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word论文】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古代文学专业论文】.doc

1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一 《水浒传》 （注：本文提及《水浒传》 ，悉指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与堂本 ）留给人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场这种朴素的情感立场与某些现代社会学分析一拍即合，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部反映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封建统治及异族侵略的宏篇巨制，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诗篇一般认为，在这部“提振侠风、崇尚武德” （注：定一《小说丛话》 ，载《新小说》一、二卷(1903) ）的说部大作中，各派武装力量阵线分明：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义军高举反抗大旗，代表了广大农民、市民的利益，可视为革命阵营；而对立阵营除了中央及地方官军，还包括祝家庄、曾头市等民间豪强武装在前 70 回中，真正的恶战正是在梁山与祝家庄、曾头市等豪强武装间展开的义军领袖晁天王也死于曾头市，双方可谓仇深恨重、不共戴天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人们发现梁山好汉与祝、曾武装之间又有着某些共性如从社会地位来看，双方都是不受官府钤辖的民间武装，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府正规军迥然有别而从领导人的社会身份、基层人员的成分构成以及对待朝廷的政治态度上看，双方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无论梁山武装还是祝、曾集团，其领军人物都非一般的贫苦农民。

祝朝奉、曾长者固然是称霸一方的地主豪强，晁盖、宋江又何尝不是拥有庄园的财主富户？晁、宋而外，梁山领导层中的庄主、员外也还大有人在，草草算来，就有史进、李应、柴进、卢俊义、孔明、孔亮、穆春、穆弘…… 其次，双方队伍的人员构成，也颇为一致水泊中的喽罗们，多为破产无依的农夫舟子、市井游民而祝、曾武装的基本成员，也以庄农佃户为主；其农民成分的比例，甚至比梁山武装还要高些 复次，双方对待统治集团的态度，其实也很近似表面上看，梁山武装高揭“替天行道”的大旗，公然与官府作对；祝、曾则是配合官军拱卫封建政权的民间别动队然而细较起来，似乎又非如此：祝、曾固然与梁山叛逆不共戴天，但其与地方官府的联系却又难说紧密祝家庄与梁山三番大战，近在咫尺的郓州官军竟未发一兵一卒施以援手；而祝家庄活捉了梁山好汉，也并不打算与郓州官府共享胜利果实，而是径直“解上东京去请功” （注：《水浒传》第五十回，孙立也说过“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的话 ） （第四十八回） 同样，曾头市对待官府的态度，也是若即若离、敬而远之曾头市儿歌唱道：“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 ”（第六十回）曾家父子似乎也是超越地方州县，直接对东京“赵官家”负责的。

反观梁山武装，其挑战封建统治的立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无论晁盖还是宋江，与官府的联系都较祝、曾更为紧密晁盖劫取生辰纲走漏风声，先有县里押司为之报信，又有县中都头为之掩护放行，其官场“关系网”之数密，徒令祝、曾瞠乎其后而晁盖等在蓼儿洼与缉捕官军周旋，阮氏兄弟操桨高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第十九回） ，更是直接表露了对封建皇帝的耿耿忠心至于宋江，他本人便是官府小吏，落草时几经周折、极不情愿；上山后又百计谋求招安，终于将一支“替天行道”的民2间武装， “提升”为镇压反叛的官府正规军；宋江自己也成为朝廷命官，一了忠君保国的夙愿总之，梁山武装首领“身在江湖、心悬魏阙” ，始终未能割断与统治者息息相通的精神脐带；在拥戴皇权的道路上，走得比祝、曾集团更远准此，我们尚不能遽下判断，认定梁山好汉代表农民大众，而祝、曾武装代表封建阶级笔者以为，在历史层面上，双方大概都与宋代乡社民兵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 二 参照两宋历史来看， 《水浒》中祝、曾武装的定位，应是乡社民兵北宋年间，乡社民兵因保甲制的推行而遍及宇内；南渡之际，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忠义民兵，则又成为一股重要的民间抗金力量。

《宋史·兵志》以三卷篇幅介绍了两宋乡兵之制乡兵即乡社民兵，系从农户中选择丁壮，团结训练其特色是“寓兵于农” 、 “不去乡里” 、就地校阅如此既能增强治安及国防力量，又省去国家“储廪”之费推行保甲乡兵之制，也便成为北宋熙宁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按保甲法规定，乡村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 ，负责组织、训练事宜不过统治者对武器握于百姓之手终怀疑惧，故在校阅之后，所用军械“悉送上官，仍立禁约” 而乡兵的最终职责，仍不过是“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 （注：《宋史》卷一九二“兵”六“乡兵”三 对照小说描写，祝氏武装正是典型的乡社民兵组织其“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 ，规模恰合一“都保”建制（注：按下文中又说“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 ，并谓“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车马人等” （第四十七回） ，与前面的叙述矛盾，应系作者失于照应所致又第六十回曾头市的兵马规模，也有夸大之嫌 ） ；而祝朝奉父子便是名副其实的“都保正”了此外，庄内“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 ，客店里也“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 ；“器械上都编着字号” ，以防流失（第四十六回） 。

戒备森严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范“他那里贼人（指梁山泊——笔者）来借粮” 从庄丁亦农亦兵的身份，到武器的严格管理，直至保境御贼的动机，祝家庄武装与保甲乡兵之制十分吻合而曾头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埒，只是规模还要大些， “共有三千余家” ， “聚集着五七千人马” （第六十回） 不过较之北宋乡兵，祝、曾武装的训练方式一改聚散有时、农闲校阅的旧章，一变而为据险筑寨、戒备森严的高度军事化保聚这一点，则更像两宋之际的“忠义民兵” 熙宋保甲法在制订与贯彻过程中，不断受到朝中反对派的质疑与攻讦；其在民间的施行效果，也未能尽如人意不过半个世纪后，随着金人入寇、宋室播迁，失去官府庇护的广大城乡民众（尤其是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团聚自保；乡社保甲刚好为此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模式当此之时，各路民兵纷纷打出以抗金为号召的“忠义巡社”旗号，于山川险要处建立“忠义山水砦” （注：关于忠义民兵的情况，可参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而忠义民兵与“水浒”故事的关系，现代学者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 、张政烺（《宋江考》 ） 、华山（《水浒传和宋史》 ） 、王利器（《水浒中的真人真事》 ） 、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和艺术》 ）等都有论述，可以参看。

） 他们名义上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然而却因地方官府的瘫痪，很难与赵宋政权建立起实质性的统辖关系；因而这种联系也只能是名义上的、若即若离的、十分脆弱的小说中祝、曾集团与地方官府的疏离状态，正可作如是解 其实，与祝、曾武装形同水火的梁山武装，也带有乡社民兵的明显胎迹如3梁山开山领袖晁盖的原始身份，正是“保正” 他曾勇夺石塔，惠及乡里；在东溪村内也是个一呼百诺、 “为众所服”的人物尽管小说没有直接描述他组织乡社、校阅民兵的情况，但在宋代，那是“保正”责无旁贷的职责梁山第二代领袖宋江身上，同样带有民兵领袖的印迹在某种早期《水浒》版本“吴读本”（注：“吴读本”是明人吴从先读过的一个《水浒》古本，已佚，唯存信息于吴氏《小窗自纪·读水浒传》一文中该本内容与今本多有不同，如宋江身份、起义时间及梁山泊所在位置等等 ）中，宋江的身份不是押司，而是亭长亭长属乡官， 《通典》谓“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汉亭及官皆依秦制后汉亭有亭长，主禁盗贼……宋制同秦汉” （注：按引文中的“宋”系指刘宋 《宋书》卷四○：“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佑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

”） 亭长之制至赵宋已亡，吴读本所谓“亭长” ，当是借为保正的代称二者一“主禁盗贼” ，一“以捕盗贼相保任” （注：《宋史》卷一九二“兵”六 ） ，名异实同，宋亭长实即宋保正 宋江的民兵首领身份，还可从其“呼保义”绰号窥见 “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原为宋代品级较低的武官职衔（注：据《说郛·趋朝事实·官品令》解释，小使臣共八阶，保义郎为第三阶两宋之际，保义郎常被当做荣誉头衔授与忠义民兵头领据《宋会要辑稿》载，靖康元年(1126)，朝廷为鼓励乡民组织“忠义巡社”抗金自保，规定“若及千人以上，与借授保义郎；八百人以上，借授承节郎；五百人以上，借授承信郎” （注：《宋会要辑稿》第一七二册“兵”二宋江的“呼保义”绰号，正是其民兵头领身份明白无误的标签 此外，从小说“忠义水浒传”的全称以及梁山“忠义堂”的匾额，也可约略推断梁山好汉的民兵身份早期《水浒传》的题署，无不在“水浒”前冠以“忠义”字样；某种版本还径以“忠义传” （而非“水浒传” ）作为小说的简目（注：20 世纪 70 年代，上海图书馆曾发现《水浒》残页两面，版心标目为“京本忠义传” 关于此本的情况，可参看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一文，载《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12 期。

刘世德、刘冬、欧阳健、李骞等学者对此作过深入的讨论可知在某一时期的作者看来， “忠义”比“水浒”更切近小说主旨而宋江坐上寨主交椅，第一件事便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第六十回） 这里的“忠义” ，显然不是关乎封建伦理的泛泛之词，而是与抗击金人侵略的“忠义”运动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吴读本” ，便是一部以抗金为主题的早期《水浒》版本而明初朱权的“水浒”戏《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也涉及抗金内容（注：明初宫廷戏剧家朱有燉的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第二折，李逵唱［红绣鞋］中有“莫不是大金家侵界境”等语 ） ，反映了早期“水浒”故事面貌，衬托出梁山好汉的忠义民兵身份 《水浒传》言及绿林豪杰，动称“强人”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 “强人”即“强盗” ；似乎宋江等人的“强盗”身份，在小说家笔下早已判定殊不知“强人”的原始意义仍是乡社民兵 《宋史》记载的民兵名目，因地域、时期的不同而颇多歧异如陕西民兵称“保毅” ，河北称“忠顺” ，河北、河东又称“强壮” ；此外尚有“弓箭手” 、 “义勇” 、 “护塞” 、 “壮丁” 、 “弩手” 、 “枪手” 、 “蕃兵” 、 “保甲” 、 “砦兵” 、 “土豪” 、 “忠勇” 、 “忠义民兵”等种种异称。

而在这一长串称呼中，“强人” 、 “强人弓手”之称赫然在焉：河北陕西强人、砦户、强人弓手，名号不一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谙契丹道路、勇锐可为间伺者充强人，置都头、指挥使无事散处田野，寇至追集，给器甲、口粮、食钱，遣出塞偷斫贼垒能斩首夺马4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 （《宋史》卷一九○） 据此可知， “强人”原是河北、陕西地区为抗击契丹所设民兵组织专称，大约因强悍善战而得名（注：《宋史》中提及强人的卷帙，尚有卷一八七、一九一后者详列治平二年陕西各路所募强人人数据学者论证，两宋时期北方近边地区的乡兵“有相当的战斗力，甚至超过北宋的禁兵和南宋的屯驻大军” （注：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 “乡兵”条（王曾瑜撰）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历史上“起河朔” 、 “官军莫敢撄其锋” （注：《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 ）的宋江三十六人；不知这支精悍的小部队，是否有着“强人”的背景？至于“强人”名声渐坏，则很可能与官府的劝赏制度有关：其“能斩首夺马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的特殊政策，很容易诱发无节制的抢劫与杀戮；果真如此， “强人”的名声也便与“强盗”相去不远了然而无论如何， “强人”一称总比“强盗”来得顺耳；小说家选择这样一个中性字眼儿，其间蕴含的价值判断似乎是：民间更乐于将梁山武装定位于乡社民兵，而不愿以“强盗”厚诬英雄。

——只是这样一来，小说中的“三打祝家庄” 、 “两攻曾头市” ，也便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因为从原初意义上理解，祝、曾民兵才是名副其实的“强人”武装 三 啸聚水泊的“农民起义之师” ，竟与祝、曾地主武装成了“一家人” ，如此推论，岂非危言耸听？然而若从小说创作的素材层面看，双方的亲缘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