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用钱赎是解决民企原的惟一办法.doc

岭南管理评论 第1卷第1期郎咸平：用钱赎罪是解决民企原罪的惟一办法郎咸平：博士，47岁，经济学家，祖籍山东潍坊，生长于台湾，受教育于美国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为长江商学院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致力于研究公司监督、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其学术成果为国内外学术界和财务管理教科书广泛引用，现担任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顾问近年来，郎咸平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等措施，以保护小股东的正当权益而其设计民营企业研究，更因在“仰融事件”中担任“独立第三方”，提倡制度化处理民企“原罪”的BOT方案而引人注目郎监管——代表公众利益，随时开战 《赢周刊》：今天的论坛，您本来要讲企业多元化的问题，但却临时换题，在论坛上谈人民币汇率，其中包括人民币黑市的存在，流入国内的‘热钱’总额等一些还未明朗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您提出人民币应该贬值2%的建议，是否太草率? 郎咸平：这个问题其实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了目前大民币已经成为国际炒家阻击的对象，这些情况不是"不知道"，而是依据摩根士丹利的一个研究报告。

贬值的幅度最多只能2%，不能超过2%，我也希望能给他们（国际炒家）一个大的打击，越大越好0.1%就没有意思了 《赢周刊》：您将在香港《东方日报》上连载文章，反对高盛银行等外资投资银行经济学家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论点，又要“开骂”了? 郎咸平：对很少有人像我，指名道姓地“骂人”高盛这些经济学家，从来不重视学术研究，我以前说他们从来没有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我说错了吗？他们进入高盛可能显不想在学术上发展，并不是说没水平，但是他代表的不是公证的立场，而是高盛的利益，高盛代表的则美国的利益他没有资格教中国怎么做 我骂人不是谩骂，是指出你怎么剥削，你的观点怎么不对比如胡祖六，他提出三个观点:第一，人民币升值10%合法;第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采用浮动汇率;第三，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采取固定汇率政策，他这是胡扯全世界60%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人民币升值只回便宜了炒家，典型的政商勾结亚洲命融危机根本不是固定汇率，泰国就不是他的观点，表明他从不做严谨的学术研究，但他代表的是香港所有外商银行的利益 《赢周刊》：您代表谁的利益？ 郎咸平：你我的利益，我当然代表公众们利益 《赢周刊》：这是学者的天然属性吗？可有人说，现在很多学者己经代表利益团体的利益了。

郎咸平：那我还好我为什么不代表利益团体?因为我很有钱，我过得很滋润，任何人不可能用钱买动我，我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赢周刊》：您在2001年也是"一骂惊人"，您撰文抨击德隆系在股市上价值严重高估，前段时间还出过有关的假新闻，影响很大两年后有人质疑您当时的研究结论，因为其旗下上市公司市盈率虽然非常高，但企业本身还是在做实业，并且是有成效的 郎咸平：可是，你知道我当时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这三家公司的市盈率超过100，所以是高估的如果（市盈率）是30的话，那么有道理，现在是300！肯定盈利不够，股价过高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德隆在实务方面也做得很积极，但这是它的事，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赢周刊》：有种说法，德隆是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规模有l500亿元，如果它被"批倒"，可能对整个股市的负面影响更大这样符合您一直维护的小股民的利益吗?而如果“大庄家”有不正常操作，置之不理最终也会影响小股民利益 郎咸平：影响大这是事实，这个的确不关我个人观点但我没有想要将德隆弄倒吧？第一，证监会说了没有查它，第二，我与它无怨无仇，干什么弄倒它？有时间不如多上点课挣钱，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嗷嗷待哺。

笑）我当时只是做一个学术研究，我的观点全部在上面了，它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这是我写下来的事实，但我没有搞倒它的意思我很清楚刚才讲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也希望股市不要再往下沉沦监管的事情不是我来管的我呼吁过，该讲的讲了，不该讲的也讲了，监管部门不管我没有办法 《赢周刊》：不过媒体给了您诸多头衔，比如“郎监管”，“氏企杀手”之类的，这些让您感到舒服吗？ 郎咸平：挺舒服的，这辈子没人在乎我，连家里的狗都不太理我笑）这么受关注不是挺好的吗？ 《赢周刊》：也不在乎别人骂您?郎咸平：我还没有那么麻痹，我常常鞭策自己大家骂我的原因也是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公正没人骂你的时候才悲哀我写文章都很谨慎，每次都有证据，我从来没有人身攻击，我只讲对方做这个事情是错的，而且我引经据典，拿得出资料来资料是你自己发布的，我分析得出你违反了什么规定这并不是讨论一个什么模棱两可的问题错就是错 《赢周刊》：您选择民企作为您在中国内地研究的切入点，并且以"弱势群体"代表的身份出现，有人认为有"博出名"的嫌疑 郎咸平：不是，关注民营企业是个必然，我们学管理的，学生都是搞民营企业的，不可能不关注。

关注企业是我这辈子生存的根本我今天关注企业的目的是如何保护它的股东，对他的整个作为、想法，我必须了解，这是达到目的必须经历的过程不过目前我得到的说法跟你说的不太一样，他们对我还是比较恐惧的，因为我提出要管他们，要约束这是我关注的方法中国民营企业，首先要约束，后鼓励通过法制化来实现也要给他们好的空间让他们发展，这是我接仰融案子的原因 《赢周刊》：您接受仰融委托，作为他和辽宁省政府产权纠纷案的"独立第三方"现在政府方面对这样的调解方案有实质的反应吗? 郎咸平：目前还没有进展仰融律师说我去东北、北京(接触政府)是胡扯，我没有去过他们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们仰融是打算撤消(在美国的)诉讼的，但地方政府必须来找我 《赢周刊》：这样的话，引入“独立第三方”调解民企产权纠纷的方案行不通? 郎咸平：这个不急大家都是高手，耐心最重要当事人的压力，仰融的压力是很大的，最没有压力的是我他们(注:指地方政府)考虑问题不可能自己决定，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必须等等到最后一定会来找我，因为我很清楚到美国打官司是怎样的结局，他们不清楚，所以才有幻想，那是不可能解决的;等到幻想破灭了，必须来找我。

所以我有十足的信心，他们终究是要来的拖延的结果将是悲剧 《赢周刊》：在目前国内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就不能处理这类问题吗? 郎咸平：目前没有办法，还没有法制化环境能够保护民营企业家，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希望通过仰融的案子，建立一个案例，供日后解决这类问题作参考仰融事件后，很多民营企业家找我，我跟他们说，不要急，等仰融这个案子解决之后 我提出的方案，是通过一个“独立第三方”，代表公众来做产权的裁判，比如政府代表老百姓取得40%，企业家60%，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解决，做一个“私了”没有其他办法，法院解决不了，因为没有证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证据，有“灰色地带”，这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过得提心吊胆假如政府能接受 “私了”的观念的话，一边分一部分，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政府代表的还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不可能让企业家多分假如我来裁决仰融事件，我一定要他少拿一点政府代表老百姓，拿适当的一部分分给政府，这是基本的一点 《赢周刊》：那么该怎么平衡公众利益和企业家积极性？ 郎咸平：目前如果我跟企业家讲清楚“六四开”，政府拿“四”，你拿“六”，60%给你保证，以后不会找你麻烦。

你挣的钱40%归政府，也就是归老百姓这就是你的积极性 《赢周刊》：您将民企利用国家资源迅速进行财富积累的行为称为民企的“原罪”，在这个范畴内提出‘BOT’(资本的建设——运营——转移)方案但是最近牟其中就通过他的律师，质疑您所讲的利用100元国家资源和900元银行贷款起家的民企不是真正的民企 郎咸平：这个人水平就比较差了，我从国家拿l00元饯，这个就是账目不清的钱，另外900元贷款没有问题账目不清才有今天怎么谈判这个问题，所以法院没办法判决如果l00%是国家产权，那很清楚，就是国营企业了，不用谈了问题是，这100元怎么拿来的不清楚，具体国家给了多少钱，也不清楚，假设是100元吧，这里面还涉及个人贡献的问题，到时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到法院打官司是打不清的，只能通过“私了”他没有搞清楚，也不奇怪 《赢周刊》：但很多民企最早就是靠自己积累的资金发展的，他们的‘原罪’问题可能是因为抵触了当时的所谓‘恶法’，比如最早倒卖商品，而不涉及产权问题这个又怎么解决呢? 郎咸平：对，这个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某种程度的“原罪”原罪”的原因很多，但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钱赎罪”。

在美国很多，99%的案子是用钱赎罪，“私了” 《赢周刊》：可问题是，没有产权纠纷的‘原罪’，就商业规则来说，企业家并没有犯错，却要与政府分账，这不是很不让人舒服吗? 郎咸平：你可以多拿一点嘛，给你九成，你舒不舒服?政府不追究你，就可以了只是一个成数的问题，让双方都觉得心里很爽，可以接受，这就是解决方案这个方法也不是绝对公平，只是设立一个机制，让民营企业家可以脱困但是你必须付出代价全部拿走是不可能的 《赢周刊》：您提出的方案实际上需要有许多配套体制的完善来支撑，在目前条件下提出，会不会只是一纸空文？这些您有没有考虑过呢?郎咸平：对，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正在做，第一步是先通过第三方建立案例，成功之后，将来才有机会建立制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公序良俗——中小企业是希望，民企成本是耐心 《赢周刊》：就做研究而言，同一方向的课题以中国企业为范本和以美国企业为范本，做研究的程序、难度等等有什么区别? 郎咸平：在中国难度大，资料不够，而且要复杂得多在国外做什么都比较简单最大的困难是，中国企业家的思维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比较固定，大部分企业都差不多，你一做就大概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企业哲学。

中国不一样，每个企业家各有各的调子，比如企业兼并，有的真的是为了企业扩张，有的是为了“洗钱”，想法是不一样的这种多样性，比较好玩，比较刺激 《赢周刊》：您是否认为在中国办成一个企业，成本是很高的? 郎咸平：那肯定的，法制不健全，成本必然高 《赢周刊》：我们注意到，这两年很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出问题，被抓被查的就有杨斌、仰融、周正毅、孙大午，还有目前正备受媒体质疑的许荣茂等，还有被杀害的企业家如山西的李海仓和兰州富豪刘恩谦，因债务问题自杀的河南首富乔金岭等这么频密出现的民企大户和富豪非正常终止企业生命的案例，不禁让人疑惑，现在是民企的“春天”还是“冬天”? 郎咸平：确实是，这种事情很多了，但目前已经改善很多，比如仰融的案子，能允许第三方调停，允许我讲话，允许新浪网就不同观点投票，这是很大的进步，不可能要求完美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自己有问题，民企(经营)水平很差，做到两三亿元、七八亿元就差不多了，根本做不大资金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都太“牛”了，不充实自已，完全没有一个企业的长期规划，只能把过去的可能付诸于未来，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没办法了解到一个企业做大后所面临的困难，这对(成就)一个大企业是不可能的。

《赢周刊》：如果大的民企都是这样，那么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哪里? 郎咸平：一个经济起飞，(依靠)中小企业一样可以台湾经济发达，90%都是中小企业，在美国70%的企业也是中小企业大企业毕竟是极少数一个国家依靠中小企业也是可以成功的而且，中国企此基本上做不大，我从来不相信中国民营企业能做到像GE那样，不可能成气候，那么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