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悼文化与鲁迅的文学创作.doc

祭悼文化与鲁迅的文学创作传统文化的沿承与再构是研究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而祭悼文化尤显重要毕竟，故乡绍兴的祭悼风俗、逝去革命者的情感缅怀、铁屋般的政治文化环境、献祭者的复仇情怀、过客的坟场归宿等诸多悼亡因素深深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所以，在这种慎终追远的祭悼文化空间里反思鲁迅文学创作的诸种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提供深挖鲁迅文学创作意义与价值的另一种可能性一、鲁迅对传统祭悼文化的认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祭悼从最初的祀神祈福的巫祝仪式到伦理秩序下的礼乐文化，都存有大量的文字记载与文学想象所以，近世学者考据文学源起时就将祭悼文化作为重点加以关照，在刘师培看来：“古代文辞，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辞特工……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而且， “韵语之文，虽非一联盟体，综其大要，恒有祀礼而生 ”对此，鲁迅也有相同认识：“ 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术使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纪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 ”可以说，祭悼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必不可缺的创作资源，而文学又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祭悼文化的感性认知而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空界域中，反思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是相信有鬼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 ”这种鬼神信仰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反思，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这从鲁迅的《祝福》 《社戏》 《二十四孝图》 《阿长与山海经》 《我的第一个师父》 《五猖会》 《无常》 《牺牲谟》 《女吊》等文章中可见一斑在《祝福》中，柳妈诡秘地向祥林嫂解释两个死鬼男人会在阴间争夺她的身体这一情节，我们不难发现，人的“ 灵魂 ”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场域形式：一是在“阳间”寄存并支配人的身体，二是在“阴间” 离开肉体以 “鬼”的形式出现，而“ 阴间 ”的 “鬼”的生活方式与投胎转世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鲁迅胞弟周作人在比较中日祭悼文化差异时也有这样的认识， “我觉得中国民众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先不论周作人这种差异性对比是否合理，单看了解中国鬼神祭悼文化须得研究礼俗这一提法却有很大的可取之处毕竟，周氏二兄弟对“灵魂” 的认识离不开绍兴故乡及家族的祭悼文化影响，而周作人散文《故乡的野菜》《关于扫墓》 《上坟船》 《关于祭神迎会》 《祖先崇拜》 《两条祭规》及《唁辞》等亦有明确的说明。

人死之后并不是简单地成为“鬼” ，更为关键的是“鬼”要在“阴间 ”生活，并且有着贫与富的差异可以说，子孙从“阳间” 供奉诸如衣物、食品、纸钱等物品，实则是祭悼祖先文化的具体表现毕竟，没有子嗣就不能获得祭悼，就会成为孤魂野鬼而在“阴间” 游荡这种情况即如周作人在 《乡村与道教思想》中说过的一个例子：“《新生活》二十八期的《一个可怜的老头子》里，老人做了苦工养活他的不孝的儿子，他的理由是：‘倘若逐了他出去，将来我死的时候，那个烧钱纸给我呢？”所以，与其说乡野嗣续问题牵涉到死后祭悼问题，倒不如说死后祭悼与否决定了生者的生活观对此，鲁迅也说：“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 ”这固然有长生不老的意味，但更主要的是“子孙不死” ，祖先才可以享受后代源源不断的祭悼所以，周氏家族非常重视“祠祭” 活动，而绍兴当地春、秋两季举行的祭天、祭祖可以算是当时最隆重的活动按照周氏族规，男子到了 16 岁即被看作成年，需要参加每年春、秋“祠祭” 此外，还要定期到墓地参加诸如拜岁头、拜岁尾、送寒衣等祭悼活动，满足阴阳两界的情感交流，实现各自生存逻辑的合理运行。

基于此，日本学者丸尾长喜曾对参加“祠祭” 的人员做出这样的归纳：“从职业来看，有官绅、胥吏、幕僚、衙役、地保、刽子手、工艺者、艺人、穷秀才、老童生，甚至乞丐、小偷，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然而，我们会细心地发现，按照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这种塑造人物形象典型化的基本原则，这些参加祭悼的活生生的人或多或少地成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如《阿 Q 正传》中的赵太爷、地保， 《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祥林嫂， 《药》中的红眼阿义、刽子手康大叔， 《白光》中的老童生陈士成等诸多形象可以说，在现实与虚构相互交错的形象组合中，故乡“祠祭” 经历为鲁迅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可利用资源针对各种祭悼仪式，绍兴民间还盛行各种各样祭鬼颂神的戏曲，这也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丸尾长喜指出，绍兴盛行的三种类型祭祀演剧对鲁迅影响最深：“一是在各神庙所祀诸神的诞生日等日子为谢神、娱神而演出的‘庙会戏’ ；二是旨在超度祖灵与亡魂的‘目连戏’ ；三是旨在镇抚给村镇带来灾祸与疫病的怨鬼的‘大戏’ ”这些演剧算是鲁迅童年成长中巨大的精神财富，为他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素材如《社戏》中记录了他与童年伙伴观看祭祀土地神的“社戏” ， 《女吊》 《无常》中就有对超度灵魂的“目连戏” 的详细介绍， 《五猖会》记录了小时候看迎神赛会的温馨场面等。

更甚者，鲁迅在少年时候还曾登台演过“鬼卒” ，融入驱鬼戏中亲自体会了这种祭祀场面这些演剧的内容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鲁迅对死后世界的认知，影响了日后的文学创作他始终将“地狱” 作为黑暗现实的比照物，所以他说：“华夏大概并非地域，然而‘境由心造’ ，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 ”鲁迅的作品中还存在大量的与祭悼有关的意象如阿 Q 住的土祠就是土地庙，供奉着祭祀用的“ 土地神”，而祥林嫂解决两个死鬼男人争身体的办法就是要到土地庙里“捐门槛” ；魏连殳葬礼上分外扎眼的避忌用的“斜角纸”与送殡时戴用的“苎麻丝 ”等；假洋鬼子手中的 “哭丧棒”也是祭悼专用之物，用以在下葬的路上驱除“游魂野鬼” 的；夏瑜坟上的花圈以及枯树上的“乌鸦” 在文中别有用意；甚至更有直接用以做标题，如《墓碣文》 《无常》 《长明灯》等这些意象构成了鲁迅文学创作深层意义的基石，在文本中彰显了特定含义此外，鲁迅小说还多次描写了民众祭悼的场面，如《在酒楼上》借用吕纬甫之口讲述了他给三岁时死掉的兄弟迁坟故事；《明天》中宝儿夭折后，单四嫂子悲痛地烧纸钱，烧四十九卷《大悲咒》 ，还雇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药》中写到两位母亲同时为儿子上坟，坟头摆放的是四碟菜、一碗饭，痛哭之后便是焚烧纸锭；《孤独者》中魏连殳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求他在丧葬仪式上必须遵照三条：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当然，鲁迅对祭悼文化的个人兴趣也成为一种内在的推动力，这不仅局限文学创作，在文学理论与学术研究中他也发掘了祭悼文化的重要作用如鲁迅在研究魏晋志怪小说时就充分注意到了鬼神祭悼观对当时文学理论及创作现状的影响在他看来， “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要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但六朝并没有熄，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同时，关注祭悼文化，又使得鲁迅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对文学创作发生问题的思考比如在考察《离骚》与《诗经》不同之处时，鲁迅认为：“《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檄，此则兰苣；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词，用于祭祀 《楚辞》中有《九歌》 ，谓‘楚南郢之邑，沉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理，因为作《九歌》之曲’ 而绮靡杳渺，虽日‘为作’ ，固当有本俗歌理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概荆楚之常习，其所由来者远矣 ”不难发现，鲁迅敏锐地揭示了文学发展特点与祭悼文化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具有开拓意义地从祭悼层面论证了《离骚》与《诗经》二者之间的差异。

 　　二、鲁迅祭悼观的建构及其价值绍兴的风俗文化深深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所以，鲁迅给友人的书信中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而将鲁迅的祭悼观单独提出，也正是基于鲁迅对乡俗文化的认识在鲁迅缜密的思维体系中，一个独到而深刻的特点是他对祭悼文化进行了细致的社会心理挖掘与文学思考，这也是他异于同时代作家，成为文学大家的关键因素之一但鲁迅这种祭悼观并不是学科专业上的科学的理论观念，而是以启蒙者特有的现实压抑的主体意识，以一种隐蔽与曲折的方式在文学创作上表达对祭悼习俗的观点与看法换句话说，鲁迅正是透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惯常行为背后完成民众现实世界的经验型颠覆，将民众生存环境与传统祭悼文化紧密结合，在相互纠葛和交融中不断深入到对社会本质的理性追思与文化重建的深层结构中鲁迅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他的祭悼观他在《影的告别》中曾说：“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 ”这种复杂的心态也可看作鲁迅文化立场的最佳写照，表明了他关注传统文化积淀与国民精神改造二者关系的彷徨不定，而鲁迅的祭悼观也恰如其文化立场一样存在着两面性。

毕竟，中国民众如此重视祭悼习俗，一方面它既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有深刻的现实历史内容，是民众精神寄托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其迷信成分与烦琐程序又是民众蒙昧与盲从的诱发因素如果极力强调鲁迅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角色意义，关注点往往会集中于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上，这必然是鲁迅所独具的时代意义要求但不自觉地忽略了民间文化与鲁迅写作的关系，其片面性也同样明显易见所以， “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全盘性反传统的情况下，他能辩证地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遗留成分具有知识和道德的价值”而这也恰恰是鲁迅祭悼观的最好概括：他难以有一致性的定论，总是在“彷徨” 之中对祭悼习俗进行“呐喊” 鲁迅最大的关注点却是祭悼文化与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并刻意赋予启蒙先驱者一种牺牲的精神毕竟，启蒙立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精英意识的文化传播为了开民智、新民德，就需要改变被“多数” 所把持的旧有文化格局，而“ 任个性而排众数” 的个性主义便成了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所以，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便会处在一种矛盾的张力之中，即为鲁迅笔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然而，无论是孤独者、复仇者、还是疯子或狂人等人物，鲁迅都将这种个体赋予了一种牺牲精神和悲观的色调。

即“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所以，悲愤情感需要释放，而祭悼文化便为鲁迅表达启蒙牺牲精神提供了一个言说无尽的书写氛围毕竟，启蒙的过程也是在悲剧行动中的生命献祭过程，这种献祭精神又是鲁迅精神世界的核心内容之一，深深根植于鲁迅的心理结构中所以，在鲁迅的小说当中，难免会笼罩着一层或隐或显的祭悼文化影子，先觉者总会孤独地“死” 在被民众围观的祭台之上诚然，西方现代话语固然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重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照，但观念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与“ 民 ”进行文化交流的动机因此，鲁迅关注的祭悼文化往往能够将其仪式的普遍性与历史的继承性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将明显的生活化特征毕竟，下层民众从来都是通过祭悼来祈福避凶，以期寻求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信仰观和风俗观，而这些内容恰恰都是塑造中国国民性的深层文化根源但在现代启蒙者看来，它并不是一种诗意抒发，却是与封建礼俗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约束个体行为与自由的无形“枷锁 ”反观鲁迅文学创作，在近代中华民族“ 灭亡 ”与 “新生”的夹缝中，他始终将自己的文学活动作为民族再生的诱发点，书写的使命在于揭示国民性中的劣根之处，并透过种种文化悲剧“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

所以，鲁迅非常重视从民众日常生活中挖掘传统祭悼文化带来的生存危机与责难，能够让读者以一种“间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