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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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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探析    王文心 张晓东[摘 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宗教批判作为人道主义批判的理论出发点,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继而从宗教批判走向对德国反人道主义的现实的批判,并提出要在德国开展彻底的人道主义革命,革命的两大武器分别是:人道主义的哲学理论和“人的完全丧失”的无产阶级以人的抽象类本质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重要的伦理思想[Key]《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人道主义[]A811 []A []1672-1071(2021)05-0034-07所谓“人道主义”,指的是一种尊重人、关怀人、发展人,即把人当作人、使人成为人的观念马克思最早在其博士论文中将“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展现了强烈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诉求,并展现了哲学要强烈干预现实的致思理路”[1],但马克思此时强调的是绝对的精神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种主观的人道主义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抛弃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而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作为批判武器,并且在批判的基础上为德国的革命指明方向和武器,现实指向愈加鲜明。

      一、 宗教批判:人道主义批判的理论出发点马克思本人在其父亲的影响下曾皈依基督新教,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对基督教还是怀揣着善意的,但随着他的哲学思考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观察逐步深入,他越来越显露出宗教批判的思想倾向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继承了这一宗教异化理论,并从宗教问题入手进行人道主义的批判,他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199(一) 宗教是人本质的异化神的本质在费尔巴哈看來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3]39在宗教中,神作为人抽象化的类本质被放到了彼岸世界,而现实中的人们又对这样的神顶礼膜拜马克思吸收了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宗教批判的根本依据,即“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2]199人为什么要创造宗教?休谟认为:“对宗教的最初观念不是产生于对自然的作品的静观,而是产生于对生活的事件的关怀,产生于那些驱动人的心灵的永无止息的希望和恐惧[4]11在生产技术落后和科学知识匮乏的古代社会,人类的生存主要受自然条件支配,恶劣的生存环境、匮乏的物质资料等等都令人感到恐惧和无助;近代工业革命后,城市大规模扩张,市场和资本逐渐成为操控社会乃至国家的主要力量,也将大量贫困人口裹挟进这个充斥着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

      对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而言,无论是自然力量还是社会力量,都是无法解释的,更是无力改变的,宗教便是人面对不完善的物质世界时,为了应对内心的无能为力之感,自发寻找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寄托马克思在谈及宗教的社会作用时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依据[2]199在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不仅给人提供形上关怀,还通过神灵的指引对人进行道德约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其中神的观念,实则是人类对支配力量的想象,人把人类的肢体形象赋予神灵,把自身的性情也转移到神的身上,因此神的本质就是抽象化、普遍化了的人的本质现实的人反过来跪倒在幻想中的神的面前,企图完全依附上帝以躲避尘世的苦难,而不在现实世界中关照、改造、发展人本身,这使宗教成为“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199这种人之为人宝贵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丧失,表示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本末倒置、完全颠倒的世界观二)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明确了宗教的本质之后,马克思指出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社会意识,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就曾明确反对将宗教作为国家和现实道德的基础,认为借助宗教的权威来钳制人的思想,实际上是为了掩盖政权的不合理性宗教在19世纪的德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存在的,它片面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利用广大底层民众思想的蒙昧性,以信仰的名义对他们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马克思越来越意识到宗教的迷惑性以及它对人思想的麻痹作用,他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200这反映了当人在现实社会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时,只知道在宗教中叹息,宁愿在自己构造出的虚假的彼岸世界中寻求安慰,也不反思社会现状此岸世界的苦难,其根源就在于此岸世界本身,宗教只不过是将人的注意力从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上转移走了,如鸦片一般,通过短暂的镇痛效果,让人的思维和意识陷入麻木恍惚的状态,利用虚幻的来世幸福粉饰黑暗的现实,使人们向现实中的悲惨遭遇投降人向神灵寻求安慰和庇护,神灵却毫不客气地奴役着人,使之沉默地遵守着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沦为维护国家统治和运转的工具,这显然是反人道的,与基督教一贯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亦是完全相悖的。

      二、 从宗教批判走向人道主义的现实批判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以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为基础的,但他没有像费尔巴哈一样将人作为抽象的存在物来理解,而是将人放在社会和国家之中,指出宗教异化根源于现实异化,因此单纯地批判宗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进一步揭露一切反人道的黑暗现实,对宗教的批判势必要走向现实批判一) 宗教解放的现实道路对于如何将人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产生了分歧,费尔巴哈认为人们可以将对上帝的爱转换为对“现实的人”的爱,每个人都对他人付出一点爱,爱人应如爱己,如此便可“在爱中获得那些基督教徒在爱之外的信仰中所寻求的东西”[5]243通过这种无私的爱,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联系,作为个体的人向类转化,实现了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提出的这条路径是基于自然状态下人对于外物的依赖性而阐发的在基督教中,人的依赖对象是神、是上帝,终极理想是过渡到幸福的天国,在费尔巴哈那里,这个依赖对象变成了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理想社会则变成了一个到处充满爱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这仍旧是在遥远的彼岸世界中祈祷美好生活,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世界的窘迫马克思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

      [6]442-443费尔巴哈从自然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则将人放到众多的社会关系之中,认为人不是世界之外的抽象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2]199宗教对人的奴役源于现实的苦难,现实的苦难则反映了国家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广大民众的压迫,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的那样:“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2]169因此若要将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就一定要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对社会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2]169当人们在尘世的生活中不再受到剥削和压迫,自然就不再盲目渴望天国的生活,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奴役,信仰也便不再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马克思的宗教理论引起了神学家的反思,“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描述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作为神学家谈到原罪时,例如却不知道社会环境中的异化问题,我们就不能真正地向人们讲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处境”[7]419-420。

      因此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在20世纪又得到了发扬,不再仅仅鼓吹来世的幸福,也开始关注现世的苦厄二) 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作为批判对象,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德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他传统感,也把他和当时德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8]2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英法两国可以代表时代的潮流,而德国的现状却是“时代错乱”,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大幅度地落后于英法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2]200-201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邦联制国家,封建贵族势力占据统治地位,专制主义的政治不仅压迫民众,也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英法已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君主政体,扫清了专制统治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在经济上,德国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造成的经济停滞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并存德国的農奴制还没有彻底废除,大量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忍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又被英法等国限制了发展空间,资产阶级普遍软弱乏力,当英法逐步由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生产转型时,德国仍维持着以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但是在曾被法国占领、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故而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莱茵省,却已经出现了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在社会风貌方面,德国此时也盛行一种自由主义,但这种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时期和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主义大不相同,它不主张通过限制国家的权力来保障个人自由,反而希望依赖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人和商业贸易的自由用马克思的话说,虚假的自由主义把制度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将人作为营造自由假象的牺牲品,从而将公众的关注的焦点从制度本身的根本性问题转移到了事物表面[9]109这样的自由主义,同主张坚持传统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一道,助长了专制政权的势力马克思用犀利的、警句式的语言讽刺了德国的现实,腐朽的封建统治、落后的社会经济、自由主义向封建势力妥协等等问题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积弊如“奥吉亚斯的牛圈”一般下流和肮脏,社会底层的民众长期生存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落后的德国现实对人的异化为了追赶其他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步伐,改善德国人的生存状况,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2]202(三) 对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批评了既往的两种哲学态度,指出无论是实践政治派还是理论政治派,都片面地强调了实践或理论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因而都是错误的。

      正确的路径应当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现实世界通过哲学的实践走向合理,在哲学成为现实的同时,消灭哲学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不是要消灭哲学这一思想门类,而是要消灭过去的、不合时宜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消灭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理论支撑的哲学,消灭抽象而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的哲学,同时面向现实中的人本身,重新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哲学体系这与费尔巴哈的纲领如出一辙,同样蕴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逻辑[10]109-110,费尔巴哈致力于让哲学成为全人类的事,认为“哲学应该把人看成自己的事情,而哲学本身,却应该被否弃因为只有当它不再是哲学时,它才成为全人类的事”[5]250而马克思正是站在广大受压迫和奴役的无产者的立场上,提出人道主义的哲学理论,让人道主义的哲学成为全人类的事虽然德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是明显低于其他现代国家的,但德国的哲学思想层出不穷,“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2]205德国的哲学中要数黑格尔的哲学最丰富和系统,马克思也承认黑格尔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德国的现实,与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基础更加接近,但马克思认为即便是黑格尔的哲学也显露出了极大的落后性,因此对黑格尔哲学同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的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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