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论评类《楚辞》研究的对比.docx

    汉宋“论评类”《楚辞》研究的对比    孙欣洋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对于《楚辞》的研究以汉代和宋代最为重要，一在发端，一在变异而由于种种原因，汉宋两个朝代对于《楚辞》的研究各有千秋本文仅以汉代司马迁、王逸、班固，宋代洪兴祖、朱熹为代表的“论评类”《楚辞》研究进行讨论对比关键词：楚辞 论评类 汉宋从汉代至今，楚辞学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数以千计的学者对《楚辞》进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其研究著作达250部以上，版本达450余种，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姜亮夫、崔富章等学者将这些著作归纳成辑注、音义、考证和论评四类本文仅选取汉代司马迁、王逸、班固，宋代洪兴祖、朱熹为代表，从“论评类”《楚辞》研究方面入手，试比较汉宋两代在关于屈原的忠君爱国、对《楚辞》本身的评价以及分析屈原著《楚辞》缘由三方面的异同一.汉宋时代背景与“论评类”《楚辞》研究的状况汉代是楚辞学的发轫阶段，因地域、文化等因素使得汉代人对楚辞尤为偏爱汉高祖刘邦及其一干功臣皆起于楚地，与楚文化有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缘关系，对楚文化的依恋依存是天然的，自然的，更是浑然的汉初即有淮南王刘安向汉武帝进献《离骚传》，现已失传，仅能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看到只言片语。

而后班固、扬雄、王逸等或褒或贬对于屈原及其《楚辞》都各有评价宋代的帝王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需用读书人，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位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使得文人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同时，宋代理学的发展使得宋人热衷于讲道论学，并积极著书以弘扬己说，加之诗文革新运动提倡复古，政治清浊、君臣关系、忠臣价值都格外受人重视因此，宋代对于屈原《楚辞》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且著书较多此外，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忧患，因此，由于宋代的国势不如汉、唐强盛，内部“三冗二积”在外又有少数民族频繁入侵，所以宋代的文人多借助屈原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二.屈原的忠君爱国与高尚情操（一）汉代“忠君爱国说”由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提出，但早在汉代，忠君爱国的认知就已经从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了如“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贵故有威严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王逸《楚辞章句》借助伍子胥、比干的例子来赞扬屈原忠于楚国，忠于楚怀王“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做法，树立起了比生命本身更具道德意义的价值观，也为后世屈原研究开拓出一方新天地。

是抓住文学“惩恶扬善”做以道法评价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此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还极力赞扬屈原高尚的人格和品质他引用今已失传的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的话：“《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史记》对于屈原不愿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最终“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的人格高度赞扬同时也发掘出屈原身上的抗争性与批判性，在一般的道德评价之外，渐渐萌生出对屈原人格独立更具审美的情趣和价值，表现出了司马迁思想的深邃和目光的独到，也代表了汉代屈原研究的新水平，新高度二）宋代宋代，对于屈原的做法或称其中庸，或不予评价，着重赞扬其忠君爱国洪兴祖注《楚辞补注》是对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的补充洪兴祖生活在外忧内患的南宋，外有异族入侵，内有奸臣秦桧投降误国，排挤贤能，因此洪兴祖对于屈原的爱国热情和高尚人格格外赞扬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楚辞补注》朱熹对于屈原的做法虽不置可否，但对其忠君爱国的精神依旧给予了赞扬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 朱熹《楚辞集注·序言》这种微词里的赞扬，初看似乎全面而辩证，实则是朱熹将先秦儒学的中庸思想机械化乃至僵化的产物换句话说是司马迁已经发掘出的屈原人格、屈原人格审美的积极意义被淡化，是一种历史的文化倒退而在后面《楚辞》的各篇小序中，朱熹对于忠君爱国之说也各有提及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九歌序》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因而他对于作品的分析与判断都带有理学色彩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便如褚斌杰先生概括的，一方面表现了他对理想的追求，为祖国而献身的精神、崇尚高洁、坚持操守和伟大人格以及“九死尤未悔”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揭露了当时奸佞当道、昏君用谗的黑暗现实但朱熹对于屈原的评价，淡化了其身上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而着重宣扬其“忠君爱国之诚心”先秦儒家并不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经南宋朱熹的整合，让其理论有了新的变异三.对于《楚辞》本身的评价汉代的楚辞文本研究主要以王逸为代表，在对于《楚辞》的语言、用词以及意象全面接受这一点上较为珍贵因为文学的研究终究要以文本研究为主，所谓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哲学研究、乃至文学的历史研究莫不如此。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楚辞章句》王逸的研究以其对文本的关切和切入，对历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他有机械的附和缺陷到了宋代，则不再赞美其优美的文辞，由于理学的兴起，对《楚辞》的评价多不赞赏其神鬼之意，而称赞其言态度恳切，明白易晓如 “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由足以见其恳切之意——朱熹《楚辞集注》由此可以看出汉宋两代，对于屈原所作《楚辞》不同的看法：汉代多数人对《楚辞》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笔者认为这与当时汉赋讲求辞藻华美绮丽有一定的关系而宋代则由于北宋中期古文运动的兴起，逐渐戒掉浮华的文风，也因此在评论《楚辞》是更加注意言辞的朴实与明白晓畅，反对鬼神之说四.屈原的著书缘由汉代对于屈原著书缘由的分析主要出现在各个著作的序言中：“屈原履中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以上讽谏，以下自慰——王逸《楚辞章句·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宋代对于屈原著书缘由的分析则多见于各篇小序中如：“《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思罔极，故复作九章。

——朱熹《九章序》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在汉代，文人们多将屈原著书归结为信而见疑，忧愁幽思，自身郁郁不得志而借著书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而到了宋代，文人们将屈原的精神观念上升为家国思想，他的著书不再是为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寄托了对百姓、对国家的担忧与关怀将汉代从个人遭际评价屈原上升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连载一起，忧国家之大忧而非一己之小忧，赋予屈原更加高尚的情操换句话说，就是宋代的时代风雨忧患意识加重了屈原其人其文的爱国意识的发扬光大五.结语汉宋两朝对于《楚辞》的评价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具有很大的联系，这也因此造成了汉代与宋代在对于楚辞评价、著书缘由、以及个人与家国思想方面的差异但是无疑由于历史的发展，宋代对于楚辞的研究相较于汉代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说汉代的的屈原研究更有文本意识审美情怀而宋代的屈原研究更有家国情怀社稷忧患意识参考文献：[1]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总目[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2] 崔富章.楚辞研究史略[J].语文导报， 1986， （10）.[3] 中国屈原学研究会.中国楚辞学第六辑.学苑出版社.2005.[4] 洪兴祖.楚辞补注[M].中华书局， 1983.[5]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7.（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