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一分殊与禅佛水月意象新论.docx

    朱熹“理一分殊”与禅佛水月意象新论    张轶男 陈金华Summary：近年来有学者对禅佛教与朱熹理一分殊的影响关系提出异议，使这个案头习见有了重新讨论的必要通过对《朱子语类》中水月三喻的再解读，可以确认传统认识对于两者关系的事实判断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止于两者“有”关系，而对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又“为何”如此，并无深谈为此，需解决华严水月的禅化与诗化、理一分殊的禅学因子以及理一分殊的华严、禅宗影响说等几个问题禅佛水月以其诗学象征，承载着华严圆融辩证的禅理，融入朱熹理一分殊的思辨哲学中;水月之喻从宗教意象到诗学意象、到哲学意象的嬗变，弥补了旧儒学思辨哲学与形象思维的先天不足，使“盛极而衰”的禅学借理学之体得以新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存在而不可见的影响，此或可为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种解读Key：禅佛教;水月;意象;诗学;理一分殊;理学;《朱子语类》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中国月象史料集成及其研究”（2019B155）：I206.5    ：A    ：1003-854X（2020）11-0066-06《朱子语类》中几例取譬禅佛水月之喻以诠释理一分殊思想的语录，最初引起了冯友兰、钱穆、杨荣国、魏道儒、陈来等少数慧目学者的注意。

遗憾的是，对两者关系的论述，上述大家持论虽高，其说未尽后世学界在谈到朱熹理一分殊思想时，虽常以“月印万川”印证佛教为理一分殊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然而，通检现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论文在谈论这一问题时，皆以之为案头习见，把它作为“当然之则”来接受，而对二者关系“所以然之故”，却少有问津者这些成果研究视角多从佛学、哲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以“哲学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论证过程或一语带过，或对章句做简单比对罗列，或仅在资料上修补完善本文将在综合前人成说的基础上，以习而不察的禅月意象为切入点，不惟提供一种补充流行的哲学、佛学、史学等研究方法的新路径，更将深入、系统地探求《华严经》、华严宗、禅宗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诗学影响尽管对于两宋理学家们来说，以诗化的禅学入易理之学未必有意为之，然而正因为这不自觉的偶合，使得这一具体而微的学术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富有大历史文化的暗示和启示一、从传统到现代：《朱子语类》水月三喻的再解读朱熹在阐釋其理一分殊思想时，援引了三个水月之喻：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书》只是说这一事①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

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②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印万川相似③第一例中引用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出自永嘉玄觉禅师的《证道歌》，其以天月为真如佛性，以水月为人人皆有之佛性;以天月、水月的联合意象阐扬佛性圆通一切、遍含一切的禅理朱熹借永嘉水月以明“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之理，透露出多重消息，尤可见其认同释氏之说（虽言辞于释氏略有不屑），且承认了周敦颐的思想也与释氏密切相通第二例“月散江湖”乃释氏常用之喻，比体用之关系，在初唐时就已经比较普遍了如：慧琳《辩正论》曰：“灵山有摄末归本之训在用如水分千月;为体若镜鉴万形荷泽神会《显宗记》曰：“真如性净慧鉴无穷如水分千月能见闻觉知清凉澄观《华严经疏》曰：“犹并安千器，数步而千月不同一道澄江万里，而一月孤映朱熹此处以“月散江湖”说明理一分殊之“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之理，虽将“水分千月”做了肢解性的发挥，却恰到好处地为己所用：宇宙只有一个至理“太极”（“一月”），万物禀受这一终极之理而各具其理（“千月”），然终极之理并没有因此而稍减（月未分）。

意谓从“分理”（每一个具体事物的本质、规律）的角度看，万物本质各有不同;从“性理”（“太极”在每一个具体事物上的体现）上看，万事万物所包含的太极与宇宙本体的太极完全相同这里强调的是“一”与“万”同，理不可分，事虽万殊，理却无异第三例“月印万川”乃华严熟语，谓佛性圆满光明，普照万物禅僧常用此语表豁然澄明之悟境朱熹以“月印万川”比喻太极在一切物中，自身却并未损减，仍是强调理不可分：分殊之“分”是指“禀受”，而不是分割故一月虽映于万川，自身却并不损减，而万川之月亦与空中之月没有丝毫差别上述比喻皆为朱子学界所熟知，虽深入论述者少，但基本都认为禅佛教对朱熹理学的影响是无需多言的然而近期许伟《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④ 一文对此提出异议，使这一习见有了重新讨论的必要许文以朱熹未必认同《诚斋铭》所言月影散落万川“处处皆圆”指出：“简单用‘月映万川等比喻解释理一分殊，实有问题许伟又引语录永嘉水月一段，推出“传统判定为朱陆分野的格物方法的根基就被动摇了”，等等继而，许伟又提出，若要“论证理一分殊来自佛教，需先追问朱熹对于‘月映万川的理解本身是否是佛教的”这个问题，他接着说：“永嘉兼具华严和禅两说，但朱熹说‘释氏也窥见得的却未必是此两义……如果不能指出佛教的特有理论的影响何在”，则理一分殊的“‘佛教影响需要谨慎考虑”。

许伟的说法乍看使人一震，仔细推敲其论却难成立其最致命处是对理一分殊的理解存在偏差朱熹之“理”有这样几个层次：最高一层是终极之理“太极”（“一理”），在这个终极之理下，万事万物有“物理”;“物理”又分为“性理”和“分理”，“性理”与“一理”完全相同，此谓“一”;“分理”则各个不同，此谓“殊”也就是说，“一理”与“性理”同而与“分理”异然而，许文通篇都没有注意到“性理”与“分理”之别，只拿“一理”与“分理”并举而谈：“朱熹认为一理完全同于分理”，“‘分理和‘一理完全相同”，“朱熹认为已被禀受分理仍然相同”……可见，其对理一分殊学说的概念尚未厘清下面就许伟所引的两条语录依次讨论对“月映万川”喻，许伟以朱熹在此处未必认同“月映万川”这种笼统说法而否定其在彼处的认同，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首先，无论朱熹認同禅教“月映万川”之理与否，都不能得出佛教于朱熹思想没有影响的结论其次，许伟没有证明此处“月影散落万川”等语是否源自佛经此段语录是朱子评议同时代的文学家杨万里的文章，“月映万川”句是《诚斋铭》上所写，或是杨万里对佛经的理解也未可知朱熹不以为然的对象是杨文，并不是佛语对永嘉水月喻，许伟以朱熹所见释氏的道理与永嘉水月所蕴含的禅理不同，以及“后来朱熹在‘一于何理的层次明显赋予了理一分殊不同于佛教的含义”为由，否定佛教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影响。

这个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许伟对“影响”一词的理解有误首先，若说两者存在影响关系，则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一定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永嘉以天月和水月谈佛性义，朱熹以水月讨论一理万殊，两者所谈之事固不同，然而，正如禅僧对华严水月的简化与诗化并非建立在对华严教义的理解或阐释上，朱熹借“象教”水月之意更是为己所用：不在“教”（佛性义），而在“象”（意象），取其生动形象之功与所含哲理之用也就是说，理一分殊即使断章取义地植入了永嘉水月的基因片段，也不能否定佛教对其的影响其次，影响有多种程度、多种方式、多种途径，若征以文献，朱熹明确援引禅语已是事实，仅从语言上看，已经存在影响了复次，语言的影响表现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个层次：直接影响表现为语言自身;间接影响指语言所承载的意义和功能总体说来，后者的影响更高明、更具深意、更耐人寻味，甚至造成误会禅佛水月之于理一分殊的影响属于后者无论理一分殊的水月之喻多么地不合佛教本义，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所以，许伟也承认“朱熹对于‘世界一于一理的理解确实来自佛教”但是，许文结尾以朱熹理一分殊思想源自先秦儒学、汉唐经学以及魏晋玄学，“作为朱熹理一分殊思想非佛教来源的另一证”，就更加不合逻辑。

朱熹理学集多家思想学说于一身（唯此方可称为“集大成者”），其理一分殊的理论自觉固未必完全来自佛教，然以儒道渊源否定佛学影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成就理一分殊的每个思想来源都是同存而非排他的关系，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由此可见，许伟对理一分殊与禅佛水月关系所提出的质疑和否定，无论从其对理一分殊概念的理解，还是其对影响说的认识，都使其观点在根本上产生了动摇;而论证过程既缺乏足信的证据，也缺少合理的逻辑，实难令人信服二、从《华严经》到华严宗：宗教水月意象的禅化素有“象教”之称的佛教善于以象说教月是印度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意象之一，佛典中的月喻数不胜数然而在中国佛教形成之前，佛典中月亮的象征意义较为单纯（多以之喻佛性清净无翳、普在恒常、周遍法界、没有秘密之藏等），且对月意象的解读也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自隋唐华严、禅宗等立宗以来，随着佛教的隆盛、禅机的烂熟、禅理阐释的不断丰富与延展，指月示法、因月悟道泛滥风行，月意象的丰富蕴藏遂得以充分发挥，一朝风月涵摄了万古长空，月意象愈益趋向诗意和思辨，最终形成了兼具诗性与理性的文化象征在佛教诸多月象中，影影相摄、重迭交映的水月意象最富深意，也最为诗家、禅家所看重。

佛教水月意象概言之有四类⑤，尤以《华严经》水月交映的妙喻为著华严水月所蕴涵的一多相摄的辩证思想，以及理事圆融的重要命题，对以《华严经》为宗经的华严宗产生了深刻影响，极大地启发了华严宗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十玄无碍”“六相圆融”等学说，创造出一个广大和谐的圆融观念和帝网交辉的圆融境界华严法系在阐扬圆融无碍观时，四祖澄观对水月之喻的特别运用，对禅宗及后世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澄观对水月的阐释与运用旨在以“月落百川”阐释其“四法界”虽仍出于宗教目的，但与《华严经》比较起来，已经有哲学的转向⑥值得注意的是，澄观、宗密这两位推动华严学禅化实质性进展的人物，与永嘉《证道歌》的产生处于同时先后期，且这一时期“禅学成为中国佛学中的主流”⑦，此为华严与禅宗相互渗透、汲取的历史机缘澄观将《华严经》中赋有浓郁宗教意象的水月加以禅化的发挥，禅宗师徒又进一步将华严水月加以诗化的凝练，并引向人生日用;理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将富含辩证思想与圆融观念的诗化水月拈出以补儒学，并最终成为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一个重要的思辨方法和理论来源盖朱熹理一分殊虽继承了程颐理一分殊“基本的道德原则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规范”这一点，但较程颐提出的“理一而分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二程理一分殊重点落在万物归于一理，而朱熹理一分殊的建构，既强调“理一”，又重视“分殊”，强调的是两者的关系，并将二程理一分殊这一命题的意义从具体的伦理学意义拓展到本体论、本原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全方位的思想领域，“包含了若干更普遍的哲学意义”。

这一“更普遍的哲学意义”的渊源之一，便是华严“天月”“水月”喻象所承载的一多相摄、理事圆融的启发和影响然理学既然不可能直接接受佛教的教义和主张，则其对释氏的吸收和接纳只能限于哲学层面及说理方式上，而这两方面（因明学与以象说教）恰是佛教最擅长且最异于中国传统哲学之处，水月意象为朱熹理学所用，正是华严水月以诗学的象征完成了对理学的渗透三、从华严学到禅学：禅学水月意象的诗化华严水月意象及其所承载的华严宗一多之辨、理事之说，为中国佛教各宗派提供了丰赡的启示，其中尤以禅宗为最而禅师们在汲取华严精华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诗化处理，借助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不仅把华严理事无碍观、事事无碍观发挥到极致，而且较华严的超越更进一步，主张超越超越之念本身，从相即相入的华严世界进入到脱落自在、大用现前的一元禅境禅学水月意象的诗化与禅宗法系吸纳华严学说密不可分，禅宗三祖僧粲的《信心铭》已“烙上华严理事无碍的印痕”⑧然鉴于僧粲其人的真实性可疑，此说暂且存疑可以肯定的是，自四祖道信以来的东山法门，“在‘藉教悟宗的经教部分，就已包括了《般若》《维摩》《法华》《思益》《华严》等经⑨ 深受华严熏染的永嘉玄觉在其《证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