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与本土化

1、学术规范与本土化 中国民族学学科百年回眸 作者：王建民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讨论了民族学学术规范化和学科本土化的关系。学术规范和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民族学发展过程中，许多民族学家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民族学田野调查、翻译介绍国外学术、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实践，都有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面的意义。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繁荣发展的阶段，正是学术规范形成和确立、本土化实践取得成效的时期。关键词：学术规范 本土化 中国民族学学科史民族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曲折历程，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回顾学科发展，展望学科在新世纪的方向，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力求从学科发展过程中学术规范与学术本土化互动的过程，说明学科取得的成就和学科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和改进的问题。一近年来，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是我国民族学界学术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层次理解，从而为更实际、更有成效的学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和想法，是推动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讨论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在国际民族学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一样，有着共通性和相对性两个方面，学科

2、发展面临着一般和特殊的问题。从共通性来说，既然作为一个学科，就有学科所应遵循的规范，否则就难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通行学科，因而通常是“科学化”或规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按照国际民族学学科的规范来建设中国民族学。在全球化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中国的学术界的今天，学科的规范化似乎是更重要的、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民族学研究不同地区的族群及其文化，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差异性，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环境不同，研究者必须考虑究竟是否能够把一套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式运用到其他地方，需要总结和发现不同文化的概念、认识体系、文化积累、政治经济制度和现实情境。学术发展离不开相关的情境。相对性同时存在，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需要因此得以建立。学术规范化和学科本土化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学术发展的现实出发，中国民族学尽管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但是由于学术发展中的波折，学科建设并不完善。面对中国当前的学术发展实际情况，在共通性和相对性两方面应当有通盘的考虑。虽然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同时来做，但由于学科建设薄弱，学术规范尚未真正确立，学科普及程度严重不足，因此，

3、应当在学科规范化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可以避免中国化或本土化成为空谈的口号。强调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国际学术界需要对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学术对话更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通过对话，在本土经验上产生的新的学术观点才有可能为世人所知，也才能够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要进行学术层面上的沟通，交换学术观点，就必须有可以交流的语言。这种语言在国际民族学学术界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学家们应当遵循的学术规范，也就是从如何讨论问题、怎样规定和运用概念、如何引用文献和材料，到如何进行田野工作、怎样写民族志报告等等方面的一些规定性的东西。回顾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1920 年代后期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立之后，许多在国外经过学术训练的老一代学者成为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第一代奠基人。他们在中国民族学建立和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致力于学科规范的建立，使民族学在学科发展初期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些奠基性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推介国外学术研究。自林纾、魏易译出德奥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英文本书名为 Ethnology），并于 1903 年由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出版之后，许多国外民族学著作就开始逐

4、渐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中国学生陆续前往西方各国和日本留学，其中一些人系统地学习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知识。有些学者还得到了国外民族学人类学大师亲传，或者和国外民族学人类学家有较多交流，他们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国际学术发展的情况，使人们对那个时代国际学术界的理论观点有较多的了解。其中的一些文章分析透彻，思路清晰，至今仍然是中国民族学有关民族学学术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吴文藻的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能、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和现状、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杨堃的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戴裔煊的鲍亚士及其学说述略、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等，均属此列。吴文藻、杨堃、孙本文等人在他们回国之后最初的学术活动中，将很大的精力放在介绍国外学术理论方面。当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中的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功能学派的理论都介绍到国内学术界，中国学者能够与国际学术界方便地进行交流。一些教会大学采用当时国际学术界流行的英文原版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作为教本和学生参考书，尽管

5、在如何转换为中国概念上存在问题，但对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和理解却有一定帮助。为了推广学术，开拓视野，许多民族学名著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其二，对民族学学科作出清晰的定义。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1926 年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 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 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偏于比较的，西文作 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Vergleichende Vlokerkunde”。也就是说，通常有民族志、民族学，按德语语法，前者可以被称为记录的民族学，后者是比较的民族学。德国人也用民族学一词作为考察各民族文化的学问的总名 （1）。凌纯声 1929 年回国后，即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任职。他对民族学的定义与蔡元培意见大致相当，他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指出：“民族学可分记录的与比较的两种研究：偏于记录的我们称之为民族志；偏于比较的为民族学” 。（2） 他主张民族学是“是研究文化的起源、发达、散布及传演的科学”。（3）他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为文

6、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或说民族学就是文化学。民族学又可分为民族学和民族志，民族学研究普遍文化的原理，民族志研究特殊地方和特殊民族的文化。他进一步指出，文化就是人类应付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文物和制度 。（4）其他许多学者也对民族学学科定义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学主要是研究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原始民族和初民社会的文化。对文化的强调把握了民族学的研究重点，使得民族学研究能够突出本学科特点，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和认识。学者们也讨论了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学科间的比较中说明民族学的学科特点，给民族学以明确的学科定位 （5）。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提倡，“民族学”成为 20 世纪前半期人们公认的学科之名，也有人用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当时，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又经常被合称为人类学。其三，注重研究方法的探讨。凌纯声、徐益棠、卫惠林、张少微、吴文藻、柯象峰等学者分别参考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和参与观察方法等国外资料，结合自身田野实践经验，编写了民族学及边疆问题调查研究提纲和表格，如民族调查表格、全国风俗简易调查问题格生活习惯、文化表格、文化

7、表格说明等。学者们也就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展开讨论，从理论上进行深化，以指导田野工作的开展。如，凌纯声在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中对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原则、方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低级文化的民族具体方面的语言和思想常常是很发达的，而关于抽象方面的名词便很稀少”；“半开化的民族对于各事物的分类，和我们所习惯的大不相同；他们对于宇宙间事物的排列范畴是和我们不一致的”。因此，“假使问题的范围有发生别解的可能，我们应当用土人的名词”；“不可忽视那土人自愿述说的话”，“假使他所说的是很晦涩而不易了解则尤妙，这支路可以领你到意见完全新鲜而未曾想到的事情，而你的本路仅能引到一部分已经明了而可预测的地点”。 “假使这翻译人是你所考察的土人之一，其中的危险是：他常会用他的意见来替代那被问者所答的话”；“假使他是别族的人，其中的危险是：他常会用他自己的文化的目光来传达一切，而不能字字准确了”。凌纯声也强调了调查提纲的重要性，“实地调查时无论有没有经验，调查的问题格必需携带。初次赴实地调查比较稳健些还是多依据问题格，后来实地调查经验增加，尽可增损活用” 。（6）这些学者的见解表现了他们对研究方法

8、的学科规范的高度重视。其四，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凌纯声等人认为，在中国发展民族学就必须从记述民族学开始，于是他们将早期研究活动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野调查。在调查中，许多学者以细致全面著称，从调查提纲的拟定到调查的实施，均尽力按照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规范进行。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建立之后，分别派出研究人员调查了东北赫哲族、浙江畲族、广西瑶族、湖南苗族、滇缅边境民族、台湾高山族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学者分别到北平、河北、山西、山东、福建、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社会结构、家族制度、婚姻和亲属关系等问题。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学者也进行了海南黎族、苗族、广东客家、瑶族和蜑民等族群的调查 （7）。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学家在西部地区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滇、贵、川、甘、青、新和西藏等地。从实地调查的地点来看，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方，包括当时还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省。对有些民族，如广西凌云、象平、金秀和广东北江的瑶族、四川和云南的彝族、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学者们还对分布在各地的不同族群进行了调查，发表了可资对照的调查报告。且不说已经作为单本著作出版的民族志，在单篇论文中，大部分民族学田野调查

9、也注意到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徐益棠有关广西象平瑶族研究的一组论文，涉及到经济生活、生死习俗、房屋、占卜符咒与禁忌、法律、宗教与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等；刘咸在对海南岛黎族调查中，既注意探讨海南岛黎人的起源，也涉及到面具、刻木为信、文身、口琴及狗祖传说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先后对同一地区的某一民族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如杨成志、林耀华、徐益棠、柯象峰、江应樑、陶云逵、马长寿、梁瓯第等人先后对大小凉山的彝族进行过调查，写出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在分析和讨论的观点上着眼点各有不同，形成了学术讨论的氛围。在田野工作实践中，一些中国民族学家开始尝试更深入地浸润在各族民众的生活之中。中国民族学家们以不懈的努力形成了重视实践的传统，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坚持了田野调查，经过不断积累，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的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就是根据这些田野调查写成的，如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江村经济（费孝通）、金翼（林耀华）、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省台头村（杨懋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林惠祥）、花蓝瑶社会组织（费孝通、王同惠）、凉山夷家（林耀华）、摆夷的摆（田汝康）、祖荫下（许烺光）、禄村农田（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张之毅）、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吴泽霖、陈国钧）等。在田野工作中，许多人注意到了具体问题调查与描述，在著述中注意采用西方学术界运用较多的资料整理方法，注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整体，观察和较为准确地报告所见到的种种现象，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通用性。一些较为杰出的民族志至今仍是较好的范本，在研究中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为了建设抗战大后方，抗战期间一些民族学家提倡建立民族学与边疆政治相结合的专门学问“边政学”，（8）以“研究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边政” 。民族学家在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关注到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促进了国人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和对民族学的注意。其五，注重民族学专业人才的培养。20 世纪初，随着民族学等新知识的介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1913 年，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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