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国际路线”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材料.docx

党课讲稿】"国际路线”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15日—18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会上，选举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绍禹（王明）、项英、陈云、张国煮为书记处书记，通过了《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进行的根据1933年8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27号记录记载，该会是在共产国际批准下召开的，所列三项议程，即：（1）总的政治形势2）党的群众工作和国民党地区的反帝斗争3）针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党在苏区的任务[1]P471议程也是由共产国际确定的同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确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即莫斯克文（周恩来）、波戈列洛夫（秦邦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项英、王明、张国意、布林斯基（任弼时）、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毛泽东、邓发、朱德和顾作霖其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共产国际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即：莫斯克文、项英、王明、张国泰、波戈列洛夫[1]P542-543优上述会议记录和电报来看，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组织建构和政治议题，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决定的。

换言之，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完全置于共产国际路线之下国内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研究非常少，主要集中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六届五中全会的关系［2］、六届五中全会组织机构的改组［3］、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议程及评析［4］及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5］等研究上从概念史的视角研究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著作和文章几乎没有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国际路线”概念入手，系统地深刻地剖析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拓宽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一“路线”一词，出现相对较早，原意指一地至另一地的交通线路后来演绎为一般的原则和路径国际路线”一般是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的方针和政策，其概念的出现，应该在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就有“路线”的字眼该《决议案》指出：“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它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一方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另一方面要求“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⑹P42-43。

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这里的“路线”就是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各国共产党不仅要利用议会讲坛内外的宣传鼓动，不断揭露资本主义国家伪善的“民主”，而且在“路线”的行动上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7]P116从这点来说，这里的“路线”一词基本上隐含“国际路线”之意蕴无论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所作的报告，还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直接表述，“路线”一词是“他者”置于中国革命的一般方针和政策报告中指出：“听取了鲍罗廷的报告后支部认为，鲍罗廷对中国南方政治局势的估计和他拟定的路线是正确的[8]P508“中国资产阶级起源于买办，现在它还没有摆脱这种性质正因为如此，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始终反对我们的反帝路线，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8]P600"后来中国事态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中共中央全会在东方部指导下所通过的路线是正确的[8]P619从以上叙述可以发现，“路线”是共产国际这一主体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指导。

换言之，“国际路线”具有他者对我者指导的意义同样，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的“路线”也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革命底教训——如同列宁主义所确定的——之领会以及党底政治的和组织的巩固，定可大大地有助于消灭和防止这里所指出的离开正确的策略路线的两种偏向[9]P25这里的“正确的策略路线”就是列宁所确定的“国际路线”，而不是别的什么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而1927年5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更是认为中共领导人之所以犯错误，就是没有充分了解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国际路线”它认为批评国民党的领导者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能常常坚决地进行而且对于发展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内缩手缩脚在关于没收土地和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党内尤其表现出动摇而这些动摇，“在目前阶段中特别有害于革命”基于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出：“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确路线[10]P118从上述的叙述可以看出：从1922年至1927年，尽管还没有直接出现“国际路线”的概念，但“正确的策略路线”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等意蕴已有“国际路线”之意。

因此，这段时期，可以看作“国际路线”概念隐性发展时期1927年至1930年，自然是“国际路线”概念的显性发展时期它不但彰显概念的政治符号功能，而且不断凸现不同使用者的张力感1927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抄送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文件中指出：“最近一个月来，即在联共中央四月全会以后的时期里，联共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发了关于中国问题和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等机构的文章、书信、声明和提纲这些文件中的有些文件只是近日才为联共中央所了解，因为它们没有发给联共中央，看来预先规定是在联共组织中传播的所有这些文件都带有很明显的派性，收到这些文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文件直接攻击联共中央的路线和决定，间接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决定[11]P254这可以看作“国际路线”概念最早的正式出现从这段话来看，“国际路线”的登台亮相，是由于共产国际内部领导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责任认定而引起的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看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国际路线”托洛茨基指出：“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党的每一次决议案之先，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决议案的错误，以前是不许批评和讨论的，事实上证明了决议案错误之后，则又背地换一个新的决议，然而还是‘机械的，并且比从前更错误。

现在斯大林的大纲就是一例，这种方法与党的发展绝不适合，特别是给幼稚的党以大的打击，我们应该从失败与错误中找出^验，斯大林大纲已经公布，最低限度对此大纲的内容提及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公开的讨论[13]P85要求斯大林、布哈林等人承担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体责任而斯大林、布哈林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中认为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是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两条革命运动巨流的汇合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说过的共产国际观点正相对立的[12]P220在这里，斯大林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托洛茨基的路线是错误的而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最诟病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也作了肯定他说：“首先谈谈第七次全会关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中国各阶级重新组合的决议”，它是正确的[10P118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最近中国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指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向反革命方面的论断。

[10P141这样，在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两条路线，即：“（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13]P223一般来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际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正确的;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首的路线是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正如1927年5月21日，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和纳索诺夫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所指出：“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们破坏这条路线，他们常常在左的词句掩盖下实行机会主义政策[11]P271这就赋予“国际路线”概念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中共产党内也对大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检讨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他指出：一九二五——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中国共产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和路线。

而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和路线的根由，则是因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产党内“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13]P403陈独秀认为，如果不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内这条机会主义政策和路线的根由，中国革命将会陷于泥坑中这条机会主义路线来源于斯大林为首的“国际路线”这条“国际路线”不但造成了中国革命、德国革命、保加利亚革命和英国革命的失败，而且使苏俄自己也陷于大危机之中陈独秀还指出，这条“国际路线”不但在大革命时期存在，在大革命时期以后仍然存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就是这条机会主义“国际路线”的结果他说:现在以瞿秋白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仍旧沿着一条机会主义路线的方向进行以瞿秋白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对于盲动主义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没有正确的估量，对目前的革命形势根本不了解其政治路线、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路线”的产物，它不是中国的“国货”从陈独秀的这一系列讲话来看，“国际路线”概念是与“机会主义路线”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国际路线”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对等物因此，陈独秀主张以托洛茨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替代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国际路线”而这一替代，与前面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表述恰恰相对立，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1930年,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下,中共产党内掀起了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自然以“国际路线”这一政治符号作为衡量政治主张是否正确和路线斗争的工具在这一方面，中共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和李立三表现尤为明显瞿秋白指出：“事实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都是工农左派联盟的‘极盛时代，如果将当时的客观形势与国际第七次执委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相比，人人可以看出国际决议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则觉得武汉之下工人运动过左了，二则觉得土地革命未必如此厉害（有一中央委员当时对邓演达说他是不觉得国民革命会是土地革命），三则对于反蒋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正在犹豫不决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在动摇之中[14]P401在这里，瞿秋白认为“国际路线”是正确的，“机会主义路线”是严重错误的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国际路线”与“机会主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