余 1人工费剩余 26 月-11 月水稻1779 709 1070 644 425 12 月-5 月油菜857 263 594 516 79 12 月-5 月大麦532 395 137 129 8 12 月-5 月小麦677 459 217 129 89 此表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作成2007年度上海市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4707元，一个纯农户每亩净剩余只有 320元， 每个纯农户人均必须种植100多亩才能达到全市职工的年平均水平因此，城乡统筹如果要求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当，只能要求农民转业或农业亩产收益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二、大部分农民无法利用土地实现农业增值首先， 农业价值链的利益分配决定了分散的大部分传统农民无法获得较好的价值附加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 波特对市场经济建立了产业分析的五力模型该模型指出一个产业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所能够得到的净利润比重取决于该产业对该环节的决策独立主体的依赖程度，或者说取决于该环节独立主体的谈判力。

而谈判力的形成不仅和品牌、 科技有关，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独立主体在该环节的可替换程度， 或者说其在该环节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该环节的市场分散度而我国农民作为非常分散的个体，在市场中的谈判力非常微弱，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很难从产业中分割到较好的利润；他们也很难在与下家即收购者的谈判中获得好的价格，即使获得，其利润空间也很容易被上家（种子、化肥、农药等供应商）所攫取其次，我国免税、 补贴和粮食收购保护价等农业政策的改善，从产业末端保证了整个产业的价值空间增大，但增长部分更多地被种子、农药、化肥、辅助机器操作、采购等环节切分王家圩的农民反映：总体上看，农药和化肥的价格增长幅度大于粮食保护价的增长幅度虽然每亩扣除粗计成本后的剩余在增长，但是如果考虑进农民个人工钱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这种增长就没那么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是负增长提高集中度是提高市场谈判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王家圩村的大部分农民反映：“参加农业合作社也没什么用国家增加的补贴被牵头的拿走了，我们又拿不到”、“我们种桃子，合作社牵头的总是先卖完他自己的才考虑到我们，如果等他们来帮我们卖，我们桃子不要等着烂掉啊？”“合作社，合不合都一个样，又没办法提高价格， 除非大家一块儿搞个品牌， 但是搞了品牌， 没有参加合作社的一样用， 还是没有优势。

南汇的桃子不就是这样吗？”因此要提高具有谈判力的集中度重要的不是土地形式上的合并或人员的简单合作，关键还在于有利益增加部分的共享机制，简单的“貌合神离”的合作社是无法提高农民谈判力的现有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其中文盲占17% ，小学文化 63% ，初中 15% ，高中 5% 较低的文化水平不仅限制了他们外出打工的机会，而且限制了他们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提高农业现代经营的能力因此，他们大多数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经营三、新一代村民对种植业失去兴趣根据对王家圩村的调查，一个没有承包别人土地的农民其家庭人均毛收入一年不超过 3000 元（参见表 4）而该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工资基本上都在每月1200元左右，其工资性年收入在1 万元以上，大大超过了种田收入因此一旦具有外出打工的条件和机会， 人们纷纷选择外出 目前的王家圩村， 青年基本上都出外打工， 留下来进行农业种植的以老年人为主，部分中年人即使从事农业也是兼职性的该村 1851名户籍人口中目前从事种植的有679 人， 60 岁以上的 312人，40～60岁的 312人，40 岁以下的只有 56 人王家圩村人口的居住状况（参见下表5）则进一步说明王家圩村的新一代村民已经对土地种植失去了兴趣，很多村民把居住地都搬到了工厂附近或市区。

45 岁以下的劳动力中68% 已经不居住在村里王家圩村分原团泾村和原八桥乡，团泾村靠近市区， 交通比较方便， 因此有些村民尽管已经在市区上班，但是仍居住在村里而八桥乡由于交通不便，完全居住出去的比例高达97% 表 5：王家圩户籍人口等居住状况户籍- 居住关系户在人在户在人不在户在人在户里户籍人口人在户不在本村里相关人口人口分类老居民外出人口新移民外来人口16 岁及以下431335181618716-30391955239924831-4516024364092443346-6042612275551557060 岁以上44121546744711109714281851581909此表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作成表 6：原八桥乡现有人口等居住状况户在人在户在人不在户在人在户籍人口人在户不在八桥相关人口繁体老居民外出人口新移民外来人口16岁及以下85937057516~3001032105210731~45213641421215446~601657452441025460岁以上1857319531983603791775632788此表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作成即便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也反映，他们并不喜欢留在村里种田，而不得不留下的理由是“城里菜太贵，我们种了给他们（子女）吃，省不少钱呢”、“没事做，没有更好的出路”等。

四、土地对于新一代村民意味着利益而不是保障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 土地是农民的重要保障， 因为土地能够提供基本的粮食但是这种状况已经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发生了极大转变：首先在沿海发达地区，人口非常稠密，在浙江的一些地方，人均土地不到0.2 亩，土地不足以提供基本的粮食保障； 其次，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大大改变了生活成本，医疗等费用的飞涨破坏了种田养老的保障功能对村民来说，土地的意义和传统农村社会相比已经发生改变，2003年以前王家圩村民曾大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别人耕种， 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土地的实际占有权，土地的承包期是30 年，村民转租给其他人很少超过5 年因为他们意识到上海的任何地方随时可能建设工业区等，一旦动迁就意味着一笔不菲的补偿收入进入2003 年以来，我国逐步取消了各种税费，并逐步落实了种粮补贴，很多农民又提高了种田意愿，王家圩的土地承包者反映： 最近几年土地越来越不好租了， 一是租金伴随国家补贴上升而上涨，二是越来越多的村民要收回土地自己种总之，土地对于王家圩村民来说并不具有保障功能，村民只是看中土地现有的和潜在的利益，村民并不是土地增值和农业增值的积极推动者五、未来村民会走向哪里？目前王家圩具有农业户口的青壮年基本都出去打工了，而2003 年后在上海农村出生的婴幼儿直接登记成为城市居民户口，一些比较有钱的村民倾向于或已经在奉贤市区购买住宅， 这说明王家圩的农民正不断从事实及制度身份上向市民转变。

依据我国继承法及土地法的规定，土地可以继承 总体上来说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使用权，因此他们或将成为拥有土地、收取地租或股利的地主性市民，而不拥有土地、直接种植土地的农民可能会成为政府不得不关注的下一个焦点作者林建永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律社会咨询中心助理研究员、《经济咨询》副主编，张同林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律社会咨询中心副研究员、博士）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14 期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