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聆听潘序伦先生讲话忆实.docx

    两次聆听潘序伦先生讲话忆实    王庆成（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872）潘序伦先生（1893—1985）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会计学家和会计职业教育家，也是20 世纪30 年代中国会计革新的一位领军人我曾有幸两次聆听他老人家的讲话，现作一回忆一、应邀到复旦大学会计系讲学我1947 年进复旦不久， 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会计学大师了第一学期上初级会计学，用的是（美）Kesfer ①的原版书许多会计术语不知用中文该怎么表述；一章教材读下来，局部问题看懂了，总体上却很难融会贯通困难较大，怎么办，只好求助于这位引进外国教材且中国化了的潘先生了——读他的《高级商业簿记学》和四大本的《会计学》这些著作每章主旨明确，简练[来自wWw.lW5u.CoM]畅达，易读易懂，便于自学，我们就是这样认识潘序伦先生的1950 年，我负责系学生会工作，经与系里商量后，决定邀请潘序伦先生来校给会计系同学作一次演讲那天，他一早就驱车来到复旦那时潘先生已年近六十了，我们觉得他是长于我们、父辈的人，但却很精神，一点也不显老，很随和，与我们这些年轻人随便谈笑概括起来，那天他讲的是“三十年代中国会计革新之路”他讲述了自己求学、从教、立业的历程，包括他为我国会计事业发展所做的三件大事，从中理出了他的人生感悟和办事精神。

潘先生于1921 年夏至1924 年秋赴美留学，用两年时间在哈佛大学攻读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着重选学会计课程，一年后又获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经济博士学位在回国途中，他绕经欧洲十三国进行实地考察，较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这些都为他日后引进和传播西方会计奠定了基础1924 年秋，潘先生受聘于东南大学附设商科大学任教务主任，后又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通过中外考察对比，他得出的结论很明确：“中国会计事业甚为落后，改革中国会计现状至为必要”从此，他走上了改革中国会计、摒除“改良中式簿记”的创业之路潘先生说，为了改革中国旧式（中式）收付簿记，建立西式借贷簿记，主要做了三件事他回国不久，便于1927 年1 月创办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后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明确提出要以“改革中国旧式簿记，建立新式簿记”为己任，承接众多大中型企业的委托，设计新式会计制度，改进会计方法，推动一些企业摆脱旧式会计制度的束缚，对外承办企业会计稽核、调查、证明、鉴定等事项通过会计、审计业务活动，为引进和推行新式会计服务，从而缩小了中式收付簿记的影响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设计新式会计制度后，各企业纷纷要求培训新式会计人才。

潘先生便适应这一要求创办立信会计学校，培训新式会计人才，接着开办了各种学制的会计学校，进而举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大专），培养高级会计人才在20 世纪20—30 年代，各校毕业学生达十万多人各种学校的办学宗旨很明确，就是要改革中式收付簿记，在中国确立新式会计的主导地位当时国内会计图书极为匮乏，外文版书籍不仅文字隔膜，而且所依据的法规条例也不合国情，亟需出版一套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会计图书潘先生归国之初，即已编著簿记、会计书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便主持编译了一批立信会计教科书后来，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内还设置了编辑科，潘先生亲任主任，安排了一个写作班子，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至1936 年底，已编译出版了各类会计、审计书籍50 余种；以后还由会计扩展至商业、统计、法律等方面书籍达200 余种此外，又创办了《会计季刊》，除刊载中外会计论文以外，还组织编写各种专业的会计制度，供各企业改革旧式会计制度参考，指导会计改革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步办起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潘先生说的“三件事”就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三位一体，互相促进，共同为推动中国会计改革、推动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提高作贡献。

潘先生讲述他的经历时，娓娓道来，举重若轻，使我们叹服不已最后潘先生还勉励学子刻苦学习、诚信做人，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毕生精力我们当时只是从表象上知道了潘先生就学、从教、立业的历程，现在来看，潘先生走的是一条“学习—引进—改革—创新”的道路学习、引进，不排斥西方；付诸实践不照搬照抄，充分考虑国情；拒绝局部改良方法，坚持开拓创新潘先生的道德观是遵循孔子的倡导，强调守信立诺，以诚信为立身之本他奉行“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必当有成”的准则，做事精益求精，绝不马虎敷衍，更不弄虚作假那次讲话，真使我们受益良多二、在高校经济效益座谈会上发言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此，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于1982 年10 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学校经济效益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教育部、财政部负责同志外，有上海财大、人民大学、北大、清华、复旦、华东师大、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川大、川医、安徽师大、宁夏大学、中央教科所、上海市高教局、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代表，教育部聂一苇副司长主持了会议年逾89 岁高龄的潘老两次到会（由他的近80 岁的学生陪同）并作发言，令人感佩，也令会议生辉。

潘先生1980 年12 月10 日曾在《文汇报》上发表“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一文，文中指出：“我国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还是一锅煮、铁饭碗的办法，基本上是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不作经济核算，种种浪费情况说起来令人痛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用货币形式来计算国家（或某个企业、某项事业）培养某类人才所支出的费用（投资），并计算这类人才为国家（或某个企业、某项事业）所获得的成果（利益）假使所获成果（利益）超过费用（投资），就是其纯收益，否则是纯损失我想提出一项‘人才会计’的处理办法，以供关心培养人才的人士们参考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之所以把座谈会的地址选在上海，就是为了便于直接聆听潘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潘先生在座谈会上主要谈的“人才会计”问题，是他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在研究的课题他讲了四个意思人才开发要讲究经济核算我们讲开发人才，要讲经济核算要算账，就要有会计我们过去叫人才会计，培养一个学生，我们就要算算投资额，正像党的领导人在十二大讲到的是智力投资资金放进去，就要有效益本来是社会办大学，而现在是大学办社会，大学对吃、住、穿样样都管，办大学的人没有精力来办学在我看来，不能说是多快好省的我们以前办立信会计学校是精打细算的，因为我是会计师嘛，样样都得算，尽可能地节约”。

潘先生这里讲到的要核算投资额，资金放进去，就要有效益，是以智力投资的投入和产出对比，要求投入最小，产出最大，这就是人力（智力）投资的核算，已不仅限于算算人才成本了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这就是经济效益的主旨树立这种观念，进行这种核算，作好投资与收益的对比分析，这正是这次座谈会要解决的问题他还谈到那些不易计算收益的部门应该如何核算的问题基础学科的经济核算问题是很难测算的”，“苏步青同志讲到大学里数学系的学生，社会上要得很少，因为这是基础科学那么基础学科要不要办呢？要办因为没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哪里来？基础学科的经济核算恐怕就很难讲了大学里数理化等基础学科是如此，科研单位大量的基础理论科学也是如此这既是一个特殊问题，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难道那些不能取得货币收入的单位就不需讲求经济效益了吗？潘先生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潘先生着重提出，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讲经济效益还要把范围扩大些我的意见是我们今天交流的范围不要只限于大学，因为培养人才取决于各种方式和渠道例如研究所（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各种方式的学习（例如函授等），只要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我们都要谈”潘先生在这里不仅把高校经济核算（包括会计）扩大到了各类学校的经济核算，还扩大到了各种形式教育的经济核算。

他还说，“对资本主义的办法，我们可以‘洋为中用’，中央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一方面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要防止自由泛滥这两方面我们要同时注意”西方国家现代工业发展较早，洋学堂办得也早，他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广泛实施的学分制、奖学金制度，一部分总务工作推向社会，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等等，我们都可以借[]鉴潘先生的讲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非常中肯，有些问题直到如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探索今年适逢潘老在高校经济效益座谈会上讲话30 周年，敬写此文，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会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会计经典丛书》编辑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财务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顾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