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视角下的上海旋律

1、底层视角下的“上海旋律”张济顺张弘【编者的话】张济顺，女，1949年出生，上海人。“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后进厂当工人。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2015年4月，她的新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该书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做了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书中涉及到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这座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城市、上海里弄的改造整顿、普选、在新制度之下海派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目前，本刊特约记者张弘就上述相关问题采访了该书作者。“上海旋律”独特在哪里？记者：在您看来，“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在当时的大背景

2、下，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都市无不经历着接收与改造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上海与北京、武汉、南京等城市一样，也可以说，这些城市的历史也并非以1949年为界而出现断裂。那么，与其他城市相比，“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究竟独特在哪里？张济顺（以下简称张）：为什么不叫1950年代北京旋律是什么？南京旋律是什么？武汉旋律是什么？这个是我反复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是我书里面最要紧的，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展现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上海史会吸引这么多的中外学者？就在于上海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城市，它的奇特性是别的地方没法比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我就发现这个六朝古都离上海这么近，但它的文化太不一样了。你要具体说来哪块不一样，我还不能描述，因为我对南京史地方史缺乏研究。我对武汉地方史也缺乏研究。可是我想我对上海史这种体认，和事实上大家对上海研究的兴趣和持续不衰的研究兴趣，那总有它的原因。我是从三个方面来揭示的，第一个方面，如果借用新革命史的整体性的看法，就是中国20世纪的革命，是从1895年兴中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上海这个地方，尽管在1949年以后，它也跟全国一样，被卷入一场又一

3、场的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当中上海成为最醒目和耀眼的城市。作为城市来讲，其地位是首屈一指的。作为政治中心，当然北京是首都，从近代以来，每一次有大的政治变动，那些国家的领袖人物都要到上海来，有点什么作为。这种政治不是中心的中心地位，谁也无法替代的。上海从来没有成为首都，如果1949以后，革命还没断的话，它在1949年后又成为若干革命重大节点上一个主要的决策地。它不是政治中心，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再者就是上海的社会特性。人们通常说，上海是工人阶级的诞生地。不管阶级如何定义，是否适用分析上海的各个社会的阶层，但是中国的产业工人诞生在上海，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上海社会的特性之一。但同时我想揭示的是，在这样一个过去我们所认为已成定论的阶级划分，或者大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概念里，从历史的进程当中来看，实际上它非常地庞杂，包括工人阶级都有很多解放初期刚刚到上海的逃亡地主，破落了，摇身一变，找到一份工作，他就可以说我是工人。这个城市社会第一是复杂性。第二，当时上海城市社会空间非常拥挤，人群之间的接触非常紧密，流动率高度频繁，这一点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在东京、伦敦、纽约之上）。这样的

4、一种异质人群高度结合的空间，我想其他城市没有能超得过。第三，上海既是产业工人的摇篮，也是资产阶级的摇篮。它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在我的研究里也注意到了，但是我比较多的还是从社会角度来做的。我现在继续想做的一块，就是上海的资产阶级文化在1949年以后被改造了吗？改造到什么程度？表面上看随着资产阶级整个政治上的地位下降了，是不是意味着这座都市的资产阶级文化，或者更确切地用我们经常想说的代表最广大上海市民的小资文化，也随之消失了？是被改造成各种各样无产阶级或者工农大众的文化了？这个里头大有文章可作，我不过做了一点点研究而已。记者：就该书而言，“摩登依然在场”在书中体现比较少，为什么？ 张：Modern，英语里就是现代，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标签，而是一种深入浸透在都市里的社会和文化的特性。摩登还在，这是从文化角度看。从广义的文化角度看，或者从社会、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大批的上海人在这谋生也好、淘金也好、逃难也好，或者说发展也好，这么多的五方杂处的各色人等，就形成了上海城市特有的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就显现出它的现代性。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焦虑自己明天干什么，他们的时间概念已经不是我们过去

5、传统的，也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概念了，而是一个新的时间概念。 我非常推崇叶文心二十多年前写过的一篇关于中国银行职员宿舍的文章，后来写进了她的上海繁华这本书里。她觉得海关大钟的时钟和中央别墅的院落正好构成了上海都市特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就是新的人们对时间非常严格的把握他们非常守时。若不守时，恐怕明天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个时间并不是自然的时间，而是人们的心理时间。实际上这个社会构成的一种流动的时间，速度远远超出任何城市。所以在上海生活很累、很紧张，但是谁都想在这里立足。从这个文化意义或者社会意义上把握，这个社会的状态是高度的不稳定。在这样高度不稳定之下，中国共产党新的政权要想建立一种非常稳定、高效的新秩序这也是现代性跟中共设想的现代化建设（那个时候还没有说现代化这样的概念，但是它也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特别是强调独立的民主国家），自然有很多吻合，但也有非常多的矛盾。所以“摩登”不只是文化，不只是30年代那些标签，不是什么夜上海的歌曲、月份牌、美丽牌香烟等等。记者：如您所说，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人阶层聚集最多的地方。这些因素，与中国

6、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这是否意味着，上海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巨变中，经历了更多的剧痛？张：要让一个城市脱胎换骨，自然要经历剧痛，但是我想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个棋盘上，它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的总体看法是，在经历剧痛的同时，又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虽然政府接管上海后，说我们要让上海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只不过消费方式和生产的体制变了，但是毕竟是这么大的城市，有这么大的人群，有那么多消费，而且由于上海非常特殊的政治地位，所以中央跟地方关系的处理上，上海和别的地方不同，需要完全让上海稳定。还有一点，这也是上海人本身的地方性所致，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所以它就形成了叶文心所讲的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时间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虽然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但也是适应计划经济最快的一个城市。相对而言，上海人的守规矩，直到今天你还可以感受到。小农经济，你只要打土豪分田地就结束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一直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从来没有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工人。当然香风毒雾是要狠狠反击，资产阶级这种生活方式要狠狠批判，但同时上海作为中共棋盘上最

7、重要的城市，它要经历变换当中阵痛的同时，也可能获得比其他城市优惠得多的待遇，包括它的资源配置。基层社会的改造记者：在接管和治理上海之前，共产党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严密的组织化。从您在书中所述的情况来看，尽管面对着诸多难题，但是，共产党依然显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有条不紊的治理措施。从动员里弄居民到居委会的逐步改造，从1953年首次普选，到控制选举程序和选举结果；从上海私营报业的改制与国有化，到新闻人的强力整合；从知识分子改造到新的意识形态确立；从影院国有化，到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的停映共产党都显示出高超的治理技巧，同时极具策略。但是，这些并未在您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张：上海解放以后，都市迅速远去了。所谓的“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咱们俗称的旧上海迅速被改造掉了。因为过去在革命史叙述当中，确实只讲惊人的奇迹，不讲奇迹背后发生了什么，特别是不讲非常复杂的、面对非常庞杂的各色人等的大上海，各种各样的阶层是怎么来应对的。所以我想强调过去被隐蔽的一面，不光是讲成功者，还要讲成功者面对的问题，来自社会各种各样不同的硬的和软的抗衡。第一，你所说的中共在1949年接管上海以前，它就是一个具备丰

8、富的斗争经验，并且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化的政党，这种性质或者形态确实是具备的。它还有一点和国民党有着极大的的不同，就是中共有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民众当中去，非凡的动员能力。既然如此，那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革命史层面的话，我做到这里就结束了，就可以不做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发现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恰恰说明，中共面对的是一个从未遇到的社会，所以我在最初的章节里面，就讲了面临的问题。中共是在农村扎根，根据地一步一步扩大的，但是它真正的诞生是在上海的里弄。你们也知道中共一大的会址，就是上海石库门最普通的房子。中共就诞生在那里，但是之后它转移了。当然也经过很多无数的曲折，最后扎根，找到了自己的基础。但是忽然一下子进了大上海，它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社会。所以陈毅要搞一次五千名南下干部的丹阳集训，告诉大家，大上海我们不是没有进去过，进去后又被赶出来了。他说的是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出来了。当共产党成熟的斗争经验和严密的组织化，面对这些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未见得像过去所说的所向披靡一往无前。当然，我这本书另外一方面的主题也就是都市人群，我想揭示的是翻天覆地，但是同时过去的上海依然时时

9、地在隐现，因为我写的是1950年代的上海。记者：上海里弄的整顿以及普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背景，就是1950年10月开始，到1953年结束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据史料记载，1951年2月，上海市委只逮捕了两万多人，杀了二百多人，毛泽东很不满意，最后，上海市委杀了七千多人结束第一次镇反。可以想见，如此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必然对于上海市民产生极大的震慑与影响，并作用于你在书中所描述的这些事件。但是，这些在远去的都市的研究中只是稍稍提到，为什么？这一背景对于您笔下研究的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言，必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说，这些影响主要有哪些？张：我并没有仔细地去考证镇反的数字，哪个比较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不是我想要回答的问题。其实我在这之前，我非常推崇杨奎松老师那篇讲镇反的文章（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镇反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样？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一开始，上海的老百姓是欢迎镇反的。因为当时社会治安太不好，上海太乱了。镇反一开始受到上海人民的拥护，而不是说共产党就是想这么做。后来一看，上海的社会，以及社会基层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它的想象，所以才要不断地采用非常严厉的办法，来发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这是一条线。我在书里没有正面涉及到镇反，主要因为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研究。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是上海里弄的整顿，是延续了镇反思路，革命和反革命是一条基本的红线，这对个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第二，普选的例子。我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么小小的例子？因为它在档案当中反映的分量很重，因为从上到下始终强调，普选不是镇反，而是马上要搞一五计划，马上要进入过渡时期，要大规模地动员广大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无论它对普选的想法是不是我后来讨论的那个继续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建立现代国家的两种想法的一种碰撞，但是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这种镇反的恐怖对革命和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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