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 　——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doc

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 　——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 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　——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其比较 【作 者】徐勇 【作者简介】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便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和众多农民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从东方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并试图从振兴农村着手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从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并闪烁着特有的光彩！　　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毛泽东出生于中国中部农业发达的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畸型发展、矛盾异常尖锐的大动荡时期19世纪中后期，中国现代化艰难地启动但它一开始就在帝国主义强制和封建主义抗拒下呈畸型发展的态势。

一方面是少数城市的病态繁荣，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日益衰败，社会陷入极度不平等中从农村到城市求学的毛泽东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与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的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极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与许多青年学生不同的是，毛泽东一方面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另一方面主张读“无字之书”，向平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际学习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方式，到农村考察、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具体感受到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1〕毛泽东不仅关注农民，而且鼓励农民联合起来， 同地主豪绅作斗争，摆脱贫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影响，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设想这种以农村为基础的“新社会”，可求平均分配，可求人格独立，并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营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以及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新村”，它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2〕 毛泽东关于“新村”的构想，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化造成的城乡差距和乡村被遗弃的弊病，而建立以农村为基础，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人人平等的“新村”则是消除这一弊病的出路。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乡土重建的设想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使中国强盛，赶上西方列强，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换言之，只有进行制度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这一主张的先驱者和最坚决的实行者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亦是如此而毛泽东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中国国情出发，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国革命是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革命只有依靠农民才能成功，农民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压迫和贫困，走向新生其理论无论对于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某些学说都具有突破性其基本思想如下：1.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甚的阶级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3〕 只有解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2.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认识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4〕在中共创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地位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毛泽东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革命者的标志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5〕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一员由此将被视之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3.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

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4.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以获得“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6〕 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有突出的差别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入透彻的认识，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是，制度革命只是现代化的前提，只是为乡土重建开辟了道路革命胜利后，现代化大规模展开，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才真正置于已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显然是全新问题，毛泽东继续进行新的探索。

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和关注农村与农民问题革命胜利前夕，当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时，毛泽东就告诫：“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7 〕现代化建设大规模启动之时，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再次强调注重农轻重比例关系和重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及时提出了将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以集体化、合作化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过快过急的问题〔8〕 特别是集体化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人民公社体制阻滞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而这与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及其思维惯性密切相关首先，人民公社是融工、农、商、学、兵为一体，政权组织、经济单位和社会生活地域相融合的共产主义基本单位，其基本特点是财产公有、分配平均、人人平等人民公社不仅仅是乡土重建的理想社会模式，而且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其意义和应用范围已远远超出乡村范围。

而这一理想模式可以说是毛泽东早年“新村”构想的延伸与扩展其次，中国的国情是“一穷二白”，特别是乡村落后如何迅速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毛泽东过分看重制度革命的力量，力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崇尚制度革命力量的原因主要在于毛泽东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积极支持和保护农民的热情，即使合作化步伐过快过急需要调整政策，也不能伤害农民的热情在这里，毛泽东显然忽视了农民社会主义热情的深层动因之一是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渴求在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极大地激发起了农民的热情，但残酷的战争不可能使农民的物质利益需求得到及时的满足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农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会显现出来，从而存在着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个人通过劳动满足其利益要求的积极性而在这两个积极性中，后一个积极性更为持久和顽强由于毛泽东崇尚制度革命中特有的思想动员和理想追求的精神力量，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的两个积极性问题，使乡土重建缺乏持久的动力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使人民公社体制面临严峻的挑战，发掘并承载个体农民积极性的包产到户应运而生，并得到部分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出于对社会平等理想的维护，毛泽东坚持反对包产到户，并将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为“不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导火线。

再次，现代化和工业化必然会造成城乡、工农的差别特别是乡土重建步伐滞后，这一差别愈益明显毛泽东对此非常忧虑和不满，但他对从经济上重建和复兴乡村，以此缩小城乡、工农差别重视不够，而是力图采取种种行政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并将落后的乡村视为革命理想的源泉如让文艺工作者到乡下去，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去锻炼革命意志等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的思考，更多偏重于政治革命，使乡土重建承载了过多的政治理想色彩由此使乡土重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革命后的中国实际，脱离了现代化的大背景，其后果不仅使乡土重建难以实现，现代化也受到严重影响邓小平为此尖锐地指出：“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9 〕只是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乡土重建本身具有的经济社会意义得以突出，并使其纳入到现代化轨道，才为乡村的复兴和重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革命后毛泽东对乡土重建的探索出现了曲折，主要是受制度革命时期的思维惯性的影响，将乡土重建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毛泽东革命前后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却有其独特的价值。

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自农村开始的正是先行一步的农村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了农村的振兴，才推动了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发展农村改革作为制度创新，核心是给予农民自主权，调动农民积极性，而这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实现乡土重建的思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历史延续性　　梁漱溟：知识精英的文化改良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年出生，同样深切关注农村问题，梁和毛私交也曾甚笃，但对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的探索却迥然不同与毛泽东不同，梁漱溟出身于作为传统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一个“书香人家”梁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和执著的固守，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早年参与涉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东西文化之争，在上层知识界异常活跃，并在文化论战中思考着中国的出路1927年，富有强烈使命感的梁离开沉闷的北京，出游于活跃的南方他在广东期间极力宣扬思考良久的“乡治”理论，“即从乡村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10〕，以为中国开出一条新路，由此形成他独特的乡村建设理论作为一个城市知识精英，梁漱溟将注意力转向下层农村，由抽象的文化论争发展到具体的乡村建设，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与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梁一开始也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上层政治变革，他本人更是倾向于英国式宪政。

但这一理想屡屡被现实粉碎，国家宪政只是一纸空文，处处是军阀争权夺利其次，连年的军阀混战、兵祸匪患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破坏，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农业雪上加霜，农民苦不堪言，暴动反抗接连不断，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