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集电视系列片《徽商》解说词

1、七集电视系列片徽商解说词CV-经济半小时特别节目，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其崛起始于南宋，明清两代在盐业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并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不凡业绩。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庞大的从贾人数，使徽商当时纵横于全国各地；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与崇文重理的文化态度,更使其对当时中国商业以外的文化创造、艺术革新、社会风俗产生重大影响。七集电视系列片徽商以多元的历史文化视角，第一次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徽商的辉煌历史及其所承载的深厚的徽州文化，展示了徽商由兴至衰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其背后的自然、政治、历史、文化等深层原因，并通过徽商这一浓缩的商帮群体活动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及江南城镇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商业文化图像.第一集儒商 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旧，溪水潺潺，树影婆娑。 “万山不许

2、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泼墨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胡适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绩溪家乡话。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那么,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95年，四岁的胡适离开出生地上海，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九年。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 九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1933年1月15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

3、“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经商. 采访内容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学文 徽商就是徽州商人,是地域的商人，他开始应该是更加早一点，五代开始就有个别的商人，不是一个群体。到了宋代的时候,比较发达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这样一个商人集团，应该说他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就是嘉靖万历这段时间以后，隆庆开始这段时间以后，它已经形成全国庞大的商业集

4、团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有一个显宦，就是很显赫的官僚,退休以后，回到松江,就是上海附近。有一个老人,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跑到他家里面，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对他表示尊敬。那么这个官僚就很诧异，你干嘛对我这么恭敬，这个老人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什么话呢?因为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现在有劳你老人家把这个财富搬回来,所以我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感激啊,那么这个官僚当然很惭愧了.这个寓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 松江的钱都给徽商赚走了,云间杂识的记载，说明在明成化年间,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

5、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栾成显 徽州商帮在当时来讲,当时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在北方就是晋商，南方就是徽商，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徽州商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大致需要一个是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得有钱，第三个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质,人们往往重视什么呢？市场，重视资金，也就是那种钱的资本，而往往忽视人力资本。其实在商业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徽州商帮，也就是徽商,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

6、在人力资本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桃花源里人家”。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一是两晋“永嘉之乱之际，二是唐末五代时,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徽州.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迁入了徽州,中原的先进文明与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 移民文化传统里的开放、冒险精神,沉淀在徽州人的血脉里.随着治乱的交替,徽州进退、吐纳着一批又一批避难、求生计的人，徽州文化在进退吐纳之间不断丰富、成熟，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徽商孕育而出。 篁墩位于黄山屯溪的东北部，历史上进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这里流下了足迹。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因为“程朱阙里，徽州人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刘淼 经商的人，如果说他有“儒”的成分的话,主要受当地

7、朱熹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另外从儒的整个发展来看，从二程开始，二程实际上架构了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其实到后来的,像张载、范仲淹,一直到朱熹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把宋明理学应用起来，具体化,这个思想对于当时生活在皖南的徽州商人，或者江南地区,主要活动地区在江南的徽州商人集团而言,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 明中后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这个思潮里面强调私欲，就是物质的欲望,个人的欲望,天理不能抹杀私欲,私欲是合理的,进而提出工商皆本,对工商业人赞扬这些思想，早期启蒙思想和实学思潮，强调实学实用,强调自身，发展生产，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发展，这是互相呼应的。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他在家乡建的房子，至今仍然保留着。其中一处厅堂上挂的匾额,“务本堂三字赫然醒目.在徽州，号称“务本堂”、“敦本堂的地方并不少见,但是，在扬州也曾经出现过“务本堂”三个字.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州盐商办公、聚会之场所。扬州是徽商的侨寓地，在异域他乡出现“务本堂这样的名称，的确耐人

8、寻味。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相似的两幅对联。黟县西递村的一幅对联为“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而在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道：“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两幅对联均为二十字,只有三个字不同，但总体的意思却无二致,强调的是读书、耕田、营商.“耕田”是“务本”,“营商”实际上也是“务本”或“敦本”。或许,上述这两幅对联正可作“务本”二字的一个注脚.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 在徽商里面，在明后期进步思想是有反映的，比如说关于本末观，本是什么，农业为本了，工商为末，重本轻末，重本抑末，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农业,压抑工商业，这是传统的思想。到明中后期有人提出,工商也是本业，也支持,也应该发展,这个思想徽州有反映.徽州万历年间的歙志提到“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过去把商业叫做末,今天的商业只是本，是本业,过去末业已经变成本业了,还有他讲“末富者多,本富者少，讲当时的徽州地区的情况,也就是说徽州人大量舍本逐末，它是经过一个思想解放过程，如果本末观不发生变化

9、，不可能大量人出去经商.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同时，徽州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户之家，亦有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贾而好儒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并将此归结为“左儒右贾”。 在徽商中间，以“业儒”出身者居多,这是徽商异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考察一下明清时期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力的消长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可见,在晋商故里山西，其做法与徽商截然相反，他们将子弟中的俊秀者用于经商，这无疑给晋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又怎能与那些商贾结合而“练达明敏”的徽商相比呢！“多才善贾”,历来如此。 春天的时候，在去休宁商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戴震墓。一代大儒戴震安息着，四周围一片寂静。 戴震出生在清中叶,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为了生存,8岁的戴震，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为此，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的滋味.在终日奔波中,戴震辗转京、晋、淮扬,讲学、应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在这段时期,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像程瑶田、汪梧凤、程晋芳等,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与他们为友,熟知他们的情况，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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