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及对策经济学专业毕业设计毕业论文.doc

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及对策—以山东省潍坊市诸城舜王街道慕容东庄村为例内容摘要：提高农民收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状况不容乐观增加农民收入是新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村问题作为最重要课题，提出了2020年使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思想研究和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增收问题已成为国家和专业人士当前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本文在实证研究中运用山东省潍坊市诸城舜王街道慕容东庄村农户抽样调查的截面数据概括了农民收入的构成，通过调查研究将农民收入包括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文章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Eviews软件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并对计量结果进行检验，总结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有农业劳动时间、非农业劳动时间、劳动力人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投资费用、各项政府补贴影响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有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土地使用权流转，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政府政策方面有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农业结构调整方面有发展地方特色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等等。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构成；农民增收1 导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逐年增加，供求矛盾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农村渐进式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令人忧虑的矛盾和问题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当前农民收入增长所面临的困难严峻，已经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一大障碍，现时的经济发展急需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在收入创造乃至收入来源的理论问题上，我们也迫切需要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中，以促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无论从现实或是理论的角度讲，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都显得意义深远1.1 研究目的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于深入地考察影响农民收入的构成，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因素及其解决对策通过调查研究将农民收入包括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有农业劳动时间、非农业劳动时间、劳动力人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投资费用、各项政府补贴影响。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有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土地使用权流转，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政府政策方面有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农业结构调整方面有发展地方特色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等等1.2 相关研究现状萨伊在收入分配研究上，从生产的三要素着手，提出了“三位一体公式”在他看来，既然劳动、资本、土地三个要素在生产中共同创造了产品的效用和价值收入来自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市价，而它们的市价同其他物品的市价一样，决定于供给和需求在这里，供给和需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以收入交换的割与品是什么呢?当然是收入收受者所可能占有的生产手段的生产性服”[1]这个生产性服务是他所说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协同作为生产产品所作的生产性贡献农户收入流的质和量及其决定因素则成为研究农民收入的根源性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原因，即在于其收入流来源在质上的滞后和量上的徘徊不前作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增长比物质资本的增长要快舒尔茨通过大量事实的对比分析，指出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在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的重大差异，“一个像其祖辈那样耕作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或他如何辛勤劳动，也无法生产出大量食物。

一个得到并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农民，及时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2]，故而，“土地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3]由此，舒尔茨得出的结论是：对人进行投资已经成为人们赚取收入能力的有效手段林毅夫(2006)认为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是要转移农村劳动力我想新农村建设的村容整洁等目标，如果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能达到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最重要的是要转移农村劳动力当前生产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如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启动农村市场，解决当前生产力过剩的问题，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4] 经济学家厉以宁（2008）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最基础、最重要的在于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他认为，当前发展农村经济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而农村金融发展的桎梏是受现行农村产权制度的制约[5]1.3 分析方法山东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民收入的变动情况，尤其是1997年以来的情况类似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波动状况同时，从一般意义上看，山东省潍坊市诸城舜王街道慕容东庄村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分布状况也与全国水平相似，这使得研究该村农民的收入问题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收集山东省潍坊市诸城舜王街道慕容东庄村居民生活状况的数据资料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Eviews软件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并对计量结果进行检验1.4 创新点本文在实证研究中运用对山东省潍坊市诸城舜王街道慕容东庄村农户调查的截面数据概括了农民收入的构成以及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同时针对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农业税虽然取消，但农民负担以新的形式出现；农业用地缩减，农民丧失长期的收入来源，提出落实减负措施，扫除增收障碍，建议把有关政策措施抓落实，理顺关系，扫除一切乱收费、搭车收费的行为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状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农村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1978年开始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不仅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1978年至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6]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际上，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

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规律性，实现了生产制度的变迁，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极大地解放了长期受到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增强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见图1）第二阶段，1985—1990年，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这一阶段，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没有得到多少提高，同时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也逐年攀升，非农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的政策限制，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收入在频繁的波动中缓慢增加第三阶段，1991—1996年，农民收入反弹回升在此期间，政府部门连续两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上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从1991年开始，尤其是1992年以后农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农民收入出现了强劲的回升趋势1992年农民收入走出了低速徘徊势头，增速达5.9％随后几年，除1993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长3.2％以外，其余几年均超过5％，1996年达9％，农民收入继续增长（见图2）第四阶段，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下降1997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6％，1998年继续下滑，增速只有4.3％，1999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收入增长速度只有2.1％。

主要原因是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供给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困难，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速减缓；乡镇企业效益不佳，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致使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第五阶段，2001—2004年，农民收入恢复性增长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比上年增加113元，增长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影响，实际增长4.2％，扭转了增幅连续四年下滑的局面此后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7]资料来源：三农 2002－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温家宝：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政策性增收主要包括减免农业税，实行各种直补市场性增收主要表现为粮价上涨、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四项补贴”农业四项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但当前，支撑农民增收的两个主要来源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外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工业产品出口受阻，导致农民外出就业困难、工资水平降低；另一方面，国内粮食、棉花、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致使农民依靠务农增收的形势也趋于严峻[8]。

资料来源：三农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现状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趋缓的现状，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涌现出大量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文献，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锡文(2001)也认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民就业的关键战略，从而也是农民增收的保障[9]林毅夫(2002)认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周其仁则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得出影响产权界定明晰的一系列制度因素越来越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要增加农民收入则应从产权明晰入手[10]萧灼基（2003）认为，增加农民收入，从长远看，必须优化农村资源配置，调整农业结构，转移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但这需要相当长时间，花费相当大投资从较短时间看，要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仅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11]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深圳“2006深商峰会”上表示，正在期待中国银监会发布一个方法，使以营利为目的商业性小额贷款能进入农村他说：“这样一来，几千亿的资金能够立刻进入农村，农村的贫穷面貌马上就能改变[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7年12月31日）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心第一号文件下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充分体现了当前我国政府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在新形势下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和远见卓识。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2008年全国政协统筹城乡发展专题协商会指出，城市化是解决“二元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出路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城市化，但中国目前还有不少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13]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米尔利斯在香港经济学双年会上做《饮食与成长的激励：食品价格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