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清官情结的法理学分析

1、中国古代清官情结的法理学分析承诺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中国古代清官情结的法理学分析摘 要清官情结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法律文化现象，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时至今日即使受到了西方法学思想的强力冲击，如今依然在中国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尤其如此。同时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清官情结在我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本文将从清官情结的渊源和其对中国法制的影响略论中西相类似的文化现象的对比以及它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和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提出我们在实践与理论研究应该如何对待清官情结。关键词；清官情结 法治建设 法律文化 法理学An Analysis About Ancient Chinese Honest and Upright Official ComplexAbstractThe honest and upright official complex is an very important tradition in Chinese legal history . although the western legal culture has

2、 a great impact on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the complex still has great influence i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region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in this filed, this proves it has great influences. This essay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he honest and upright official complex and compare it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finally we will find how the complex can help us to build the modern legal systemKeywords:The honest and upright official complex;legal history; legal culture; legal co

3、nstruction目 录一、 引言1二、 清官情结的界定和成因分析1（一） “清官情结”的界定1（二） 中国古代的经济社会形态奠定清官情结产生的基础1（三） 文艺作品推动清官情结的传播3（四） 中国的清官情结与西方的程序正义3三、 对清官情结的社会文化指向的分析4（一） 清官情结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4（二） 清官情结的社会心理分析4四、 清官情结在当代中国的影响5（一） 清官情结在当代中国的体现5（二）清官情结与当代法律价值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7（三）清官情结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7五、对待清官情结的现代价值取向8（一）西方历史经验的启示8（二） 在实践和研究中应如何对待清官情结8六、小结10参考文献11致谢12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2020届本科生毕业论文一、 引言对于清官情结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清官情结是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应该得到全盘继承，普通的老百姓对清官情结更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在农村)但是在不少受过系统性法学训练的学者看来清官情结是一种人治，更是对法治精神的一种“腐蚀剂”，与现代法治体系格格不入。但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有缺陷的，不可否认清官情结是一种

4、带有人治色彩的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追求法律体系治理至上与追求程序正义是有冲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体系与个人是相互影响，必须要有优秀的执行者整个体系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实践证明至少在法治基础上的人治是能够有效推进法治建设。所以，笔者认为，清官情结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本土法律文化以及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本土资源，它产生何种影响在法治实践中如何使用这样一种本土资源。二、 清官情结的界定和成因分析（一） “清官情结”的界定清官情结顾名思义就是当事人的一种信赖清官，相信其可以公正解决自身问题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于它的反面，则是仇恨远离不能公正解决问题的贪官。但是，至于清官是使用何种办法，是法律的还是非法律的，乃至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法律的手段，并不在这种情结的考虑范围之内，有这种情结的当事人往往并不要求的是物质上的利益而是一种心理上的信服，甚至有时当事人会说：“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但我就是不服气。”由此可见清官情结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当事人内心渴望公正的一种心理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乃至信仰根植在中国民众的心中。（二） 中国古代的经济社会形态奠定清官情结产生的基础任何一种文化

5、现象与心理状态都不是一时之间产生的，它是一种特殊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它产生的时间比较早再加上传统中国在地理上比较封闭，其必然是一种产生于中国本土特殊的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物。传统上学者们都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国家权力的的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可以借由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深入到每一个社会个体之中。但是如果从另一面来看，由于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古代占压倒性的经济形态，商业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小农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分散性，而这样一种分散性的经济形态之所以要求如此强大的的国家权力结构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在危急时刻集聚其强大的力量解决危机，而在正常的时段，由于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大多数社会成员与国家政权的联系1都不过是交纳赋税与服徭役而已。与山高皇帝远的最高统治者相比他们更相信地方上的权威而不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威,这就形成了一种熟人社会，国家权力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外来力量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研究 (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版，第29页这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国家一套法律事实上在传统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尤其是在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民法领域更是如此，甚至连一部分今日归为

6、刑事案件的案件亦在国家政权之外解决，至多在国家政权的末梢-县来解决，国家高层对这些基层事务的干预力度极为有限，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的由来，即使到了当代中国，国家权力至少对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仍相当孱弱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研究 (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版，第23页，长期形成的民间习惯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在法律实践中造成了两个后果，由于国家权力与法律本身基于经济理性不愿过多介入基层治理而是放手给基层社会或者国家权力的末梢，甚至对民众直接诉诸国家制定法解决纠纷持不支持态度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版，第57页导致国家法律无法提供民众需要的产品，这也是古代中国民众不愿意进入法律程序的原因，这并非所谓的缺乏法治观念，而是一种建基在经济理性上的选择，时至今日，有很多中国民众依然“厌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自身理性上认为国家法律无法提供他们预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缺乏法律意识。第二点，导致了以县官为代表的基层治理人员有着非常大的权力，甚至是自由解释乃至越过法律的权力，故一县之长又叫父母官。考虑到传统中国家族与父母在社会中

7、巨大的权威，父亲甚至可将子女典质或出卖他人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 2010年12月版，第18页可见以县官为代表的基层治理者的巨大权力与威望。这造成了两个后果，由于权力极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控制，导致民众对于这些治理者的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为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发生冲突时的唯一希望。他们希望自己的问题与冲突能够在这些父母官那里得到公正解决。这种由于社会权力结构而形成的心理情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官情结。第二点，由于基层治理者权力过大，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皇权还不受控制(某种程度上那些乡绅与县官就是带有地方性质皇帝)导致难以避免的腐败，法律与法律所追求的公正也是那些“土皇帝”的玩物。这种情况下，有能力可以有效解决民众问题与保护民众权益的地方治理者成为了稀缺物，这样一种物以稀为贵的行情，导致了普通民众对有能力不勒索自己的清官更加渴望，加重了民众固有的清官情结。另外，当少有皇帝派下的钦差来调查问题的时候，又会因为“距离产生美”对这些派出人员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盼望他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核打击地方上的贪官，形成了另一种清官情结(但由于权力结构的限制通常治标不治本甚至串通一气)

8、。总而言之，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导致他们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但又由于这种经济形态固有的分散性在平时治理的的时候国家的基层的控制力极为微弱导致与普通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基层治理人员负担极重而且权力极大甚至不受控制，造成了民众对有能力不勒索民众的清官极为渴望，从而形成了叫清官情结的一种法律文化。（三） 文艺作品推动清官情结的传播清官情结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现象都必须有传承的载体。而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法律文化与观念，其广泛的传播与相关的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亦有很大的关系。毕竟从普法的角度来看，利用生动活泼的案例肯定是好过直接宣传法条的，对于古代识字率极低的情况下，实实在在的法律相关的故事肯定是最有效的。比如当年明月就在其历史科普读物明朝那些事儿中提到来自底层的朱元璋为了普法选择大规模推广作为案例集大诰而不是作为国家法律的大明律，很大程度上就是顾及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案例集更有利于普法。不过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政府的普法宣传可定是不如自身经历以及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更有效。比如说以志怪小说而闻名的蒲松龄就写有诸如胭脂与 冤狱这类抨击贪官庸吏与赞颂清官的小说。这些作品里体现了人民对贪官的痛恨

9、与对出现清官的渴望 这些作品里的典型形象如:包公在普通民众中深入人心进一步强化了普通民众那种对清官的向往，成为清官情结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土壤。（四） 中国的清官情结与西方的程序正义由于西方在宣传上一直强调程序正义优先，乃至程序正义至上，使很多人认为西方在法哲学上没有重视实体正义的思想。其实不然，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有深厚的个人主义传统，就连马克思也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要实现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必然需要追求实体正义而非仅仅追求程序正义。而在哲学思想上，古希腊的柏拉图所提出的哲人王之治应该是比较早的一种追求实体正义，与中国的清官情结类似，它也是追求人治-一种完美的人治，一位完美的哲学家位于社会的顶层，发布和实施实施绝对正确的命令，解决问题其他社会阶层(战士 手工业者等)只需要听候命令，做自己的工作即可。这与我国古代的清官情结有类似的地方都某种程度上依靠“超人”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那个“超人”无所不管也无所不能，没有人能限制他的权力。而在历史上，古罗马时期每逢新君主登基时，元老院就会发布公告对君主的期望是像奥古斯都一样爱护百姓像图拉真一样仁慈善良。即使到了启蒙时代，部分欧洲的思想家(以伏尔泰为代表)非常推崇所谓的开明专制。这说明在欧洲也有类似的对圣君与清官的推崇，这是建基在人形怪基础之上的正常现象。只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比较早的就产生了与现代产生了程序正义思想的萌芽，前文所提的柏拉图也在其理想国后文得出法治是现实可行第二等最好的方案，其对极端人治条件的清理也让后人更容易理解了极端人治的不可能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213页。事实也证明了有一套良好法律为基础的程序对社会个体成员的保障要胜于单纯的人治。程序正义也因此成为了现代法治的一个核心要义。三、 对清官情结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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