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doc

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论语》、《庄子》、《礼记》、《史记》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引 言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並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並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

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繫辞》，与今本《繫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繫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繫辞》与今本《繫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繫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後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

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

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 时、箸、豊 、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 ”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

《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誇 之古文《玉篇·言部》：“誇 ，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並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並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 □□□□[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

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 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並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

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 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係.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並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三 对出土文献所揭诸的这些事实，疑古论者不愿承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成说，一是力图将出土文献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传统文献的记载来否定出土文献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