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doc

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 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何建明【论文分类】宗教【论文网络来源】【期刊期数】2009年05期【论文期刊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09年3期第100～105页【英文标题】The Cultural Revival Movement of　the Esoteric Sect in Modern China【作者简介】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872【内容提要】 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佛教文化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而密教文化的复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民初日本政府要求来华“反哺”密宗的企图，在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直接刺激了密教文化的复兴，渊源于唐朝密宗的日本密教被引进中国，并在1920年代形成热潮稍后九世班禅到达内地，积极推动了藏传密教的迅速传播，并在1930年代逐渐取代日密的影响而成为密教文化复兴的主流近现代中国密教文化的复兴之路虽充满曲折，仍彰显出民族文化重兴的希望 【日 期】2008-03-20【关 键 词】近现代/中国佛教/密宗/文化复兴密宗，或称密教，密乘，真言宗，因主张依理事观行，修习三密瑜伽(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而得名，是印度佛教后期所发展起来的，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等为主要经典的一种重要的大乘佛教流派。

早在三国时代，竺律炎、支谦等就将佛教的经咒典籍介绍到中国唐代因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藏等唐代“开元三大士”的大力弘传，形成了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中以修持三密为主的一个重要宗派——密宗不过唐代后期武宗“灭佛”后，密宗在汉地迅速衰落，渐成绝响在近现代中国佛教文化振兴运动中，失传了近千年的密宗文化，出现了复兴景象，成为近现代佛教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到1920年代中后期，传统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都“渐次流行而耀光彩，密宗亦应时崛然兴起先则京也、粤也、鄂也、蜀也，密风密雨，栉沐已久，今则江浙亦莫不披靡其风化焉自表面，不得谓非佛法前途之大好瑞兆矣，盖密宗之绝迹中华于今千余年矣，而今得复兴，正如久失之宝，今且发现而复得之也，宜乎举国缁林及诸精进学佛居士，群起而趋之若鹜矣①近现代日本密教和藏传密教的相继传入内地并形成热潮，是继唐代之后密教文化在中国内地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兴可是，多年来，国内外和教内外的学者与佛教文化爱好者对于近现代密教文化的真实情况所知非常有限②本文以近年重新影印出版的民国时期佛教报刊文献等为主要依据，对这场密教文化复兴运动作粗浅探讨，以抛砖引玉一密教虽然很早传到中国，在唐代还传播到日本等地，但唐武宗灭佛后，汉地密教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以禅净融合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佛教文化形态。

元、明、清时期，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多信藏密，五台山和承德等处建有许多密宗寺院，但是与汉地僧众及民间佛教信仰关系不大所以民国时期的释太虚说，汉地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属于禅宗、净土宗等，民间流行的焰口和其他的密咒，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也不过是一种助行但是，“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③密教在内地虽绝迹千年，但是密咒等形式在民间佛教信仰中仍然留存，这是密教重兴的重要基础；同时，在藏地和东邻日本，都有各自完整的密教传承系统，这是中国内地密教文化复兴的重要外缘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为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性的重要契机密教在近代的复兴，首先是日本密宗向中国的传播直接刺激中国复兴密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趁机向当时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其中要求中国允许日人来华传播佛教，特别是中国早已失传的绝学——与中国唐密一脉相承的日本密教当时中国佛教界“虽明知其为政治利用文化侵略之计策，然以中土密宗诚绝，固亦未如之何也”，但是“受此重大刺激，对于密教问题，渐渐注意”。

民初佛教复兴运动领袖释太虚在其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主张派人留日和赴藏学密，以重兴中国密宗④事实上，民初推动日本密教向中国传播最有力的，正是释太虚及其创办和主编的《海潮音》月刊在1920年《海潮音》创办之初，释太虚就积极筹备出版密宗专号，并大肆刊登广告其中指出：“非先研究王弘愿居士所译之(权田雷斧所著)《密宗纲要》，则于本志之密宗号将不得其研究之门径《海潮音》杂志社还代为流通《密宗纲要》⑤《海潮音》密宗专号主要刊载了王弘愿所译权田雷斧《曼荼罗通解》和其介绍日人《印度佛教史》及答复印光法师等僧俗书信等，几乎成为王弘愿弘传日本密教的专号同期吟雪的《密宗弘传史》一文，赞叹“太虚法师在《海潮音》本专号内，以王弘愿居士所译的《曼荼罗通解》介绍给我国人，这是振我国密宗之绝学，为学问界思想界重新开辟一天地⑥由于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领袖释太虚的大力提倡，日本密教得以迅速向佛教界和社会文化界传播随之东渡学密的大勇、持松、显荫等人，都与此密切相关正如《海潮音》后来载文所说：“中国的密宗复活，以本刊第一年的提倡——出有密宗专号——为始，失传千年的中国密法，才由日本返流回来由本刊提倡之后，才有大勇、持松以迄谈玄等之留学事业。

迄民国十二年大勇归来传法，十三四年持松回来传法，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密宗，真是风靡一时的了⑦在近现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中，居士界的王弘愿、顾净缘、程宅安、黎乙真、屈映光和冯达庵等，都是重要代表人物王弘愿主持的密教重兴会和顾净缘主持的两湖佛教讲习所，成为近现代复兴密教最有影响的两大居士团体在民初国人心慕密教重兴之时，被称作“以居士为当代传承密教得阿阇黎位之最初第一人”⑧的王弘愿，最早翻译了日本高野山大僧正权田雷斧的名作《密宗纲要》，成为国人知晓日本密教最权威、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时人郑国藩说：“密教绝响中国数百年矣，往岁吾友王弘愿居士译日僧权田大师所著《密宗纲要》付梓，风行海内，盖欲识彼门径者，视此书为空谷足音，且思藉以筏迷津灯暗室也⑨事实上，民初大力提倡密宗的释太虚，也是受了王弘愿所翻译的《密宗纲要》等的影响《太虚自传》说：“这一年(民国九年)，本拟在净梵院安住下来，专事编辑《海潮音》……先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及王宏愿《曼陀罗解》，皆在这一年的《海潮音》发表，并介绍流通王弘愿所译《密宗纲要》我对密宗的兴趣，及国人对密宗的注意，亦因此而引起王弘愿早年因仰慕韩愈之文而取名师愈，字慕韩年40时，“身世之艰危，始有志于佛学”，深感韩愈辟佛之非，于是搜求和研究佛典，同时持准提密言，进而研求密典。

他读到日本权田雷斧《密宗纲要》，知有即身成佛之道，惊喜异常，将其译成中文流通，继而探究密教经轨，广为宣传，引起了民初学密风气的形成但是，王弘愿深感密教“非亲传固不能尽其曲折”，故“有心入日，亲炙大僧正，亲受其心传”因受经济条件等多方的限制，他不能东渡学密，便写信给权田大僧正求助，权田欣然回信，并于1924年不顾已经79岁之高龄，专程来到王弘愿所在的潮州亲授密法⑩王弘愿为权田大僧正的到来在潮州专门组织了“密教重兴欢迎会”(11)，开始有组织的密教弘传活动权田带来十多位日本密教的僧正和僧都，在潮州开元寺举行隆重的传法灌顶仪式法会结束后，将所带全部法器及《弘法大师全集》等，全部赠与王弘愿，寄予厚望随后，王弘愿将“密教重兴欢迎会”发展成震旦密教重兴会，并在潮、汕两地开办密教讲习所，出版《佛化季刊》，掀起了潮汕地区密教重兴运动(12)1926年夏，王弘愿奉权田之邀东渡日本，受阿阇黎位及深秘法，成为中国居士界受阿阇黎位第一人回国后，他讲习密义，以函授制引度有志者，并创办由他主笔的《密教讲习录》杂志，流通海内外《密教讲习录》从1926年创刊，至1935年停刊，前后十年，不仅刊登了王弘愿的大量日本密教经典中译本及其有关密教宗义及修持仪轨之著述，还记录了在各处灌顶及传法的盛况。

时人称“此《录》为王大阿阇黎将密教最要之四度事相，及一切要妙秘法恃考精研，以宣传法佛大教之髓脑也”13) 顾净缘于1920年代中期在长沙创办“二学园”和“两湖佛化讲习所”，显密双弘1928年东渡日本学习东密和台密，并受阿阇黎位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建“畏因同学会”，并以“谢畏因”为笔名创办和主笔《威音》月刊，阐扬密乘，同时弘传“人道佛学”，在当时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刊，《威音》共出版78期，成为近现代中国密教弘传史上堪与王弘愿主编的《密教讲习录》媲美的另一种重要的密教文化杂志1938年，顾净缘因著名将领唐生智之请赴长沙主修法会，自此留湘从事文教和弘法事业，同时成为唐生智的老师正如《海潮音》杂志所评论的那样，在1930年代中期，“顾净缘居士以密法摄湘中军政各界，渐及于鄂”顾虽宏密，亦重教理”后来，他又在长沙重新开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四众兼收，将近三百，可云盛矣”14)二在出家寺僧中，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法尊、超一、能海、谈玄等对近现代中国密教文化的复兴都先后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大勇最先赴日学密，并最早发起和带领汉僧赴藏学密，成为近代内地僧人最早赴藏求法的先行者。

1919年，已在四川军政界任职的李锦章在上海依释太虚剃度出家，得法名传众，字大勇1921年释太虚应邀到北京为各界讲经，大勇随侍听讲，但他不满足于遍及各地的净土念佛法门，而发愿学习密乘当时，日本密教僧人觉随来北京弘法，想邀请太虚赴日学密，为太虚婉拒，大勇却愿为一试到日本后，觉随态度有变，使大勇不得不回国筹措留学经费次年，大勇筹得经费后，邀持松一道赴日学密他们到高野山密宗大学，从金山穆昭等学习1923年秋，大勇学得金刚、胎藏二部曼陀罗大法及受传法灌顶，并受大阿阇黎位后回国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开坛传法灌顶，受到热烈欢迎不久应邀到武汉太虚主持的武昌佛学院等处弘密，掀起了武汉学密之风⒂但是，大勇“觉其所习日密之有所不足，因发大愿，欲以藏文为工具，入藏求密”16)同时，他还觉得“西藏佛化，不但密宗一派形神俱完，相用兼备，即其现所保存之经籍及医方、工巧二明诸书，以视吾华所已译出者，乃多至百倍或数十倍不等，且均承传不绝17)他在武汉名流居士汤铸新等人的支持下，于1924年10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吸引了法尊、观空、超一等相继入学，并于次年6月改组成“西藏学法团”，不久即西行往藏地求学求法途中多次遇阻，大勇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向大格西杰尊等修学藏文经论和研究密法，并受藏密阿阇黎位。

不过，大勇因病于1929年突然示寂于甘孜大多数学法团成员也或因病丧亡，或因阻不得不留西康学习后而折返大勇过早逝世及赴藏学法团的遭遇，是近现代密教复兴运动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当时《现代僧伽》杂志称之为“‘中国密教’前途已受了很大的损失”，“‘新中密’的光明已暗淡至极了”(18)追随大勇往藏学密的能海、法尊、密严、超一等，深感大勇的逝世“实于中国佛法，亦大减色”，发愿“能遵其(大勇)遗嘱，专志研学”(19)，并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前往藏地求法学密，最终都成为沟通汉藏、弘扬藏密的一代高僧法尊后来主持太虚大师在重庆创办的汉藏教理院，超一后来主持无锡圆通寺，使无锡成为江南弘密重镇，而能海1935年回到内地，先后在上海、五台山和成都等地开办道场，主持法会1936年，上海佛教界隆重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被称作“显密无碍，解行精严”(20)的能海应邀修法讲经，开示菩提道次第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佛教会在成都举行大规模的护国息灾法会，能海又应邀主法1940年，能海率领弟子多人再度赴藏学法，次年回到成都，开始了在各地建立金刚道场，弘传格鲁派密乘的使命，为内地藏密的弘传作出了重要贡献释持松于1916年毕业于月霞法师创办的华严大学。

他对日本要求派僧来华传播佛教非常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