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论文-近代中国兴学三特点

1、教育理论论文-近代中国兴学三特点摘 要由于缺乏兴办新式教育的经验，近代中国兴学观念、学制系统乃至一些具体措施，都来自对西方国家的模仿；由于缺乏兴学资金，政府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由于引入的是异质教育，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长期难以适应。由此形成近代中国兴学过程中的三个鲜明特点：模仿发达国家的教育，广泛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教育活动，教育变革与社会发展处于难以适应之中。 关键词近代中国；兴学； 模仿；民众参与；不相适应 Abstract:The ideals and systems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came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of lacking experience of running new schools. The nongovernmental capital was encouraged into education field because of lacking the governmental funds. The education which differed from

2、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uld not fi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mitat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ncouraging the nongovernmental funds into education and the conflict of development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Key words:modern China; running school; imitation; the masse participation; conflict 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社会变革。如果说思想与政治变革为教育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氛围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则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国是“受外力刺激与挑战而从事工业发展

3、及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种外发性的现代化”1，在变革过程中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教育上则是：兴学观念、学制系统来自对国外的效仿；办学经费依靠民间的捐输；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呈现出适应中的不适应。这些特点相互区别，但又密切联系。它们形成于近代中国兴学过程之中，又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有着现实的参照意义。 一、 从“药方只贩古时丹”到“药方只贩外人丹” 有学者将近代之初清政府对教育的整顿路径，形象地称为“药方只贩古时丹”2。教育中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清政府因循祖宗成法的思维惯性有关，但又不限于此，生产力发展乏力是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领域没有发生变革，没有为教育变革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产生强烈的教育需求，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知识也没有进入教育领域。教育沿着原有的轨道并不断地从固有文化中汲取养料而得到发展。然而，这种教育辅以僵化的制度，陷入教育愈发展，社会愈乏发展动力之怪圈。这种状况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变得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开始起步，在被动中模仿或移植着西方社会的某些措施。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同样带有明显的移植

4、痕迹，移植范围包括中国以往没有的产业部门或已有但以不同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这种移植的产业部门一旦进入中国，便显现出其优越性，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内在驱动力、以机器使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使中国固有生产方式的落后暴露无遗。新型生产方式所显示的优越性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以新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成为近代中国人抵御经济侵略、求得富强的主要途径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愿望愈加强烈。在固有教育难以满足新的生产方式对人才的要求时，变革教育的呼声出现，并急剧高涨。这种舆论与生产领域的实践活动遥相呼应，壮大了要求教育变革的力量，近代教育开始萌动。 在缺乏创办新式教育经验的情况下，近代教育基本是采取模仿的方式得以展开。模仿内容不仅体现在学制系统、教育观念上，甚至体现在专业选择和课程设置上。就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学校课程设置而言，几乎是日本的翻版 以清末高等商业学堂为例，共设课程 18 门：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薄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实践、体操。据周学熙东游日记记载，这样的课程设置几乎是日本高等商

5、业学堂课程设置的翻版。见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中等商业学堂所设 13 门课程中，仅比日本多了理财大义、商业实践，少了速记术，其余则完全相同。见曾治平.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史M.武汉：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1997.10.；而且“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3（214)；至于雇佣洋教习、大批派遣留学生，不余遗力地翻译西书、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无不显示出“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特点。这种移植国外教育的情形贯穿于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出现了与“药方只贩古时丹”相对应的“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状况。黄炎培于 1930 年代在他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对这种效仿国外教育的做法给予概括： 中国最近时期种种变化，都是外烁的，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这是很明显的现象吾们先求教育跟上人家，慢想超过人家。宗旨并精神上须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还须择善而从，若并模仿而以为可耻，是永远没有出息的了。4 黄炎培清楚，西方教育是先进的，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希望在“不失去自尊自立”的前提下，通过模仿进而达到超越的目的。然而，如同美国

6、比较教育专家阿特巴赫所言：“美国的改革和实践，在考虑解决其它地区的问题时可能是有益的。美国处理的挑战，其它国家也可能遇到，可能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这些观点可能是相关的。但是利用外国的模式来解决它们国家当前的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学习或移植别国文化教育是促进本国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途径，但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辅以融合、吸收，解决好移植与同化的矛盾，寻求二者的统一。否则，不仅引入的教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教育对其它社会部门的促进作用受到影响，而且也为教育本身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学校的实践应该尽可能与本地的需要相联系。以借鉴外国的模式和技术为一方，以发展本国的模式为另一方，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是复杂的。”5近代中国教育恰恰在处理这种“复杂的”“斗争”时遇到障碍，为教育目的的实现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问题。 二、民间资本的广泛参与 与经验缺失遥相呼应的是办学经费的拮据。清末大规模的兴学活动始于1901 年，这是经济极为困顿时期。1903 年的一份上谕称：“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6(P5117)中央财政拮据，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地方政府，要求各地着力兴学。然而，

7、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年之后，张之洞、袁世凯等称：“奉旨兴办学堂，已及两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累之也。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6(P5127)限于资料，我们难以知晓晚清政府教育经费的准确数字。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清末兴学以来，各级学校经费多出自地方公产或公益捐或承袭过去书院之收入，其纯恃中央及省县财政开支者，仅少数学校7。据 1910 年的教育杂志陈述：“学部进款，向以华俄银行息入为大宗，每年多至三四十万两，少或不及二十万两。乃自光绪三十三年，该行生理亏折，以致该部光绪三十四年应入息款，分毫无着。”8可见，晚清政府兴学时的经费是非常有限的。 经费不足在癸卯学制中得到集中反映。如初等教育关系“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然而，限于经费，仅能在县城设立两所，大县城设三所，“以为楷模”9(P417)。进而改变人们对教育理性认识，改变教育在人们心目中应有的地位实业学堂为“振兴农工商等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也是造成“中国农工商各业故步自封，永无进境”的原因所在。但是，受制于款项难筹，只

8、能“或在省城，或在繁盛地方预为布置，至少总须设成一所”9(P750)。兴办教育除了受资金限制外，还受师资限制，“师范生将来有教育国民之重任”，应在每州县设立，限于“物力艰绌”，也只能“先于省城暂设一所”9(P751)。 初等小学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为国家之义务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此时各省经费支绌，在官势不能多设；一俟师范生传习日多，即当督饬地方官，剀切劝谕绅富，集资广舍”9(674675)。 公款难以满足广建学堂的经费要求，而育人才又“非建学堂不为功”，为了解决难题，拓宽筹措资金渠道的办法被提了出来。将兴办教育的经费来源寄托于“绅富”等民间人士或团体，成为清末兴学的一个显着特点。对于能捐款兴学者，分别给所办学校以“公立”、“私立”名号，给创办人以“花红”、“匾额”、“旌表建坊”等奖励；能慨捐巨款、办学成效卓著者，则奖给官衔。这种措施对财政困难的民国政府依然有效，奖励民间捐资兴学作为一项制度被保持下来。直到 1948 年，南京国民政府仍有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指出：“凡私人或团体捐助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体育场、民众教育馆，或其它有关教育文化事业者，依本条例给

9、予褒奖。”10 清末、民国时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做法，对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获得缓解财政压力本身的额外价值。张弼士在癸卯学制颁布之际，一次捐银 20 万两，作为筹办实业学堂经费6(P5002)，1909年捐香港大学 10 万元，并在晚年掖助岭南大学。这种做法，无疑是对政府兴学措施的认同与支持，也为其它个人和组织捐资兴学做出了表率。近代中国有着数量可观的捐资教育群体和金额。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资料（该资料只统计捐助千元以上者），民国建立之前 16 个省市的民间捐助教育的资金达 621 129 元，民国元年一年间，这一数字上升为 2 253 712 元。11在这方面，远涉重洋的华侨的作用不容忽视。 陈嘉庚之于集美学村、李广前之于梅山学村、胡文虎之于小学教育，是其中的典范。就广东梅县华侨而言，从 1901 年创办“建勋学堂”开始，先后创办东山中学（1913 年）、嘉应大学（1924 年）、南华学院（1940 年代）。据资料记载，建国前梅县 80以上的中小学都是华侨捐资兴建或资助维持12。此种介入教育的民间力量，对于负担巨额赔款的晚清政府和财政困难的民国政府而言，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尽管捐资兴学者未必都为获得奖励而资助教育，但是晚清政府与民国政府还是将奖励捐资兴学作为发展教育一项重要的措施一再重申。 民间资本的介入，为新式教育的推进起到积极作用。尽管政府办学经费拮据，新式学堂的数量还是得以快速增加。据清末教育年鉴记载，从 1904 年到1907 年再到 1909 年，全国新式学堂数由 4 222 所增长到 37 888 所再到 59 177所，相应的学生数由 92 000 余人到 1 024 988 万人再到 163.9921 万人据学部总务司编宣统元年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有关资料计算而成。与 1904 年的学堂数和学生数相较，1909 年的对应数字分别是 1904 年的 14 倍和 178.25倍，从学校数量与入学学生人数上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与捐资兴学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国民立学校非常发达。据天津县新志记载：从 19001911年，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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