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及对策

1、 欢迎阅读本文档，希望本文档能对您有所帮助!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及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管理民主”的发展要求。“乡村”替代以往“农村”的提法，开始从产业角度转向空间角度审视乡村，同时强调乡村空间有别于城市空间，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目标。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很多文献非常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问题。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也是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乡村公共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题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问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需要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强化乡村文化地标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作用。通过重建乡村居民的公共生活，还可构建起一种多元、有序的乡村公共伦理价值，规范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为乡村文化有序发展和规模化建设创造条件。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还应注重公共空间的修复，这就涉及到乡村公共文化发

2、展的物理空间重构问题。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日渐式微，满足现代文化需求的公共空间被边缘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已经或者正在被切碎，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程度的弱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改变乡村文化发展空间的存在样态就成为当务之急。其中，乡村社区文化是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包括了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以及群体成员在交往中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等，发展乡村文化必须与这些本真文化整合在一起，才能够拓展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有关乡村文化发展的上述文献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困境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等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样态的区域化精准配置以及发展空间的重构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欠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样态具有异质化、丰富化需求，这就需要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区域性需求进行针对性分析。总体上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存在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输入型的发展样态，即在行政管控下配置基础设施、投放发展资金、输入专业人才、兴办文化项目、开展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但外来的文化资源与本土发展要求间耦合程度较差；二是

3、基于乡村既有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样态，虽然符合了本土文化发展要求，但存在底子薄、资源少、后劲差和政治内卷化问题，禁锢的思维方式和狭窄的视野严重阻碍了乡村文化实体经济的发展，很难发挥牵引力的作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于“落细、落小、落实”，“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策略，尤其要做到努力方向与服务对象的需求一致。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的作用方式，弄清楚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内生性动力的内卷化问题。打破内卷化的低水平循环链条，对于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振兴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内卷化困境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由于服务内容的供需脱节，建设过程中重“植入”轻“培育”，文化建设的项目化运作又让乡村文化染上了厚重的商业色彩，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纯的行政行为，乡村居民的呼应度不高。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执行主体缺位、承接主体缺位、组织主体缺位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问题十分严重。文化服务“一阵风”：乡村文化建设在数量上不能增长，在质量上不能得到提升，乡村文化发展出现内卷化困境。 （一）文化服务机制偏差导致乡村文化发展停步

4、.文化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弱化了文化阵地的功能。文化阵地是在政府支撑下围绕“五大文化建设工程”兴建的农家书屋、文化设施、文化中心、有线广播、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库等，让村民更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接受文化资源和选择文化产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采取了多种方式文化惠农，但制度上的乡村文化与实践上的乡村文化相左，在文化产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与乡村居民的需求间进行无缝对接，文化产品的结构、文化资源的层次不能满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行政力量的文化发展具有的“高效率”与来自乡村居民的较低“点赞”呼声之间形成较大反差，“名实不符”问题的存在造成文化资源浪费。在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侧仍然缺乏脚力、眼力、心力、耳力，存在“走不到、看不见、想不全、听不清”等责任心不到位问题，不能将文化的潜在需求演变为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从农业产业析出向城市迁移也是优质人力资源和文化需求主体的迁移，严重影响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资源配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将文化惠农、文化下乡作为政治任务完成，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标准化、单一化以及公共文

5、化服务供给与乡村居民需求缺乏完善的对话机制。文化服务产品不能与乡土文化紧密整合在一起，而是按照城市的思维方式供给。村落是基于血缘关系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似兴趣需求的群体，群体成员相对稳定，对乡土文化具有强依赖性。.文化服务重“植入”轻“培育”，造成乡村缺乏文化再生能力。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的生产主体，由于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体制机制不到位，导致文化生产主体缺失。自从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强农惠农政策以来，国家以农业丰、农民富、农村稳为目标，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化。关心下一代工程、阳光工程、取消农业税、科技扶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文化下乡等措施，都体现出“植入”的思想，文化服务多以文化活动、图书资源等方式进行。这些项目一般与村民的实际生活距离较大，阳春白雪的图书资源与多层次的村民文化素养之间严重不对称，再加上图书资源更新速度慢且内容不能贴近村民实际生活，不易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这些依托财政支撑的文化下乡的服务项目，主要是以相关行政部门完成任务为前提，具有即时性特点，文化项目的持续运行也面临困难，弱化了村民对文化项目的预期。“植入”文化相对于“培育”文化显得更加容易和直接，前

6、者主要以文化活动方式进行，相关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艺术团队完成任务，而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社会影响，但这样的“植入”文化方式对乡村的影响是“水过地皮湿”。能够从根本上产生影响的是“培育”文化，这需要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根据乡村实际设计针对性的发展方案，通过量身定做引发村民享受文化产品的兴趣，“培育”文化的过程耗时长、见效慢，还要面对失败的风险，因此文化产品的低效率植入在长期中形成路径依赖的政治内卷化困境。.文化服务的商业操作与本真文化隔离挤压乡村文化发展空间。乡景、乡情、乡音、乡德等都是乡村文化的内涵，乡土本真文化在商业文化袭击下淡出。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的“文化格式化”管理使农村文化表现出以项目带动的发展特征，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力量未能被充分激活。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项目拉动，这种发展模式具有目的明确、责任清晰、运转有序的特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但是缺陷也很明显，运作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行政性，一般都是将服务内容打包推向乡村，打包的内容中更多掺杂的是行政意愿，并不贴近村民的真实需求。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服务对象，不具备选择权。在项目推送方以牟利为

7、目的情况下，建构乡村文化空间过程中就会存在严重的“名实分离”问题。 （二）乡村文化建设执行主体、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行政管控下的资源输入只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外生动力，外生动力只有与内生动力结合在一起，并且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使乡村文化持续发展。但乡村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压力机制、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包括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三个层面，在乡村文化服务发展方面分别与承担建设责任、发挥组织作用和扮演建设主角相对应，但是现行体制机制下三方面的主体都面临缺位问题。.执行主体缺位：行政机构常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缺少执行主体，负责文化或者宣传职能的行政机构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主体，由其负责组织专业人员对乡村推出文化服务，执行主体在选人、做事、用钱等各个方面都是具体的操作员。乡村地域广阔且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异质性和碎片化特点决定了乡村文化服务也需要量身定做，有针对性地服务才是有价值的服务。但乡村文化服务受到时间节点、服务内容、财政限制等多方面的约束，行政部门工作的连续性难以保持，而乡村

8、文化发展需要在时间、空间、内容、主体等多向度上进行充分考虑，既要做到在点上突出，又要做到在线上连续。实践中往往会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文化服务的供给方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实践中常会做出次优选择，在保证了点上突出的同时弱化了线上连续。村民在乡村文化发展问题上没有稳定预期。行政部门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起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而谋求短期效益，实际上已经出现执行主体缺位问题，这不但降低了文化服务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文化建设中形式主义问题的发生。“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惠农给村民的印象是“折腾”而不是获得感。.承接主体缺位：乡村自治“名实分离”与村委会不能履职。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自治委员会是承接主体。从理论上讲，乡村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层面，乡村自治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存在弱治理以及制度层面的自治与实践上的自治“名实分离”问题。前者即社会秩序混乱、日常生活无序和公共服务缺乏，后者即乡村自治组织虽然在制度层面是非官方的不具

9、行政职能的服务村民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被作为了镇级政府机构在乡村的派出组织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了镇级政府派发的行政职能。乡村自治组织理论上应在村民与行政组织间扮演着桥梁角色，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承担起治理主体、召集主体、规划主体、实施主体的责任，将村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与政府的文化供给串联在一起。但实际上乡村自治组织只是扮演着“传达指示”的角色，在消除公共文化供需不对称过程中并未很好地履行承接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主体对乡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状态了解程度不够，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践上的消极治理与积极应付上级行政命令造成承接主体严重缺位。.组织主体缺位：村民群体碎片化导致集体认同范围狭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在城乡劳动力边际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析出的大量劳动力通过进城务工找到了生活坐标。乡村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空间的变化使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始降低。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集体组织的号召力、组织力也同时被削弱，以家族为单元的组织方式成为主流。村民生活方式趋于原子化状态，以趣缘、友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又进一步将村民群体碎片化。家族代表往往成为村民代表，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往往是家族利益间的博弈。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公共事务发展过程中的组织主体地位被削弱，“不愿管”“管不好”“管不了”成为常态化。村民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旁观者。目前的发展状态严重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动因，文化发展主体严重缺位，在乡村场域内缺乏建立文化共同体的体制机制，这就客观上要求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向。.参与主体缺位：乡村空心化弱化了进城务工农民的乡土情怀。村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这需要依托合理的体制机制让村民能够留在乡村、记得住乡愁，这种内在的乡土情怀，能够激发村民建设乡村的愿望。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乡村居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乡村村落走向终结，村落公共空间走向颓废。在经历“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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