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新型城镇化社区多民族交往交融状况的社会调查.docx

    藏彝走廊新型城镇化社区多民族交往交融状况的社会调查    范凌薰 范召全摘 要：文章通过对藏彝走廊各州县以及毗邻大城市等地多民族社区的调查，发现：民族社区的跨文化效能稂莠参半，居民的文化同感较强，沟通胜任力偏弱，文化能力总体性不足;各族居民关系总体融洽，社区驻留乐意度普遍较高，社会疏离指数变化平稳，族际通婚遇冷指数陡降;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为主，“弱支持”突出;居民的社区参与以非正规参与为主，“弱参与”明显针对突出问题，研究提出：以人的发展为本，重教育，黜习弊，提升新型城镇化多民族社区参与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福利政策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升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保障力;以民族和谐交融为目标，实施逆向援助方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大融合发展走廊Key：新型城镇化;民族社区建设;多民族交往交融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近年来，藏彝走廊干部群众十分注重各民族团结，在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取得可喜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本课题组深入藏彝走廊各州县社区以及毗邻大城市多民族社区，就多民族交往交融状况开展调查，形成本报告一、样本设计与变量测量（一）样本设计及资料收集本研究的样本设计考虑到藏彝走廊的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达程度的新型城镇化社区，以及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社区居民等因素，抽样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城市、城镇及其社区的抽取样本总量包括：（1）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的民族特色村镇、牧民定居点、新型羌寨、彝家新寨、藏区新村;（2）藏彝走廊域内中小城市的新城社区;（3）成都市主城区及周边的民族街社区及其新老居民、昆明市的民族聚集新社区按照简单随机方式抽取3个民族自治州，并直接选取成都、昆明，最终形成5个地区;按照判断抽样，在3个民族自治州各抽取10不同类型新型民族社区，在成都、昆明各抽取2个多民族社区第二是调查对象的抽取按照抽取地区来配额完成调查对象的抽取成都市配额200份，凉山州100份，阿坝州100份，甘孜州100份，昆明市100份，共计600份问卷资料收集采取“入户填答问卷，当场完成，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

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85份有效回收率为97.5%课题组还进行相关主题访谈，收集到大量访谈资料二）变量测量本研究将“多民族交往交融”这一核心概念，设定为跨文化敏感与适应、居民社区参与、居民乐意驻留社区、社会支持等四个维度，用“居民的跨文化效能”、“居民驻留社区乐意度”、“居民的社会支持度”、“居民社区参与度”等四个变量指标来进行测试调查问卷设计中，我们对“跨文化敏感度和适应测试”采用跨文化敏感度测量表（ISS），围绕“跨文化效能”概念下沟通胜任力、文化同感和沟通行为这三类结构性问题来进行分析问卷采取1-5分的计分制算法，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完全同意”调查对象的跨文化效能各指标的得分越高（反向题的得分越低），则表示多民族社区居民对不同文化居民的喜欢喜爱程度、尊重接纳程度、交往适应程度就越高，多民族社区居民的文化敏感和适应状况就越好，进而各族居民的跨文化交往交融状况就越好对“居民驻留社区乐意度”，我们借用“社会距离”概念，从居住空间距离递减、人际关系距离近靠的顺序设置为城市驻留、社区驻留、街道或生活小区驻留、邻居驻留、通婚驻留等五个维度来测定社会疏离感。

问卷采取1-5分的计分制算法，1=“非常不乐意”，2=“不乐意”，3=“不确定”，4=“乐意”，5=“非常乐意”調查对象的得分越高，则表示居民乐意驻留程度就越高，多民族社区居民驻留社区的乐意度越高，就表明多民族社区居民的交往交融状况就越好社会支持主要测定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资源拥有量、获得支持和照顾程度以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社会支持可量化指标，问卷采取1-5分的计分制算法，1=“从无”，2=“极少”，3=“一般”，4=“较大”，5=“全力”社会支持分值越高，尤其对社会支持利用度越高，就表明多民族社区居民交往交融状况就越良好对于居民社区参与程度的可量化指标，问卷采取1-5分的计分制算法，1=“从不参加”，2=“偶尔参加”，3=“一般”，4=“较多参加”，5=“全部参加”社区参与得分越高，则表明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就越高，多民族社区居民互动交往状况就越好二、藏彝走廊新型城镇化社区多民族交往交融状态与突出问题本文从“跨文化效能”、“居民驻留社区乐意度”、“社会支持度”、“居民社区参与度”四个指标来测定藏彝走廊新型城镇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交往交融状态一）民族社区的跨文化效能稂莠参半，居民的文化同感较强，沟通胜任力偏弱（1）从文化同感看，多民族社区居民对待不同文化的“尊重接纳”、“喜爱偏好”、“主观认知”等水平普遍较高，但这三个指标呈下降趋势，尊重接纳状态最好，主观认知状态最差。

表1显示，g问题的均值为4.0299分（满分5分），o问题均值4.1161，平均得分率超过80%，为本表最高得分率，“尊重接纳”指数为4.073，表明受访居民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能够尊重社区其他民族居民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生活行为方式喜爱偏好”指标涉及a、f、q问题，其中，1个正向问题，2个反向问题，其分值依次为3.8224分、2.3166分、2.2297分，平均得分率为65%（正反向得分率转换处理），“喜爱偏好”指数为3.274（正反向得分值转换处理），表明民族社区居民之间能在一定程度上喜欢彼此结交、乐意互动为伴主观认知”指标涉及c问题和s问题，得分均值分别为2.2261分、2.6661分，平均得分率为49%，“主观认知”指数为2.4461，显见，受访居民在回答“c.我认为来自其他文化的居民心胸狭窄”、“s.我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于其他文化”问题时，较大程度上（近50%）表现出了“本民族文化更优”的主观认知倾向总体看，受访者对民族社区的多元文化属性的认同度是较高的，说明居民的文化同感较强2）从沟通胜任力及其行为看，多民族社区居民在“善于沟通”、“积极创造沟通机会”、“怀有沟通的心态”指标上参差不齐，除“沟通心态”稳定良好外，制造沟通机会的能力、善于沟通的能力等均稂莠不齐，居民跨文化沟通能力偏弱。

表1显示，受访者回答“e.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总知道该说些什么”时均值为3.0501分、“m.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很善于观察”均值为3.5333分，“善于沟通”总均值为3.2917分，得分率达65.83%;受访者回答“h.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很容易焦躁不安”时均值为2.4111分、“n.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均值为2.6696分，“善于沟通”总均值为2.5403（反向问题折算），得分率为50.01%，居民的沟通胜任力不强需要指出的是，e、m、h、n问题的“方差”依次是3.888、0.812、0.867、0.963，除e波动较大外，m、h、n波动均较小，受访者的“沟通胜任力”稳定地仅仅体现在“观察力”上，居民的沟通能力偏弱对“积极创造沟通机会”指标，受访者回答“r.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经常对他/她言语中的微妙意思很敏感”的均值为2.9445分、“t.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经常对他们文化的不同给予正面积极的回应”的均值为3.3229分、“p.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试图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的均值为3.6516分，总均得分3.3063，得分率66.12%，为一般水平状态。

在“有否信心沟通的心态”上，受访者在回答“问题b.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我对自己很有把握”时的均值为3.3339、“问题i.与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时，我很自信”均值为3.2845，“怀有沟通的心态”指标值为3.3092，得分率66.18%，为一般水平状态二）各族居民关系总体融洽，社区驻留乐意度普遍较高，社会疏离指数变化平稳，族际通婚遇冷指数陡降（1）各族居民关系总体融洽，社区驻留乐意度较高，社会疏离指数变化稳定但呈“宁远勿近”走势表2显示，受访者的城市驻留乐意平均指数为3.9653分（平均指数为所有受访者的该项问题测量平均值满分为5分），社区驻留乐意平均指数为3.9219，街道或生活小区驻留乐意平均指数为3.8798，邻居乐意平均指数为3.8293，通婚乐意平均指数为3.5165纵观结果可以发现，一是城市驻留乐意指数、社区驻留乐意指数、街道或生活小区驻留乐意指数、邻居乐意指数、通婚乐意指数等五个指标均比较高，得分率都在70%以上，这说明，近年来，藏彝走廊城市多民族社区在“愿意留”问题上解决得较好，处于较高水平状态二是城市驻留乐意指数、社区驻留乐意指数、街道或生活小区驻留乐意指数、邻居乐意指数、通婚乐意指数等五个指标呈递减变化趋势，从最高的城市驻留乐意指数（3.9653分，得分率79.31%），下降到最低的通婚乐意指数（3.5165分，得分率70.33%），下降8.98%，变化逻辑是按照居住空间距离拉近而递减、人际情感距离靠近而递减的，做邻居尤其族际通婚的乐意指数是相对最低的，这一“宁远勿近”的乐意指数变化，表明各民族居民在人伦关系上的社会融合性较差。

2）各族居民在社会疏离感指数上存在些许差异，族际通婚普遍遇冷现象突出受访藏族居民的社会疏离感曲线居于最低位，小幅度低于汉族、彝族、羌族、回族、蒙古族等居民的疏离感曲线，而汉族、彝族、羌族、回族、蒙古族等居民的社会疏离感曲线几近重叠，差异性不大;与此同时，汉族、彝族、羌族、回族、蒙古族等居民的社会疏离感指数变化起伏相对较大，藏族居民的社会疏离指数变化则相对平稳无论哪个民族的居民，他们（她们）的族际通婚指数均大幅低于本民族的其他各项指数，族际通婚曲线明显低于其他曲线，居社会疏离曲线组图最低位，表明多民族社區各族居民均在族际通婚方面疏离程度最高，在多民族社区中族际通婚普遍遇冷现象突出综合观之，藏彝走廊新型城镇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交往交融状态稳定良好，各族居民关系比较融洽，但邻里关系仍然相对疏离，族际通婚遇冷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居民的社会疏离感指数变化呈明显的“宁远勿近”走势三）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为主，“弱支持”突出（1）从社会支持来源看，各族居民以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为主，是一种“弱支持”状态下的差序格局表3显示，第一层来源是家庭支持，受访者从核心家庭成员那里得到支持和照顾、从亲戚那里得到支持和照顾，得分均值为4.6381和4.0611，得分率高达92.8%和81.2%，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支持成为居民最大的社会支持来源。

第二层来源是朋友支持，同乡、同窗、同行、同事、同宗、同民族等人群提供的支持和照顾，其均值大多在3.0分-3.5分之间，得分率为60%-70%，朋友支持成为社会支持“差序格局”中的第二圈差序格局”的最外圈有邻居支持、政府支持、公益组织支持、社会公众支持等等，表5显示，受访者从邻居那里得到支持和照顾的得分均值为最低的2.8506分，得分率57%，另外，居民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慈善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等得到支持和照顾，没有在测量表中反映出来，说明在受访居民的理解和领悟中，这些来源的社会支持可谓微乎其微邻里支持和其他一些微乎其微的社会支持，成为居民的社会支持“差序格局”中的第三圈笔者研究认为，在这一社会支持“差序格局”中，家庭支持成为居民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而社会化程度更高、制度化组织化更成熟、资源更充裕的正规社会支持来源则相对缺乏，是一种“弱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