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结构转型与和谐社会构建

1、社会其它相关论文-制度结构转型与和谐社会构建摘要：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制度结构日益分化与理性化的过程。并由此引起了各种社会矛盾。为此。形成一种多元互补、动态共生的制度结构，是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前提之一。 关键词：制度结构；理性化；转型；社会矛盾；和谐社会 一 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制度结构日益分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众所周知，现代化首先表现为商品(市场)经济对传统自然(共同体)经济的取代。在自然经济中，各个共同体成员之间经济交换行为形成的通常是相对封闭和片断化的关系网络，并受着深层互惠规范的支配，如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特罗布瑞安岛人，有着理性的经济目标，但其经济交换深藏于长期持续的对称性互惠关系之中。相反，现代商品市场通常是一种自由交换的开放网络，市场“内在规则”起着支配性作用。因此，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实际上也是市场内在规则对共同体互惠规范的一种替代。共同体互惠规范是世代积累形成的社群性规范，而市场内在规则尽管也是演化性的但更具理性特征，因此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不仅是一种制度替代过程，也是一种制度的理性化过程。 后来，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出现了“等级制”或“科层制”规则对传

2、统共同体互惠规范、市场内在规则的进一步替代。在相对开放的现代商品经济中，经济行动由于失去了传统共同体网络与规范的支持，机会主义行为增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根据罗纳德科斯的看法，当某种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组织生产监督成本，人们就会建立起“等级制组织”即企业自己生产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存在的原因。因此从制度的角度看，现代企业的出现实际上是企业监督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内在规则的替代。不过，科斯的企业理论缺少历史视角，最初也忽视了企业内部的非正式规范问题，而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过，现代企业的前身是家庭手工作坊，随着专业管理人员的出现、现代会计制度的建立，以及对裙带关系、非正式群体与规范的排斥等，传统经济组织逐渐向现代企业转变，这是社会现代化或理性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企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是经理层建构的规则对传统共同体规范的替代。还有，小钱德勒认为，到了20世纪中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管理资本主义”，出现了“经理人革命”，现代企业的规模化和多部门化实际上是市场的进一步内化，由经理人“看得见的手”建构的规则进一步替代了市场内在规则。由于企业

3、内部确定性相对较高，经理人可以相对从容地建构相关的制度规则，相对于前两种制度类型而言，经理人建构的规则更具理性特征；但是，经理人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是不确定的，并不能掌控整个市场，不能根本上克服企业个体理性而市场集体非理性问题，组织管理者建构规则是一个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因此，从总体上看，“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制度进一步有限度地理性化的过程。 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二战后到1980年代，与“科学知识”、“专家理性”联姻的现代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则、计划指令日益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大大加快了现代社会的制度理性化进程。如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美英诸国实施了“新政”，北欧诸国实施了福利国家制度等等。尽管其间存在意识形态的深层分歧，但共同的特征就是政府理性日益扩张，政府理性地设计的制度前所未有地渗透到市场、企业与社会共同体之中，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之间的边界日益消失，社会制度结构更加单一化和理I生化。 现代化过程中制度结构的单一化与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但也是各种现代性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之一。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张，经济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

4、高；但社群共同体规范的资源调节与社会私力救助的作用被消解，加重了社会的经济分化。而后来政府理性设计的再分配性制度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分化问题，但又使企业定向于和依赖于政府以获取资源而不关心市场的需要，导致企业组织结构形式的非生产性扩张，符号性要求与生产性活动的脱节，使民众产生对政府的严重依赖等，并最终导致生产力下降、经济停滞、财政严重赤字等。制度结构的单一化与理性化还导致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领域之间制度逻辑冲突，以及各种制度性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每种制度类型都对应一个独特的时空场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利益安排、身份认同、行为方式等，制度结构的单一化与理性化，导致了所有这些层次的矛盾，并使现代社会进入一种综合性的高风险状态。 二 因此，调整这种单一化与理性化的制度结构，使社会走向新型现代化或者后现代的和谐之路，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制度结构主要是指在特定时空场域中存在的各种制度类型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状况，因此，我们应首先在理论上明确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哪些制度类型，不同制度类型之间应形成什么样的关系等。 人们通常把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5、，这种两分法显得过于简单，把市场内在规则与共同体规范都归于非正式制度、把合约与国家立法都归于正式制度，而实际上它们之间差别很大。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存在着从等级制生成到自发性生成、从理性到非理性这样两个制度“连续谱”。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从生成方式看，存在三大不同制度类型。第一种情况是，由于时间、知识等条件的限制，行动者在行动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客观存在的制度对其行动具有限制或支持作用，更没有想到要确立一种制度来支持或限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其行动所产生的制度是一种“意外后果”。这是一种制度与个体行动之间无意识的相互建构，是制度的累积性的纯粹“演化性”生成过程，对应着的是演化生存的制度。第二种情况是，行动者在外部环境相对确定、行动对象较为客观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在尊重行动对象的客观性的同时，在讨价还价、重复博弈或成功与挫折的经验学习中，历史地建构出某种制度，以为下次行动的条件。这是一种制度“建构性”生成过程，对应着的是建构生成的制度。第三种情况是，某些政府知识与权力精英、立法者和专家等，在完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行动设计出某种制度。这是一种制度的“设计性”生成过程，对应着设计生成的制度。因

6、此，存在演化、建构、设计生成这样三种制度生成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类型。需要说明的是，演化生成的制度不是行动的目的而只是行动的副产品或无意识后果，建构生成的制度是实践形态的、有限意识行动的产物，设计生成的制度则是理论形态的行动的产物。工具理性的经济交换活动演化生成的是市场内在规则，非工具理性的社会交往活动演化生成的是社群互惠规范；而企业管理规则、乡规民约等更有可能是建构地生成的，正式的法律规则、宗教教规等更有可能是设计生成的。 这些制度类型都有其各自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功能合法性基础。人们的需要是多样性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于不同的需要，人们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式来实现，进而生成不同的制度类型。而对于同一种需要，人们也可能有着不同的实现方式。如获得一种产品的方式，可以在市场交换、等级制、企业集群之间进行选择，可以在市场交易、网络互惠、中央再分配之间进行选择。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某种行动方式可能都是“合式”的。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远非是线性的，相反在同一时空场域中，现代的、传统的，理性的、非理性的行动方式会同时存在，具有不同合法性、独特功能领域和功能边界的制度可能同时存在，并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制度生

7、态。各种制度类型在各自适当范围、层次内运行，并相互支持与有机地结合，就会产生好的效应，否则就会产生消极后果。例如，在当代乡土中国，自然村是熟人社会，而行政村并非熟人社会。如果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主要以自然村为基础，则会得到熟人社会网络规范的支持，人们会熟悉、了解和信任村领导并可以对之进行有效监督；但现实中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是以行政村为基础的，使得村民自治制度得不到熟人社会规范的支持而效果受到明显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制度分离与冲突情况，在当前社会建设各个领域普遍存在。 从历史角度看，在现代化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各种制度类型相互分离而又互不相干的制度结构、排斥与替代以及单一化的制度结构。特别是在现代化中后期，某一种制度类型在某种原因作用下过度扩张，其它类型的制度与相应行动之间原本存在的相互建构关系被中断，导致其它制度类型再生产中断，行动者行动模式日益单一化，而被扩张的制度的负面功能难以被抑制。其它制度类型的利益分配与行为调节功能都被取代了，由此引发了“现代性困境”。 因此，只有形成有机的制度结构，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这种有机的制度结构是指，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存在多元化的而非单一化

8、的制度类型；多元化的制度类型之间不是分离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和支持的；还有，制度类型之间的主次地位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随着时空场域的转换会动态变化。总之，有机的制度结构应是一种多元互补、动态共生的制度结构。具体说来，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制度结构，应该是理性的制度与感性的制度相结合，设计性、建构性与演化性制度多元互补，动态共生。政府设计的法律制度、企业管理者建构的规则、市场的内在规则与社群规范在各自的适当领域内发挥作用，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收入分配的多元协调，既实现经济的发展，又增进社会的普遍福利，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这样一种有机的制度结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性改革与调整浪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制度结构调整，其主旨是试图让政府设计的制度从市场、企业、社会中逐渐退出，让市场内在规则、企业等级制规则、社群(第三部门)规范逐渐形成或恢复并发挥各自的作用。这一制度结构调整取得了显着效果，但也存在种种问题，如一些政府退出过度，过度依赖市场内在规则调节，社群共同体规范等没有及时发展起来也难以发挥民众自我救助与发展的作用，反而导致社会分化加

9、剧，大大影响了制度结构调整的效果等。这说明这种制度结构的调整迄今并没形成一种合理的制度结构。而似乎更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意大利柔性生产模式、东南亚儒家资本主义、扁平化与网络化的后福特制大企业、以技术人员高度流动而又高度合作的网络规范为基础的硅谷新经济等等，取得了显着的经济、社会成就。这表明由自由市场内在规则、企业等级制规则、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综合形成的微观制度结构，具有很高的经济绩效与社会收益；来自草根、传统、社会的制度类型并非都是消极的，相反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增进地区普遍福利的重要制度支撑。这为我们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结构基础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支持和启示。 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树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结构观，要认识到制度构成应是多元化的，而每一种制度又有其合法性基础和利益体现功能，防止理性设计的制度对建构或演化生成的制度过度“殖民”，也不能因设计制度曾过度扩张产生了不良后果而完全否定之，用实践状态的制度来排斥设计生成的制度。其次，政府应当充分重视民众的作用及其行动方式，努力为恢复以前因政府理性制度过度扩张而消失的某些行动模式创造条件，以使各种实践行动与制度之间的互构关系得以恢复。再次，在全球化背景中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国际社群的示范作用，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以限制政府扩张设计制度的冲动，对于有机的制度结构的生成是十分重要的。而要真正实现上述三点，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不同制度类型的运行机制和功能边界、各种制度类型相互结合的机制，以及如何防止某些地方性不合法制度的出现及其对治理时空的分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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