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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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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东京审判的法律思考之死刑适用问题法庭有权对被认为有罪的被告宣判死刑或其他与之相应的刑罚纽伦堡法庭宪章第27 条本法庭对被告为有罪之判决者，有权处以死刑或处以本法庭认为适当之其他刑罚。远东法庭宪章第16 条对罪犯适用死刑是否有违国际人道主义。死刑的适用意味着剥夺人的生命权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权利。在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7 月 1日起正式生效运作）中，把对人的生命的生杀予夺大权交到几个与罪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甚至毫无关联的法官手中（因利害关系国通常都被要求回避了）是否合适，仅通过短暂的和议或更为简单的投票多数决能否正确的反映问题尤其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怀疑论者的担忧。甚至打着人权的旗号公然反对死刑的适用。但是在笔者看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却是在最大程度上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因此可以适用死刑。在此，另一个问题似乎又成了争论的焦点，“只因为战争罪犯杀了人就需要其他人通过同样的方法将他们置于死地吗？”。而这一质疑又引领我想到了一个古老的法理问题“难道仅因为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利就能成为你再去侵犯他的权利的理由吗？”举个简单的例子，A偷了 B家传的古董，古董后灭失无法找回，B便

2、潜入A家偷走了 A家的珠宝。在实际功能上来看，也许这种方法最能抚慰受害人，但从道德的层面上来说却是不可取的，问题似乎绕远了。关于死刑存废问题在理论上已无新意，各种学说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孰是孰非个人心中自有定论，但就前段时间热播的电影东京审判中涉及到的应否对战争犯适用死刑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以“6 比 5”的微小差距宣告了死刑的拥护者的胜利已不得而知，但最后结果确实是对这些战犯们适用了死刑。在当时已有不少国家废除了死刑，那么，若这些国家的法官代表在法庭上对死刑的适用投了赞成票，其行为与国内法的冲突又应该如何调和，当然，这里已不仅仅涉及到死刑存废的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关键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抉择是正确的。死刑废止，从其应然性来看，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必然结果，人权的实现离不开刑罚的保障，即只有通过刑罚禁止与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防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人权才能得以实现。而人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因此，所谓刑法对人权的保护，不但是指对一般社会成员人权的保护，而且也是指对作为社会成员的犯罪者本人的人权的保护，换言之，人权的普遍性决定了犯罪

3、人的人权与一般人的人权都是刑法保护的对象。死刑以保护一般人的生命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的，并以剥夺作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的生命权为内容。说保留死刑是为了保护人权，是站在刑法的目的角度，强调的是保护一般人的人权对死刑的要求；而说废除死刑是为了保护人权，则是着眼于死刑所剥夺的权利本身，侧重于对犯罪人本人的人权保护，在这一意义上说，所谓保留与废止死刑都是为了保护人权，并无大错。问题在于，这样的主张实质上是把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用一个简单的命题涵盖了远非简单的矛盾，从而贬低了从人权的视角审视死刑的价值。关于对死刑废止的审视，邱兴隆教授从人权，宗教，伦理，政治以及法理的角度出发分别作了阐述。简单说来就是，从人权的角度看，引发的问题在于生命权是否可以被剥夺与是否有必要剥夺之类重大问题；从宗教的角度看，生命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来自于上帝，来自于神灵，国家对犯罪人的生命的剥夺，基于对生命神圣的相对解释，可以证明是正当的，而基于对生命神圣的绝对解释，则可以证明是不正当的；就伦理角度而言，涉及到的问题则是人权是目的还是手段；而以政治角度而论，国家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相互依存又彼此对

4、立；从法理角度出发，则把刑罚（此处缩小为死刑的适用）看成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社会与个人两受其益，用之不当则社会与个人两受其害。从以上多维度的解答足以说明人权与死刑有着极其密切而复杂的联系。自 1764 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只是一场国家与公民的战争。是一种国家杀人行为而首创废除死刑以来，死刑原本稳固的地位开始动摇，用陈兴良教授的话说，就是“贝卡里亚以人道的名义向死刑发出了死刑令”，同时该理论的提出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死刑存废制度的反思。国际公约也最终禁止对任何犯罪适用死刑。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为废除死刑作了绝佳的铺垫； 1950 年的欧洲人权公约为进一步废除死刑提供了理论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呼吁国际社会以人权的准则来保障人权，号召全世界积极控制以死刑来惩罚犯罪的数量最终达到废除死刑的目的；1980 年联合国秘书长在第六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宣称死刑明显侵犯了人权；1989 年第 44届联合国大会以59票赞成，26 票反对，48票弃权通过了废除死刑的国际公约，可见国际社会对死刑的适

5、用问题态度十分明确。但是，总所周知，国际犯罪是震撼人类社会良知，严重危害人类社会和平与安全整体利益的犯罪。其严重程度应该说大于任何国家刑法中规定的国内犯罪类型，特别是如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以及战争罪等性质及其严重的犯罪。笔者认为对这类犯罪行为人适用死刑应无可厚非，且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也确实对那些在二战中的犯罪者适用了死刑。这里附带提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公正性问题以回应本文开篇所以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公平和公正的程度是建立公平和高效国际刑事法及其审判的关键所在，而国际刑事法院的公平和公正程度主要取决于各个不同的审判阶段，法庭保证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权利的程度，而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又是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国际刑事审判公共代言人的关键，从而决定国际向市法院能否持续发挥效能，论者指出，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在以下方面违反了保护人权的要求：诸如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缺席审判模式以及战胜国对战败国审判的政治片面性，对以上质疑另有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国际法院还不能向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公正、有力和有效的超国家刑事审判机构。首先，国际刑事法院在管辖权范围，权力行使和启动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和军事力量，也没有直接执行判决的机制，缺乏强制力保障；最后，国际刑事法院易受主权和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论者还提出了完善之建议，由于该论证已完全超出了本文主题之范围，在此不做深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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