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廉政文化探析.doc

　　新加坡廉政文化探析　自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西方文明及其制度以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世界其他文明（包括东方儒家文明）发起猛烈地挑战，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大有席卷天下之势随着人类进入 21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地球村”的概念为人们更频繁地提及尽管如此，制度的差异、文明的冲突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弭那么，当今世界的各种文明及其制度能否和平共处、兼容并蓄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作为中西文明熔炉的新加坡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范例本文以新加坡廉政文化为例，从中西廉政思想的分野及其在新加坡的完美结合的角度，揭示了中西文明及其制度完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和平共处 一、中西廉政思想的分野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腐败犹如寄生在官僚政治肌体上的一个毒瘤，随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官僚政治的发展而日益膨胀，故而为历代有识之士深恶痛绝，殚精竭虑，欲除之而后快，却至今仍未能如其愿 腐败是人类公平和正义的公敌，但在人类漫漫的反腐道路上，对于腐败产生及如何克服腐败的问题，由于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别，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廉政文化思想中西廉政文化思想的分野便因此而产生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国家产生之初，缘于原始氏族血缘关系瓦解得较为彻底，阶级分化较为明显，国家完全建立在地缘、阶级关系上，加之商业发达，使得法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继希腊国家后的古罗马帝国，法律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罗马法的成就至今无可超越所以，在西方社会，法制观念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后，基督教的上帝成为人类一切的主宰，法律为《圣经》取代，但这一切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以及文艺复兴的到来而发生根本的改变，“上帝死了”，神学迷雾逐渐消退，古罗马法的复兴势在必然如此的复兴，使得运用理性追求公平的精神重新成为法学的主流 在古罗马法复兴光芒的照耀下，腐败问题也进入了思想家的视野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弗里是世界上第一个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思想家他在分析了 15 世纪意大利社会情况以后，认为腐败的产生源于社会的不平等、人的私欲、权势者为满足自己一己私利的权力欲等，由此提出了依靠领导者的自律为公民作出良好的榜样、依靠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依靠有效的监察制度、依靠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等消除和防止腐败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依靠改革来防止腐败的思想，“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德性必然腐化，如果不加以治疗，这种德性的腐化必然会导致政体的毁灭”，因此他主张经常革故鼎新，为国家注入新的生机，通过种种兴利除弊之举来克服腐败，使国家历久不衰马基雅弗里对腐败危害性及其根源的认识，不仅震撼了他的同代人，使人们开始正视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还为后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说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

继马基雅弗里之后，不少的思想家都继承和发挥了他的思想阿克顿勋爵有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可谓是权力与腐败关系的最好描述孟德斯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可以说，以后以自然法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反腐败为主要目的的西方廉政思想，以及“廉洁政府”理论的盛行，溯其思想源流，无不是这些思想家思想光芒的闪烁 美国国父华盛顿曾谈到：“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这可谓是西方近现代政治监督机制的最好描述西方近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是通过宪法将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或三部分三个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一定要限于行使自己的职能，不允许侵蚀其他部门的职能进而组成这三个政府机构的人员一定要保持分离和不同，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一个以上部门的成员这样一来，每个部门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实际上，三权分立体制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政治权力内部“分立”、“ 分工 ”来达到权力的均衡，以防止权力专制和腐败。

总之，西方近现代现代社会，上承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制遗产，近受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形成了以法治国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为核心的廉政思想 相对于西方，古代中国廉政却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中国在步入国家阶段时，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并没有充分瓦解，故而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其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特点便是“家国一体” 或称“家国同构”（国即家的扩大，家不过是国的缩小），无论在政治统治还是社会交往中都特别强调宗法血缘关系、伦理道德战国以降，随着三代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崩溃以及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法家思想异军突起正是在法家“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偏处西陲的秦国愈战愈强，最后扫灭关东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只可惜，重视法治的秦王朝仅历两代便灭亡了，于是重视伦理道德、倡导仁政的孔孟儒家学说得以重兴到汉武帝时正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思想由显而隐，法治逐渐为人治或德治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专制皇权与儒家思想二位一体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不改 在中国封建专制皇权体制下，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无所不统，皇权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政治监督制度不过是维护皇权的工具而已。

为了达到皇帝专权和中央集权的目的，历代统治者无不遵循“以内驭外”、“ 以小驭大”、“内外相维，犬牙交错”等原则在监察工作上，往往通过各类监察机构的设置以及连坐告密、遣使巡行、牵制监督、特别侦缉、密奏传呈、检核簿册、举动劾章等方式的采用，对各级机构和官员进行严密监督而且，愈到后世，监察机构越来越繁杂，监察官员越来越众，最后发展对监察机构的监察，对监察人员的监察结果，造成政府机构的架床垒屋，管官的人多，管事的人少，行政网络庞大，却收效甚微 为了弥补政治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便不能不倚重儒家的德治思想而作为指导大一统帝国政治的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下，在反思秦朝速亡的教训后，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家，否定了法律的崇高地位，认为法律不能作为唯一的手段来使用，而且从重要性来说，还应该在“仁义道德” 之后所谓“ 德主刑辅”就是这个意思缘于此，在廉政方面，不是强调“刑”的作用，而是强调“ 德”的作用，即通过大力宣扬儒家礼义廉耻，要求官员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从而实现清廉为政的目的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西廉政思想的最大分野莫过于人治与法治、专权（集权）与分权从历史上看，这种分野不过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因为社会政治的不同而做出的不同道路选择，只是一种差别。

但进入近现代以后，似乎西方的政治监督理论不仅能有效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国家出现专制权力，而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监督理论，既不能有效遏制腐败，也不能防止专制，甚至可以说行使专制权力是它的政治监督的目的差别似乎变成了差距那么，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完全不合时代潮流了呢？两种根本对立的在现代社会真的水火不容吗？事情恐怕没有如此简单，中西结合、成效显著的新加坡廉政便是最好的说明 二、新加坡特色廉政文化的形成 新加坡政府的廉洁举世称道国际权威机构、总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都评选廉洁国家排行榜，新加坡长期保持亚洲最廉洁国家的地位，并多次被评为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寡地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追本溯源，首先得益于其在长期的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融贯中西、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而这套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之形成又本之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南面、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太平洋、印度洋交汇的咽喉处总面积 650 平方公里，人口 350 万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自古以来，地处交通要道的新加坡便是各国商贾云集的地方，商业贸易十分繁盛，这不仅给新加坡带来金钱货物，同时也带来各民族、各国家的传统文化思想乃至于现代的东西方文化，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

东西方各种文化、价值观在此互相撞击、摩擦，儒学、道学、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等都在新加坡共存，它们在其各自范围内对新加坡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发挥自己的作用，对新加坡产生了各种不尽相同的影响其中，西方文明和东方儒家文明的影响最为显著 新加坡于 1824 年被英国占领，辟为自由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殖民统治的烙印如，由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形成了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较早就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1965 年，新加坡成立共和国并从马来西亚中独立出来在政治上，基本上完全接受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强调以法治国、以法制权，可谓是一个“法治的法制国家” 但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脉脉相承，经久不息，连李光耀本人也坦言，他本人“可被归类为典型的儒释道信徒”为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个社会现实新加坡领导人普遍认为，西方价值观念正在腐蚀着新加坡,使新加坡这个亚洲社会正在失去本色,新加坡人也正在变成“伪西方绅士”让新加坡领导人感到恐慌的不仅仅是新加坡人慢慢地变成“伪西方绅士”这种行为文化上的变迁,更重要的是西化带来的或者说是与西化有关系的“现代社会病”。

新加坡社会犯罪率高居不下,离婚率不断增加,遗弃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吸毒问题日益严重为此,新加坡领导人表示坚决反对西化倾向 第一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身为客家人，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后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学学位，并以双优学位毕业，可以说是同受东西方价值观教育，因此有条件深刻地鉴别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优劣，并试图寻找一种适宜指导新加坡的政治哲学他曾谈到：“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在对各大思想家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中，他特别推崇儒家思想他说：“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有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他把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归纳为“八德” ，视为儒家文化的中心，提倡并把这八字化作为新加坡的具体行动准则，一一赋予新的涵义　　作为李光耀的接班人，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在 1988 年，他在人民行动党属下青年团的一次讲话时，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1990年 12 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

1998 年 8 月,吴作栋在一次青年团的宴会上对青年团员强调说:“我们新加坡是亚洲国家,我们是亚洲文明的一部分,应该引以为荣,我们不应该被西方所同化而变成伪西方社会,新加坡要确保能使我们生存和继续繁荣的亚洲价值观,并且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进展 在这种整个国家灌输儒家文化的社会大氛围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被提炼出来，在整个国民建设尤其是在廉政建设中所起的主要影响作用便不难想象了 从廉政建设的角度上讲，“八德”所形成的价值观，对腐败行为的产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防范作用八德” 中“ 廉”直接与廉政建设相联系，它要求新加坡政府官员廉洁公正要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是为官的基本道德规范新加坡政府认为唯有贯彻这一道德规范，官员才能公正廉洁，政府才会有威信，人民才会信任，否则，必将舞弊成风，贪污腐化，必会失信于民，导致政府的垮台虽然在这“八德”中只有“廉”直接指的是政府官员的廉洁，但是，其余“七德” 对政府官员形成“ 廉洁”的价值观念，对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八德” 基础上，新加坡政府在 1990 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其中提及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

这五大价值观体系深深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