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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定位问题与解决措施探究1、引言TSUTAYA图书馆是日本媒体的宠儿,也是图书馆业界眼中的异端当武雄市与海老名市的TSUTAYA图书馆先后曝出负面新闻时,专业人士的口诛笔伐异常猛烈,媒体称之为“TSUTAYA图书馆论争”其实,负面新闻无非是导火索,“TSUTAYA图书馆论争”实为一场关系到“图书馆应有之姿”的路线之争这场论争将困扰日本公共图书馆界许久的问题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高龄少子化急速加剧、地方财政增长缓慢、公共事业预算一减再减的今天,公共图书馆该如何自我定位?本文将以“TSUTAYA图书馆论争”为切入点,具体探讨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之惑与解决之道,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2、“TSUTAYA图书馆论争”始末2.1TSUTAYA图书馆的诞生21世纪肇始新自由主义之风全球劲吹,日本自不例外倡导“地方分权”“规制缓和”和“小政府主义”的小泉纯一郎在选举中大胜,随后推动了系列法律法规的改订,《地方自治法》正是其一该法改订后,日本全国各类公共设施可由官方直营,也可以委托给其他公共团体、民营企业及NPO(Non-Profit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指定管理者制度”就此发足。

2005年,文部科学省规定指定管理者制度同样适用于公民馆、图书馆与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引来反对声一片日本图书馆协会”(日本図書館協会,JapanLibraryAssociation,JLA)两次公开表态,指出非营利性的公共图书馆与指定管理者制度不匹配,文部科学省并未理睬到了2012年4月,日本已有73476家公共设施导入指定管理者制度,其中12799家指定企业管理,占整体的17%其中公共图书馆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比例约为10.7%,数据看似不高,但6成以上的指定企业为民营[1]这些企业大都与图书馆行业有关,如获多家指定的“图书馆流通中心(図書館流通センター,TRC)就是鼎鼎有名的图书供应商同年5月,佐贺县武雄市指定CCC为市图书馆的管理者,还提出要借鉴东京代官山茑屋书店的经验,建立新型图书馆CCC虽是巨型公司,既往业务与图书馆并无关联,是以“图书馆问题研究会”(図書館問題研究会,简称“図問研”,Tomoken)等图书馆关联团体先后给武雄市送去质问信时任武雄市长的樋渡启祐原为日本总务省官僚,投身政界后被誉为最年轻“改革派”领导人,他早决意把市图书馆改造项目树为市政改革的典型,图书馆界人士的质疑无异于马耳东风。

2013年4月,第一家由CCC打造运营的TSUTAYA图书馆在武雄诞生该馆设计前卫,馆内空间舒适,读者可以边喝咖啡边读书,还能欣赏不间断播放的轻音乐借阅手段也时髦,茑屋书店发行的T卡可兼当借书卡,读者若用T卡自助借书,一次可获价值3日元的积分据CCC的公开数据,开馆3个月来馆读者26万人次,平均每日2911人次,是原馆的387%;日外借册次1644册,是原馆的174%[2]CCC试水图书馆业大获成功,神奈川县海老名市、佐贺县多贺市、宫城县高粱市和山口县周南市等地也先后与CCC合作,建成自家的TSUTAYA图书馆2.2“TSUTAYA图书馆论争”勃发在力主与CCC合作时,武雄市长樋渡启祐曾指责市图书馆无可看之书,改造势在必行可是,3年后TSUTAYA图书馆也曝出选书不当问题:在武雄TSUTAYA图书馆,过期10多年的会计师资格考试书、千里之外的埼玉县拉面店指南夷然在架,海老名TSUTAYA图书馆更藏有泰国买春指南此外,图书馆惯用日本十进分类法(NipponDecimalClassification,NDC),而TSUTAYA图书馆采用CCC独创的“生活方式分类”,于是《出埃及记》被放在“旅行/海外旅行”书架,《卡拉马佐夫兄弟》放在“旅游/俄罗斯”书架,令读者如入迷宫。

资料丢弃问题更激起轩然大波:武雄市图书馆原有专门展示地方历史资料的“兰学馆”,改造为TSUTAYA图书馆后,兰学馆改成DVD租借中心,珍贵的地方历史资料不知所终日本公共图书馆界本对指定管理者制度颇有异议,此时更把TSUTAYA图书馆当成靶子,指出其在选书、分类、读者信息保护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TSUTAYA图书馆也有支持者,如立命馆大学教授汤浅俊彦等学者认为“商业主义不等于恶,非营利性不等于善”,直言“对武雄TSUTAYA图书馆的过度批判是官尊民卑思想造成的,是在打击CCC所创造的图书馆新潮流”[3]TSUTAYA图书馆到底是指定管理者制度彻底失灵的象征,还是图书馆新潮流的引领者?正反方针锋相对,“TSUTAYA图书馆论争”的战火一直烧到大众传媒上CCC虽对选书不当道了歉,却对“生活方式分类法”敝帚自珍社长增田宗昭表示独特分类法是特色,不考虑改变;CCC图书馆事业负责人还攻击日本十进制分类法未能考虑到读者需求,此言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共图书馆的运营实践,等于与全日本的图书馆为敌CCC的桀骜不驯自有原因:武雄市TSUTAYA图书馆2013年开馆,2014年度读者满意度为87.6%,即使在负面新闻频出的2015年9月,读者满意度仍保持在85%的高位,33.3%的读者非常满意,51.7%的读者表示满意。

不满与非常不满的只有3.6%和0.6%,且负面评价多因“停车场拥挤”“馆内拥挤”“馆内不够安静”等问题而起[4]有如此漂亮的成绩单,CCC有的是底气3、理想VS现实: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之困TSUTAYA图书馆的选书、分类和资料废弃问题曝光,惹来讨伐声一片,其实上述问题并非TSUTAYA图书馆独有2009年,有人发现熊本县立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将“唐行者”(からゆきさん)相关图书分在“社会病理”下的“买卖人口、卖春”类别,但唐行者本是明治时代天草、岛原一带渡海务工人员的总称,含义改变是后来的事,如此分类颇为不妥原来图书馆流通中心供书时会提供日本十进分类的参考,图书馆对其专业性深信不疑,也就沿用了下去资料废弃更是寻常,山口县立山口图书馆处理过反战左翼藏书,福岛市立图书馆扔过市民捐书,千叶县船桥市立西图书馆丢过107册历史藏书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少图书馆甚至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销毁了由此可见,科学化图书资料管理,优化馆藏配置虽是所有图书馆的努力目标,但运营实践中难免有失误,日本图书馆界对TSUTAYA图书馆的口诛笔伐更像是情绪宣泄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多抱有深重的危机感,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曾做过调查,发现一年内去过公共图书馆的住民只占40%,剩下60%根本不去,因为“没觉得需要去,没兴趣”[5]。

日本图书馆协会曾于1954年发布《图书馆自由宣言》,宣称“求知之自由”是全体国民的基本人权,图书馆是保障权利实现的社会机关该宣言于1979年改订,不过“保障全体国民求知权”的主题思想未变但是,从调查结果可知,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读者群体相当有限,理想与现实间存在着巨大鸿沟3.1“外借为王”的不可持续1963年《中小都市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以下简称《中小报告》)的出台堪称日本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从部分知识阶层扩展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普通市民;图书馆的功能从带有浓重昭和前期色彩的“国民教化”“思想善导”变为“为自主学习提供支持”;服务方式也从“闭架阅览”变为“开架借阅”《中小报告》将免费提供资料定为公共图书馆核心功能,7年后颁布的《市民图书馆》再次强调图书馆必须提供市民想阅读的书籍,而且要不断改进服务,使借阅更加便捷《中小报告》与《市民图书馆》的出台强化了公共图书馆提供外借服务的功能,也成为图书馆在全国扩张的原动力有学者统计,在1964年到2009年间,日本公共图书馆数量增加4.7倍,外借册次更增加97倍[6]日本公共图书馆对外借服务的重视与二战结束后日本为经济复兴而采用的“倾斜生产方式”大同小异:1946年下半年日本煤炭、钢铁严重减产,从1947年初开始,进口的石油率先投入煤炭与钢铁生产,增产的钢铁集中投入煤炭部门,增产的煤炭再优先投入钢铁部门。

如此循环的增产带来了日本基础产业的复兴与之类似,公共图书馆原计划将人力物力优先投入外借服务,通过外借服务促进新馆建设,再推动其他服务的发展重视外借服务原是促进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手段反成了目的截止到2017年4月,日本全国共有3273个公共图书馆,每10万人拥有的图书馆数约为世界一流图书馆强国美国的一半但是,若比较年平均外借册次,美国人均约6.8本,日本约5.2本[7],可见日本图书馆对外借服务的重视凭着外借服务,日本公共图书馆获得了读者的信赖和支持,本该提上议事日程的其他服务却迟迟未得重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读者能轻易搜索到想要的信息,再不用去图书馆借厚重的年鉴资料娱乐小说原是图书馆的借阅热门,但bookoff等二手书店的扩张令书籍成为随意购买的快消品,读者的借阅意愿降低;加上免费阅读的网络小说随处可见,读者再不用苦苦等待图书馆上架新小说外借册次一直是日本图书馆评估体系的最重要指标,片面追求KPI(KeyPerformance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的“外借为王”战略曾大获成功,如今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3.2被放弃的参考咨询服务日本《图书馆法》第1章第1条规定,对国民教育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是图书馆的目的。

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自由宣言》提出所有国民都拥有获得必要资料的权利,图书馆是为该权利提供社会保障的机关以上表述不尽相同,但可以窥见图书馆界人士眼中的图书馆应有之姿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为吸引读者入馆,日本各地公共图书馆开始大量购置娱乐小说到了70年代,小说占据了公共图书馆藏书的半壁江山进入90年代,但凡有人气小说上市,图书馆会一书多购,称为“复本购入”,方便读者借阅这一举措直接导致图书馆与出版社、作家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少作家认为图书馆影响了小说销售,给书店、出版社和作者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导致出版业不景气大出版社们也结成联盟“出版社11社之会”,共同抵制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在地方行政首脑心中的地位也不断下滑,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公共图书馆为“免费借书店”,图书馆界倍感羞辱,但又无力反驳日本《图书馆法》第3条规定图书馆职员需对图书馆资料有充分的了解与认知,并能为读者提供相应的参考咨询服务在日本,拥有专门资格的图书馆职员称为“司书”据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2015年度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19015名司书,其中专任司书5410名,仅占28.5%,而22年前为86.7%;50.4%的司书是短期雇佣,合同期满要另寻去处[8]。

司书流动性强,自然难以保证高水平的参考咨询服务专任司书的减少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少子高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地方税收来源减少,地方政府深受财政困扰,非营利性的公共图书馆预算骤减,于是薪酬低的临时司书更受欢迎这直接导致了恶性循环:想反驳“免费借书店”的质疑,图书馆应提供高质量的参考咨询服务但是,为维持一贯的外借服务水平,图书馆已用尽大半预算,无暇顾及其他3.3错位的读者需求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1850年英国颁布《公共图书馆法》(PublicLibrariesAct),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所有国民拥有免费获取信息的权利,从此“免费”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原则当时书籍是一般平民可望不可即的高级品,以英国为例,一部小说的价格约31先令6便士,是中等收入家庭一周生活费的8成[9]所以,公共图书馆从实质上保证了平民的信息获取权英国《公共图书馆法》影响深远,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宣言》与日本的《图书馆自由宣言》也将“为所有人提供情报”定为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今日图书馆界视为天经地义的“图书馆应有之姿”是以19世纪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为前提成立的可是,对读者而言呢?从武雄TSUTAYA图书馆调查问卷可知,读者最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