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郁达夫沉沦中的零余者形象.doc
7页论郁达夫《沉沦》中的零余者形象 摘 要:“零余者”是郁达夫笔下别具一格的人物形象这些“零余者”处在“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与人无损”的尴尬处境他们迫切希望融入社会,却遭到社会的抛弃,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多余人零余者”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初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和思想风貌,对当时广大青年及浅草社等文学团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虑到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文将从胸怀祖国与报国无门、自尊自负与嫉妒自卑,二重人格这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浅析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并将从郁达夫所处的生活环境及他追求个性解放的心态入手,简要分析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的成因关键词:郁达夫;零余者;形象成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运动给中国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冲击,西方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激进的文人作家们用犀利的笔锋打破旧思想、旧道德的禁锢,通过独特的人物形象反映了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其中,郁达夫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代表作《沉沦》震惊了整个文坛,开中国自叙体小说的先河,更创造出了风靡一时的“零余者”的文学形象这些“零余者”的形象复杂多样,心理活动十分丰富,具有明显的自叙色彩和多重人格。
这些“零余者”形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反映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尖锐的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了打破封建束缚的迫切要求一、郁达夫“零余者”内涵零余者,亦称“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才开始流行的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几乎都留学在国外,大都过着灯红酒绿的沉沦糜烂、荒芜邪乎、不义淫乐的糜烂生活他们空有满腹经纶,却不能经世致用;他们只会纸上谈兵,不会身体力行在经济上,他们自己无法养活自己,只能靠政府的补贴,家里的接济,或者是隔三差五的典当不值一文的旧货,他们总是抱怨,不满足却又沉溺于现状。
在感情上,一方面,他们长期远在他乡,远离家乡和爱人,常常沉迷于性幻想与渴望之中,可望而不可求,因此在外花天酒地,缠绵于酒家女之间;另一方面,当时的婚姻多是包办婚姻,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零余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婚姻上他们认为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但是软弱的他们又无力反抗和抵制封建制度,因而又忍气吞声的默认低头在社会中,地位卑微,与社会势不两立,饱经沧桑却无法改变自身命运,过着凄苦无奈的生活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生的苦闷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不是贵族,也不是高帅富,不但没有祖传的家业,而且连安宁的清贫生活也难以维持,因此在各种压力下形成了生的苦闷不仅如此,他们大都还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无法着手于眼前,不能屈伸自如他们在社会上总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不甘于无能却又无力改变,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社会上他们胆小不敢言,但是在家里他们却脾气暴躁,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如在《茑萝行》中,郁达夫这样描述主人公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到:“我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从这句话中体现了他们的软弱和脾气更甚,他们不屑于所从事的工作,却总是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不但没有醒悟,反而觉得“吃软饭”是理所当然。
这是他们生的苦闷二)性的苦闷他们在情感上,多情且感情脆弱,不堪一击,这可能与郁达夫自身有关系郁达夫三岁时父亲就逝世了,由母亲一个人维持着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郁达夫从小身体羸弱多病,这养成了他犹豫、情感脆弱、多愁善感、性情孤僻的个性特征我想郁达夫的某些情感性特征体现在“零余者”形象上,也可以说是“零余者”或多或少的阐释了郁达夫的个性特征加之处于青春期的他在留学日本期间还经历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即性的苦闷郁达夫天性灵敏孤僻,并切身感受到心灵痛苦,因此只能讲自己所经历的肉欲挣扎和心灵痛楚写在零余者的身上如《沉沦》中的“他”,放映了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各种冷遇和心路历程主人公想追求异性、渴望友谊和爱情而不可得,遂发展成性变态――自读、窥浴、偷听野合、嫖妓,但最后又因不能承受自我的道德谴责而投海自杀三)社会的苦闷他们在解决问题上,大都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找到真正的原因,总是一味的指责和埋怨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不公的遭遇他们痛恨,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现实社会,往往和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遇到挫折只能忍让和退缩以求自保,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做不到“真正的勇士”。
在郁达夫留学日本后,他深深感受到了日本民族对中国人的歧视和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如《沉沦》的结局,主人公是选择在窘迫的生涯中自尽,并且在自尽中还不忘发出无力又绝望的呼唤:“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他们生存在一个无法容纳他们的社会中,他们毫无存在感,一方面接受新知识的洗礼,另一方面仍然逃不过封建制度的束缚在面对挫折时,他们缺乏面对的勇气,他们经不起任何打击和压力,他们习惯了顺利和被保护,因而在社会上无法自由生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零余者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社会的因素让世人给予他们同情,但是现实的因素却给予他们残酷,让苟延残喘的他们经受着社会苦闷的鞭笞2、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的分析(一)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虽然与社会格格不入,但却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不管是在异国他乡还是在动荡的中国,这些弱小的“零余者”大多非常关心时政,他们担忧祖国的未来,并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祖国的现状,将中国变为强国不论是在春风得意时,还是在落魄孤单时,他们都心怀祖国,以天下为己任在国内的“零余者”同样为黑暗的时局而叹息,如《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留学归国后在送别友人时,“觉得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
《空虚》中的质夫遇到做过陆军次长的同学后,激动地想到“但是这些名目,难道是真的为中国将来的计算的人做出来的么?”“聪明的中国人呀,你们想的那些好名目,大约总有一国人来实行的我劝你们还不如老老实实地说‘要名!要利!预备做奴隶的好呀!’”可见,这些“零余者”对中国的现状有着充分的认识,落后的中国成为他们心中的一块伤疤但是,这些心系祖国的“零余者”却报国无门,难以在黑暗的社会中实现自己心中的抱负他们虽然受过一定的教育,是已经觉醒的一代,但是在日本,他们是比“贱贼”还低下的支那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去从事体面的工作回国之后,在军阀割据的当时,他们不可能跻身于政坛,因为当时的官员早已内定他们也不能在经济恶劣的情况下从商,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更不可能出卖体力去做劳动者他们只能去教书,或者做做文书翻译,偶尔赚点稿酬,经济常常窘迫到难以为生这些“零余者”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思想难以得到传播,他们的政见也只能在自己的脑海中腐烂,他们的一腔热血终究是要化成一场空的 (二)自尊自负与极度自卑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有着极大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自尊自负,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极度自卑巨大的性格反差,使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立体,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及文学意义。
这些“零余者”有自尊自负的资本——知识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还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读过很多书,既有传统的四书五经,也有西方的著作他们熟悉西方的哲学,也通晓西方的文学他们是当时平民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对自身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所以他们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希望自己能够有所成就同时他们又有着知识分子骨子里的自负和傲骨如《沉沦》中的主人公,在文学上很有造诣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英诗,轻而易举地翻译外语诗,文中写到:“他看着草木虫鱼,看着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可见主人公自视极高又如《微雪的早晨》,朱雅儒自尊心非常强,发疯似地读书,陈老头劝道:“雅儒,你在大学里,成绩也不算不好,何必在这样呢?听说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经可以了,你难道还想夺第一名么?……总之,是身体要紧……你的家里,全都在盼望你大学毕业后,赚钱去养家;万一身体不好,你就是学问再好一点,也没有用处这段话说明了主人公的好胜心理,也体现了家人对他们的殷切期望再如《空虚》中的质夫,在留学还未归国时有着一定程度的自负,“他以为有了学问,总能糊口,所以他到上海的时候,还不觉得前途有什么悲观的地方。
这些学成归国的青年们自负地认为知识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但是残酷的现实却使他们陷入了自卑的泥潭这也凸显了小资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沉沦》中的主人公因为是中国人,而陷入极度自卑他不敢追求日本女孩子当他头脑发热去妓院过夜后,经济窘迫的他竟然不能给侍女足额的小费这对主人公而言,简直就是耻辱没有钱的支那人,有什么追求幸福的资格呢?自尊自负与极度自卑的二元关系,充分体现了小知识分子难堪的处境,使得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既可悲又可怜 (三)二重人格“零余者”作为文学形象 ,是善恶与美丑、圣洁与鄙俗、自尊与自卑的二重组合二重人格在郁达夫的小说形象中表现更为明显些,忧郁与旷达,卑微与豪爽,他们既有向善的热情,也有贪恶的苦闷,他们既寻求感官刺激和精神麻痹而又自我谴责,他们有强烈的欲望却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毅力和行动在郁达夫的自传体散文中,最明显地是他少年时期自卑与自尊的对立统一,既与人群隔离又渴望温暖的矛盾心理在《书塾与学堂》里提到,作者在县立小学堂跳过一班要升入高两年的级里,向寡母提出了一个“非分”要求,要她买一双皮鞋,因为“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
这是他因年小贫穷孤僻怕受欺负,极端自卑之中生出的极端自尊的心理需求,不料因贫穷在买皮鞋的过程中倍受屈辱,母子二人在街道上相抱大哭从此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他后来又在《孤独者》中写道:“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书本是他排解孤独的一条出路,更是他能够立于人前的一条出路自卑与自尊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卑源自于自尊的需要,自尊因为自卑而更加强烈3、 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的成因丰富多样的“零余者”形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形成原因研究“零余者”的形成原因,能够更好地让我们理解零余者的形象,同样也能更好地凸显“零余者”在当时的文学价值及重要影响总的来说,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的形象成因主要有下面几点:(一)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客观原因作家的自身经历或多或少地会影响作家笔下的作品而郁达夫的自身经历对作品的影响就尤为突出了因为郁达夫认为小说便应当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应当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在作品之中具体而言,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又受到了以下三方面的经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