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卷入的三场论战.docx

    周氏三兄弟卷入的三场论战    周慧梅五四前后各种西方思潮被译介，知识界以此作为讨论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凭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贞操观等被作为钳制女性解放的象征，受到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抨击从五四时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个人主义、科学主义、优生学说以及革命集体主义、国族主义的时代底色下，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将妇女解放诉求放入恋爱、婚姻、职业、节育、贞操等问题的讨论中，以恋爱与欲望、贞操与性道德等为核心的两性关系成为焦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度很有意思的是，知识界虽大多以西方观点来讨论中国妇女问题，却因解读角度不同爆发了数次规模不一的笔战，不仅《妇女杂志》《新女性》《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等女性杂志成为双方论争战场，《现代评论》《莽原》《新文化》《一般》及《生活周刊》等亦被延展进来，恋爱自由、性道德、贞操观等问题的大众普及向深广扩展其中，1925—1933年期间，周建人先后三次作为主角参战，长兄鲁迅、仲兄周作人亦下场协助，使得一度失和的周氏三兄弟重归伯埙仲篪，颇具轰动效应第一场论战：“新性道德”号风波与兄弟齐上阵1921年10月，在胡适通融下，高小毕业的周建人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妇女杂志》的“帮同编辑”，协助同乡章锡琛主编，将原本提倡三从四德、专注烹调缝纫的杂志加以改革，他们以《新青年》为模板，以“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为办刊新主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大力译介和挖掘世界各国妇女热点问题，他们利用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为《妇女杂志》搭建了前所未有的作者网络，鲁迅和周作人、胡适、茅盾、巴金、叶浅予、吴觉农、胡愈之、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纷纷加入撰稿人队伍。

为更集中地讨论问题、吸引读者，《妇女杂志》先后推出“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娼妓问题号”“家庭革新号”“配偶选择号”“男女理解号”及“新性道德号”等十一个专号，以恋爱、贞操、性伦理话题引导和回应社会热点问题，其中“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一再加印，依然供不应求，赢得了众多新青年男女的青睐，《妇女杂志》的订阅量，从原来的两三千册增加到一万多册，《妇女杂志》成为讨论妇女问题的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平台1925年1月，“新年特号”发表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现代性道德的倾向》，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沈雁冰的《性道德的唯物史观》，作为“《妇女杂志》黄金时代的降临”的标志重磅推出，遭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陈百年的迎头棒喝，称周、章二人为中国旧社会的“一夫多妻”陋俗张目，上海《晶报》《时事新报》副刊等迅速跟进批判，一时间，舆论大哗两人究竟在文章中讲了什么内容，被陈百年如此痛击呢？周建人在《现代性道德的倾向》一文中，宣称恋爱自由和节制生育是新性道德的两个中心问题，尤以恋爱自由更为重要，他认为：“恋爱自由是解决女性教育、经济独立等问题的根本办法”，女性应该作为独立人格存在于两性关系中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男尊女卑，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作为“个体”独立性别被否定，沦为满足男性欲望和家族生育子嗣的工具，正是这种旧观念，造成男女两性政治上、社会上、生命价值上的种种不平等和歧视，唯一办法便是用新性道德取而代之。

主编章锡琛认为“性的道德，完全该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标准”，“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周建人亦表示：“我们所需要的新道德无他，第一，认可人的自然的欲求是正当，但这要求的结果须不损害自己和他人第二，性的行为的结果，是关系于未来民族的，故一方面更须顾到民族的利益，这是今日科学的性道德的基础他将新性道德的中心思想归为“把两性关系看作极私的事，生育子女作为极公的事”显而易见，两人的新性道德理念是基于恋爱自由的原则，提出只要不害他人和自己，允许男女两性之间同时恋爱多人陈百年在《现代评论》上以《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为题，指出周的新道德观为一夫多妻张目：“以指导新妇女自任的《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中竟含着一种议论，足以为过一夫多妻的生活的人所借口，足以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中国现在的家庭大有改革的必要……古来一夫多妻的坏风俗非极力打破不可仅以改革自任的新性道德家竟有许可一夫多妻的言论，竟挺身而出作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我不得不提出一种抗议了”征诸史实，一夫一妻制在1912年《临时约法》中虽有所规定，但社会上妻妾现象仍大量存在，被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旧弊加以猛烈抨击。

陈氏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新青年》政论者之一，他的批评引发汹汹的社会舆论和商务印书馆高层的极大重视章锡琛、周建人深知舆论的力量，次日便写辩解文章寄给《现代评论》编辑部答文于5月9日发表，同期刊发陈百年的新回复文章双方论战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制之间的关系;（2）新性道德与纵欲之间的关系;（3）恋爱与占有欲、妒忌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的是，这三篇答文虽有交锋，但火药味并不浓5月15日《莽原》周刊出版，上面刊有周、章二氏另一面目的答文及主编鲁迅《编完后记》，悄然将笔战推向高峰周建人用《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为题，援经据典，语锋犀利：恋爱应当绝对自由的话，在别国已经说的太多而且太久了，读者似乎并不为奇，而一出于本国人之口，便大家都来大惊小怪即如我们这一次说了几句极平常的话，《晶报》就最早，说我们教坏青年，《青光》其次说女子可以多夫，“此可忍，孰不可忍！”最后，乃见陈百年先生在《现代评论》上提出抗议，说我们给“一夫多妻作新护符”，别的老先生则说我们是提倡自由恋爱于是我们为一大伙道德家所包围我们因为尊重陈先生的言论起见，特地作一篇答文，于看到十四期《现代评论》之次日，即行寄请发表。

至今前已出二十期了，终于不见登载又寄挂号信問现代评论社催问，已半月有零，全不理睬我们，威严实在可畏！我只好重写一篇，寄到能容许我们说几句话的地方发表去或者陈先生以为的话没有多大意思，不再答复，或者在能给我们极有益的教言，都未知，但我们如果觉得没有再答复的必要时，也就不再答复了从答文中可见，章、周二氏将答文寄到北大的《现代评论》后，该杂志并未及时刊出来平息舆情，他们去函询问亦无答复，外在的舆论压力与日俱增，章锡琛在《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中直言，“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的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面对《现代评论》一个多月的“留中不发”，“这是在使我们觉得有点害怕了我虽是极弱的弱者，但在这‘生死关头当儿，怎能不做最后的挣扎”在这种情况下，周建人只好求助大哥鲁迅鲁迅接到三弟求援信后的心情，不仅在《莽原》上刊发两人的文章，并专门写了《编完后记》：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等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

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也不见这一类的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哪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预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她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但是委屈的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是论是非，莫名其妙鲁迅简要说明前因后果，揪住陈百年文中提及法律和道德关系时所举例子，顺手一击，“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着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此期《莽原》篇幅共十六页，周、章二氏文章占据九页之多，周建人再次澄清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毫无相同点，“我们所说的性关系是指恋爱的状态，自由的意志”，并秉承“男女平等原则”，宣传的是恋爱结合和男女平等。

鲁迅的按语具有相当的冲击力，陈百年感到莫大压力，专门写了《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寄给《莽原》，解释《现代评论》未及时刊登、答复的前因后果，将责任揽了下来，自称回京后杂务缠身，以致搁置多日才执笔作文，“都是我不勤作文的罪”短信虽注明给“周章二先生”，信中却频引章氏驳文内容，并专门提及他与鲁迅的感同身受，称因“要吃饭”原因不再参与讨论大哥鲁迅先后援手，二哥周作人也在隔空助阵，在《语丝》上发表《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以揶揄口气“劝说”主编章锡琛要清楚《妇女杂志》是营业性质的杂志定位，“我们要知道，营业与真理，职务与主张，都是断乎不可混同的，你却是太老实地‘借别人的酒杯自己浇的块垒，虽不愧为忠实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却不能算是一个好编辑员了”，劝章“把气力卖给别人，把心思自己留起”，“少发在中国是尚早的性道德论”，“以致被道学家们所烤”周作人同样在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为三弟转移火力二位兄长襄助，友人顾均正、许言午亦撰文声援，章、周二人亦采取自救措施，在《妇女杂志》上开辟“读新性道德号”、“甲种征文”，借读者之力试图缓解舆论，周建人还在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再论产儿制限与性道德》文章，但这些努力虽赢了笔战，却难以扭转被商务印书馆“弃卒保车”命运。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撤掉章锡琛的主编职务，周建人被调去自然科学部编辑动植物教科书，“新性道德号”引发的风波以章、周二氏均被调离黯然收场章氏转而自立门户，创办《新女性》，继续高扬恋爱神圣与新道德观大旗，在知识青年中发挥影响;周建人自1926年1月起担任新创刊《自然界》主编，主要精力转向“花鸟虫鱼”等自然科学，他的社会身份，逐渐从“妇女研究专家”向“科学专家”转换，妇女问题中的恋爱自由、两性关系依然在他视域中，在《新女性》《妇女周刊》持续发表的四十余篇文章是很好佐证，与之前相比，行文风格倾向于问题的科学层面解读这种书写，却为第二次论战埋下伏笔第二场论战：《性史》书评惹火与周作人助战第二场论战发生在1926—1927年间，阵地最初在《一般》杂志，是因为周建人的一篇书评而引发的笔战这次周建人的论战对手是北大教授、留法哲学博士张竞生与陈百年“守旧”不同，张氏因发起“爱情定则讨论”被世人视为思想前卫激进之士相对于第一场笔战中的被迫迎战、仓促上阵，这次周建人多了几分主动，战至酣处，二哥周作人亦提笔作文助战，夏丏尊、潘光旦、高长虹亦先后加入，战火蔓延至《语丝》《狂飙》周刊、《新女性》等1926年9月，立达学会创办《一般》杂志，创刊号上周建人在“书报评林”专栏发表《关于〈性史〉的几句话》，认为“本书不是有系统的科学的著述，只是几则论料的结果”，不适合给中学生和一般人阅读;除去材料不可取外，周建人援經据典，一一指出张竞生《性史》书中错误。

面对周氏质疑《性史》，张竞生颇为不屑，回应文章中声称“我的主张常有超过一般普通自命性学家的思想范围之外，……这是我的抱歉处，也是我值得骄人处”周建人再以《答张竞生先生》回应，认为性知识的传播不应以“阅读趣味”凌驾“科学知识”上，重申《性史》是打着科学旗帜却又混淆科学真义、“伪科学”周建人不妥协的态度，激怒了张竞生，张竞生专门创办《新文化》杂志作为阵地，笔战就此拉开1927年1月，自称“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新文化》创刊，张竞生出任主编在《新文化》创刊号上开辟“批评辩论栏”，他以《新淫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