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第十三讲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下）

1、第十三讲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制约因素 1，个人信仰文化的缺失 2，道德约束机制的弱化 3，公民文化的缺失 4，规则意识的缺失 5，差别待遇现象和平等意识的匮乏 6，文化结构的泛政治化 7，牧民文化 7，文化思维的原始混沌性 8，文化总体的生态失衡,规则意识的缺失表现,规则意识的缺失表现,以交通规则为例，在中国闯红灯是家常便饭，尽管十字路口安装了摄像头，汽车有车牌可以辨别，但是人们依然习惯于斑马线上自由穿梭，根本无视红灯的存在。结果大家都在闯，不闯的人反被认为是傻子。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通过关系办事，中国人对关系的利用娴熟程度真让人 刮目相看在中国，不管跑业务、找工作、考升学等等，办好任何一件事情，有关系要靠，没关系要找。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有一个感慨：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

2、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规则意识的缺失的消极后果,公元2008年11月20日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由坦桑尼亚政府和移民局发起了一场大面“清剿”和“抓捕”华人华侨的“行动”。由坦桑尼亚移民局牵头，分几个“清理”小组，针对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华人华侨以查护照和工作签证为名进行大面积“抓捕”，并将华人华侨全部集中的移民局 。一位在坦桑尼亚经商10多年的中国人讲，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坦桑尼亚时有发生。中国人都是向黑人施以小费来平息和解决事情，费用大约在5000美金到10000美金不等。中国商人叹息道，黑人从来没有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实施类似的“清剿“行动。事实上，长期“以小费平息事件“的方法，使得类似事件愈演愈烈，同时也造成了黑人只针对华人采用类似极端行动。 类似的事件在俄罗斯、东南亚、南美、非洲都经常发生 对此有人了一个规律：凡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态度越恶劣。,差别待遇,对自己人残忍，对别人仁慈。中国会花费无数人力物力去把一个罪恶的外国人改造成一个善人，同样又会花费无数的人力物力去把

3、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打成“ 恶人”。中国人会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那些酒足饭饱的外国人做佳肴，而不愿丢一碗饭给一个饥饿待毙的同胞。慈禧太后的名言就是：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优待俘虏与整自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对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表现出的残忍无情令人难以想象。他们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被赶离出校门，被剥夺政治权利，被关被打遭受各种非人的待遇。与之对照的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对日本俘虏优待备至，把他们像老爷似的供养起来，宁愿自己吃少点、吃差点，也尽量让日本俘虏吃多点，吃好点 。在俘虏问题上另一个现象就是，对俘虏的敌人备加优待，对自己被俘虏的人则备加歧视 中国人是对外国人善，对同胞恶。在本国内，对少数民族优惠，对本民族歧视。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等级歧视,不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埋怨在大城市里被本地人当成乞丐看不起，一回到家乡，却又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架态，仿佛生养 自己的故乡已配不上自己的身价。不少中国人觉得在外国人面前矮了一截，但凡出国归来的国人，却反过来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可以

4、说，中国人对中国的歧视，甚于 外国人对中国的歧视。 （洋奴心态和二鬼子） 在中国把国民分成农民和市民两种，市民享有很多农民所没有的特权。在市民中又分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两种，大城市市民又享有中小城市市民所没有的优待和照顾。此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归国人员等，又享有很多普通市民所没有的特权。在中国人眼里，外国人的地位总是高的，而中国人的地位总是最低。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往往比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还要利害， 在政治层面上，中国人由于缺乏公平心，把西方的“民主” 曲解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有主人必然要有相应的仆人，于是领导者就说他们是人民的“公仆”。问题在于：只要存在主人与仆人的区分，不管双方位置如何变换，那里会有真正的平等呢？ 中国人的等级主义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极难消化西方的平等人权思想。中国人希望的平等是“上等人”放下身份和自己搞平等，而绝不是自己放下身份和“下等人”搞平等。中国的市民们都知道农民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可是极少听说有市民愿意让农民享受和自己一样的平等待遇。在外国常常看到中国人抱怨外国人歧视他们，要求外国人给予他们平等的待遇。可是这些人一回到中国，又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高人一等

5、架子，要求政府给他们这种优惠那种特权，根本没有要求政府以普通国民的身份平等对待留学人员。,差别待遇的消极结果,差别待遇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以争当外国人为荣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美国的耶鲁全球化杂志2007年7月17日的文章，中国移民走向全球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移民影响了超过150个国家。这个里面指出，或许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移民的影响力那么显眼，自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后，有1800万中国人离开祖国，流落他乡，比3500万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一半还要多 。,文化结构的泛政治化,一，道德的政治化 1，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内容的同一性。 2，道德评价与政治评价的混同。皇帝至善，君道合一。道德水平的等级制。 二，学术的政治化 真理的权力化现象 教材的泛政治化 生活中的泛政治化,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同一化,在道德领域,始终是围绕“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党的方针及政策教育”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在道德领域主要是推行集体主义。 从传统看，以儒家思想占主体地位的传统伦理道德所追

6、求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将伦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的具体表现。历代的统治阶级,不仅给自己的政治披上一层道德外衣,他们还把他们的道德赋予政治的地位和法律的权威,借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去推行。例如,“孝”原本不过是道德规范,孝经却明确指出:“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用孝来阻止犯上作乱。,道德建设与政治的同一,中国的道德建设也是通过政治运动进行的，全国每年一度的“学雷锋运动”就是这样，3月5日那一天全国各地都是做好事的，然后记录下来进行宣传，这种为做好事而做好事，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活动，它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这种道德是一种政治化道德。随着政治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我们以学雷锋运动为例，在不同时期，学习雷锋的内容、口号显然不同。这种道德也常常陷入危机之中。因此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头语“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 “政治气候变一变，雷锋精神换一换”。因此我们的道德是一种政治道德，这种道德成果随着政治政策的变动而变动，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政治的危机往往带来道德上的危机。,学习雷锋口号政治化,1963年至1965年常见于报端的口号是：一，

7、像雷锋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二，学习雷锋不忘阶级苦，干革命紧握手中枪；三，像雷锋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1966年至1976年，常见于报端的口号如下：一，学习雷锋支持革命左派，二，学习雷锋做“三忠于”“四无限”的好战士；三，以批修整风为纲深入学雷锋。 1977年至1988年，常见于报端的口号有：一，学雷锋，做四有新人；二，学雷锋，把“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纠正过来，把破坏革命传统，破坏社会风气的污泥浊水扫除干净；三，在新长征中发扬雷锋精神； 90年代以后，一，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二，学雷锋精神，做人民公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乔石）三，雷锋精神永放光芒（李瑞环）学习雷锋精神，实践三个代表,权力的真理化,理论的学术价值不是取决于自身的真理性，而是取决于提出者权力的大小。权力越大，理论就越重要，越符合真理。 学术问题的争鸣解决，往往由权力来裁决。同样的理论是自由化，还是重大理论创新，由当权者说了算。领导人说的话叫理论创新，一般知识分子说的话叫自由化。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修改叫飞跃，其它人叫修正主义,泛政治化表现,在语文教科书和语文

8、教学中，意识形态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一套固定的政治话语成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公式。例如外国文学作品就一定是批判资产阶级的阴暗面，现代文学作品就一定是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当代文学作品就一定是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新生活，古代文学作品就一定逃不脱它的时代局限性等。 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政治化更严重。凡是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凡是地主阶级的行为都是反动的。抗日战争中，只有共产党是真抗日国民党是不抗日，假抗日等等。以政治标准取舍历史资料，断章取义和选择性失明现象使得历史学科的学术性价值几乎不存在。,生活中的泛政治化,生活中泛政治化化就是对个人行为的片面政治化解读。 当年被炒得火热的柯受良、朱朝辉飞越黄河，北京跳伞队在长城上进行的高空定点跳伞等轰动一时的事件，充其量是一种不太险的冒险行为或高技能演示。然而，我们有些媒体却把它与民族尊严、国家荣辱联系在一起，并高喊这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柯受良飞越黄河,牧民文化的盛行,一，特征：视人民为群羊，蔑视群众公民权。 1，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2，视法律为管理民众的工具，而自身不必遵守。 二，表现 1，法律对民众权

9、利的忽视问题 2，法律地位的低下，政策与法谁的效力大土政策 3，索恩文化,法律的特点,最大特点就是官吏对臣民的单向控制关系。法律制定者是政府，法律的主旨是如何加强行政管理，因此，这种法律的特点一方面是赋予官吏尽可能大的管理权力和权威，另一方面是给国民设定尽可能多地义务和责任。 由于行政机关不对民众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当官吏侵犯了民众的正当利益时，法律严格限制甚至完全剥夺了民众的反抗权利。行政机关纵然实施了不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对民众的正当利益造成了损害，也不对民众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于民众来说，遭受不法或不当行政行为之害的唯一救济措施，是通过申诉、上访、上告等方式请求纠正不法或不当行政行为。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站在统治者的一方的，很少考虑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问题。是其维持统治状态，镇压民众和束缚民众的工具。人们心目中的法从最初的“赏”与“罚”，后来演变成极端的“法即刑”思想就是这个原因。对于法律的畏惧和排斥已成为中国民众心里的一种思维定势。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充满正义理性的光芒的。法律是站在民众一方的，成为维护自身权利，对抗公权力滥用的工具。西方人侧重于法的社会性、公共福利性。法律是一把权利的保护伞，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已成为西方人的一种思维定式。,毛泽东论法律,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 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姜瑜外交辞令的背后心态,2011年3月3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共警察殴打和骚扰十多名外国记者事件质问发言人姜瑜，是否中共宣称的537号令已失效，并追问外国记者究竟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姜瑜竟强硬地回答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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