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判断

1、论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判断2006-11-06-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获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七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林晓镍一、价值判断在法律解释方法中的地位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即便文字十分明确的法律也是如此。由字义已经 “明确地”得出某种意义，这种确认本身经常已经是一种解释的结果。1 解释必须借助一定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许多人认为是解决法律解释问题的“万能钥匙”，有些人甚至认为司法过程就是这些技术方法运用的过程： “司法要素 (它主要指组织机构)已不再承担寻求正义或者以任何方式创制法律的责任， 它承担适用法律的责任。这种作用能够纯粹是机械的，它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义感的人，它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技师，他明了技术原理、解释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法。” 2然而，法律解释方法论虽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份包含各种解释方法的清单，他们把法律解释方法分为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前者大致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后者大致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适用、目的性限缩适用、比较法漏洞补充等，但是，正如许多学者已经看到的，仅仅依靠这些解释方法却无

2、力实现法律解释的既定目标：当不同解释方法出现不同解释结果时，法官以什么标准决定取舍。 3 德国埃塞尔也指出，具有支配力的解释理论虽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观点，却未能指出，假使依据不同观点会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时，应以何者为优先。4例如，有这样一件著名的案例，1882 年帕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的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帕尔默担心这位新近结婚的老人会变更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 帕尔默遭到指控并被法庭判处监禁。但让法官头疼的是， 帕尔默是否仍然享有继承其祖父遗产的合法权利？当时的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当然丧失继承权， 相反，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审理该案件的法官之一格雷认为，现有法律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来界定的，而纽约州遗嘱法的相关法条并未出现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的地方，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帕尔默既然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审理该案的另一位法官厄尔却持相反的见解。他认为， 法规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规文本，而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

3、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法官不能在立法者未能预料到的事情上曲解立法者的意图。5 那么，哪一种观点更值得赞同，法律解释方法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正如波斯纳指出，这些方法都是告诫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与普通生活格言一样，这些解释方法的指向经常对立。 这些法律解释方法集合了成文法解释的大众智慧，列举了法律解释的有关考虑因素， 但“它们回答解释的疑难问题的能力并不比日常生活格言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更大” 。 6 拉伦茨也认为，这些解释方法严格说并非不同的解释方法，毋宁是一些解释观点，任何主张其解释结果正确者，对这所有的解释观点都必须一一考量。7在拉德布鲁赫看来， 只有发展出一套关于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解释方法的元规则，法律解释学才能功德圆满，并真正具有方法论的意义。8 为克服法律解释元规则的缺失，学者作了许多的努力， 他们给狭义的解释方法的适用作了先后排序。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语义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若语义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它就优先于其他解释方法而被采用，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语义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才有条件考虑体系解释；当这些解释结1果都不能明显成立的时候，才可以考虑法意解释和目的解释

4、；而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通常被看作是最后的选择。9 然而这种排序还基本上是随机性的，因为排序虽然确认了某种解释方法相对于另一种解释方法具有优先性，却无力回答在何种情况下后位的解释方法可以取代前位的解释方法。 10 没有一种解释可以主张它是终局并且可适用于任何时间的“绝对正确” 的解释。 不同的解释方法还不能构成一种固定的位阶关系，依此得以终局地确定个别方法的重要性。 11 正如前文所举杀害被继承人者是否享有遗产继承权的案件，何时后位的目的解释方法可以取代前位的文义解释方法，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也没能提供确定的答案。而且，他们对于法律适用的漏洞补充连这样的一种顺序也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从各种解释方法中去寻找，它实际上最终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各种解释方法之所以不具有终极性，就在于：“解释始终都与该当法秩序的整体及其基础的评价准则密切相关。 ”12 法律规范的价值评价性决定了法律解释的判断性。“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 即使是最粗糙的、 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 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

5、13 法律解释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法律中的价值判断往往需要通过法律解释而澄清， 法律解释则是对这种价值判断的判断。而法律条文中的概念与逻辑与数学中的概念及逻辑是不同的，它只是实现法律体系中蕴涵着的理想(价值 )的工具。因此，当依据条文的字句所做的形式逻辑推论的结果与法律体系的最终的理想和目标相矛盾时，法官就不能将形式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果宣称为审判的结论。当仅依条文的字句进行逻辑推理是不可能导出审判的结论时， 法官应在具体的事件中依据各种事实与条文的规定的内容对照，自己去做价值判断。14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的选择上，当适用不同的方法会有不同的结果时，应进行价值判断。 “法的解释有复数的可能性时，到底选择其中哪一种解释，常受解释者的价值判断左右” 。 15 “对一项法定规定规则可否为反面推论，如其不然，其可否为类推适用， 举重以明轻的推论或者作为认识，形成一般的法律原则的基础，这些都不是借形式逻辑可以解决的问题，反之，其系法律目的或借该规则表现出来的评价，质言之，法律理由的问题。究竟应选何者，其绝非如浮掠观察者所想像的，仅取决于当下判断者主观任意的决定

6、，毋宁应以价值取向、目的论的思考手段，使他人得以理解其决定。” 16究竟应当选择哪种方法，哪种后位方法可以超过前位方法适用，终究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卡多佐也指出： “社会学方法是其他方法的仲裁者，分析到最后要由它决定选择什么方法；它掂量相互竞争的两种方法的主张，为它们的权利设定边界，对它们加以平衡， 和缓和协调。 ”17 卡多佐的社会学方法实际上就是指价值衡量的方法。18 例如，在前述谋杀者是否享有继承权的著名案例中，最终，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 这表面上看， 似乎是立法者意图的解释方法战胜了文义解释的方法，但是，实质上，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过错中受益”的这样一种法律价值压倒了“应当尊重合法有效的遗嘱，不要以自己的道德信仰更改遗嘱”的这样一种价值考量。换言之，其本质是价值判断的结果，而非法律方法选择的结果。 正如卡多佐所言 “之所以遵循了一条道路，而关闭了另一条道路，这是因为在这位司法者的心目中有这样的确信，即他所选择的道路导向了正义。 诸多类推和先例以及他们背后的原则都被摆到了一起，相互争夺着优先权；但最终，那个被认为是最根本的、

7、代表了更重大更深广的社会利益的原则打得其他竞争原则落荒而去。” 19所以拉伦茨一再强调，解释不是计算题，而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在遇到临界事例时，解释者所从事的工作，与依据须填补的评价标准来判断案件事实以及就案件事实作归类的工作，并无大异，解释者于此都拥有判断余地。 20 “总之，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的确是进行了价值判断的， 而且这种作为审判依据的价值判断往往与审判的逻辑说明同时或先2于逻辑说明进行，二者在现实中相互交错，相互影响。” 21也许有人会认为， 价值判断只是存在于疑难案件中，包括我上述所举的案例也都是疑难案件，在简单的案件中，并无价值判断的余地。但在简单的案件中，同样存在价值判断，只不过在这些案件中， 法官依据法律条文的字句能够得出与自己的价值判断相一致的结果，因此法官的价值取向的作用往往就得不到显现而处于隐蔽的状态。给人的感觉是， 法官只是照搬法律条文，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得出审判的结论。实际上，这时，并不能就可以得出结论说， 法官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进行价值判断，也不能说他的价值判断没有发挥作用。只不过这些都是在法官的思维中隐形地进行的。22二、法律解释中价值判断的合

8、法性立法职能只能由立法机关行使，法官只应当依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作出裁决，这是现代宪政制度也是我国宪政制度的要求。那么，在法律解释中渗入价值判断是否会违背这一要求，使解释丧失合法性的基础呢？如果我们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理解为只能是法律文本字词所显示的含义或者只能是依据立法者目的解释的含义，那么在法律解释中渗入价值判断，一旦超出法律文本的字词含义或者立法者的目的，则法律解释即有违法性之嫌。但是文义解释和立法者目的解释的方法虽然从逻辑上更符合现代宪政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并不可行。文义解释面临的首要的障碍就是文义的不明确性和模糊性。“语言并非精密的表意工具”，使用语言表达总是存在着“词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情形。“一个特定的词语或者一组词语实际上不可能只有一个涵义而别无其他。一个词语通常有多个涵义，即使在词典中也是如此。” 23 例如“站内厕所”可以解释为站点范围内的厕所，也可理解为站台范围内的厕所；西红柿对一般人而言指的是蔬菜，而对植物学家则意味着水果。对此，拉伦茨的论述更为精辟：之所以对法律文字的精确意义，一再产生怀疑， 首要的原因是：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的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说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之意涵。24而且法律不可避免需使用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例如“合理期限” 、“正当事由” 、“违约金过高或过低” 。因为生活是复杂多样的，法律无法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我们不能说违约金达到多大的数额或超过本金的多大比例就是过高的，我们也无法明确两天还是三天是合理的期限，这些必须留待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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