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精神肖像

1、 一个作家的精神肖像 陈建功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和父亲之间的封面是一张的肖像照片。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上前方的某一处，你好像觉得他是在看你，更多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在看向某个更宽阔更缥缈的所在。他的嘴角含着一丝笑意，笑意若有若无，有些近乎冷峻了。岁月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纹路，仿佛见证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文学人生。摄影师拍下了陈建功不同于寻常的一面，仿佛属于灵魂的那一刻被捕获下来，在银盐上渐渐显形。这也像阅读这本散文集的感觉月夜下，我们围坐，娓娓而谈，那些过去了的人和事在交谈中被呼唤而来，历历如新。通过这短暂而漫长的交谈，我们想象自己越来越接近一个作家的精神肖像，但永久无法抵达。就似乎，通过门缝泄露出来的灯光，你或许可以推想屋子里的情形，但是，你无法证明。对于陈建功，全部的描摹都不过是盲人摸象，但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也是重要的：你在与一个健朗而好玩的灵魂建立联结，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丰富与深入。 一 在陈建功的身后，是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鬈毛，是放生前科找乐等等。这些作品大多完成于20世纪80年月，确立了陈建功的个人标志性风格和独特气质。可以说，是陈建功制造了这些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也

2、塑造了陈建功。一个作家在开头创作时，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格，将会对他的创作构成无远弗届的影响。时至今日，当我们阅读散文集悄悄且当歌和我和父亲之间时，依旧能感受到那个携带着20世纪80年月气氛的陈建功。一个时代完整地保存在一个人身上，不能不叫人赞叹。 读陈建功的散文集，不时能为他的幽默而捧腹，而心有戚戚。比方，他写女儿的这篇笑笑和我。笑笑，听听女儿这小名，大抵就知道陈建功所秉承的人生态度。在文章中，他把八岁多的女儿笑笑称为“刚过完3000天大寿”。他和女儿之间，轻松开心、富好玩味。 她5岁的时候曾经问我：“爸爸，大家都说我是属鸡的，这是什么意思？” “鸡犬不宁。”我说。 “那您呢？您属什么的？” “属牛。” “属牛是什么意思？” “牛马不如。” 她嘻嘻地笑了，眼睛里闪出光来，“那妈妈呢？妈妈属什么的？” “属老鼠。” “属老鼠是什么意思？”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看到类似这样比比皆是的小场景的时候，我不禁笑出了声。毫不疑心，陈建功时时就是跟女儿这般“幽一默”的。这当然是出于天性对于“找乐”，陈建功一向乐此不疲，更多的却是來自生活的历练。他认为人生原来就沉重，需要找一些快乐的事情，用他的话

3、说，“人生一世，辛苦遭逢，庶几难免，让我这位活得过于仔细的女儿学点这个，焉知是祸是福？”在女儿面前，他没有什么长辈包袱，而是用“We are good friends”的精神来处理和女儿的关系。的确，在他的世界观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谐欢乐的相处，是他念兹在兹的。在面对女儿的时候，他怎能不身体力行地实践呢。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陈建功自嘲说，“呜呼，年过半百才突然发觉，我竟然一次也没有享受过一个中国老爷子发号施令的权力”。哈，岂止是享受，对于这样一种权力，陈建功大约是“避之生怕不及”的吧。他真正在意的是公平与敬重，是安康人格的养成，就像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傲慢的绝不是世俗的所谓成绩与名次，而是你的尊严感并没有被摧毁，你不会蝇营狗苟察言观色活得委琐而可怜；你的共性没有消灭，你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活得圆滑而压抑。你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共性，又懂得敬重别人的尊严和共性。这是一种安康、健全的人格。能以这样的人格追求去做学问，将会坚守自己的发觉和制造，也敬重别人的发觉与制造”。对女儿的这一番言辞恳切的“谆谆教导”，不妨看作是陈建功的“夫子自道”。而这，正是被人们所思念的80年月精神。一打眼

4、望去，这好像是一种宏大的风格，在推崇“个人化叙事”的今日难免已成为空谷回响。然而，只有一个沐浴着那个时代的阳光走来，且始终不改初心的人，才会让这一类金石作响的词语布满了生命的弹性与魅力。 是的，这样的魅力，我们已经在陈建功的小说里一再领会了，而今，在散文中重温，依旧为之神往。在陈建功为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写的散文悄悄且当歌中，那份属于北大的激情与豪情却是以如此平实的方式向我们扑来。从听说自己被北大录用开头写起，一般人大约会“漫卷诗书喜欲狂”吧，可是，对于陈建功来说，他说，“我只是想，晒完了后背，什么也耽搁不了”。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在经受了十年矿区劳动后的真实反响。 现在，作为读者的我们应当发觉了，陈建功的达观、幽默、兴致盎然，其实并不来源于一帆风顺的生活的赏赐，恰恰相反，那是一个饱经挫折的人在反复咀嚼了生活的味道之后的豁达，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解放与成就。在陈建功写父母的篇章中，可以寻见些许端倪。我和父亲之间写的好像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隔膜。陈建功三言两笔，勾画出了一个传统学问分子在一个时代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由于“忠厚”所带来的覆盖一生的人生阴影。在这篇散文中，陈建功并没有施展小说

5、家的本领，让被表达的父亲向我们翻开内心，渲染阴影之深之重，而是老狡猾实任由这个缄默寡言的父亲遁入灰雾之中。“心灵创伤”四个字，让人触目惊心。这何尝又不是陈建功本人的心灵创伤呢？在那个特别的年月，不能入团，不能参军，不能成为“红卫兵”而被称之为“狗崽子”，“下放”到京西煤矿一干就是十年，甚至被矿车撞折了腰之后竟然有几分庆幸，“庆幸自己不再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包围，也不用再听头头儿们的叱骂了”。这样的人生经受，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怕是很难想象的吧。这也是为什么，陈建功说，“我的心，已经像岩石一样粗糙了”。是啊，忍受挫折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从挫折中好好活着，更是难上加难。经过了生活如此的锤炼，却仍旧笑对生活。从这个角度看，陈建功的幽默，有了沉甸甸的重量。 让我们还是回到悄悄且当歌吧。煌煌北大，陈建功写的却是水房歌手，写的是校园一隅在漫步抑或是跑步的朱光潜先生的侧影，写的是盼望北大的教师们能告辞清苦生活的盼望。看上去，或许是太不“北大”了。但恰恰是从这样朴实得让人们都无视的细节里，陈建功提炼出了一个时代的意义“这歌声是我的同代人以情感的方式对一个新的开放的时代伸出的臂膀。这时代不再容忍专制和封

6、闭，不再容忍僵死和愚昧，不再容忍压抑共性，不再容忍蔑视学问和才华。这歌声又是我的同代人对一种新人格的召唤。这人格不再苟苟且且，无须仰人鼻息，只管让想象自由地飞行，坦坦荡荡地唱自己的歌。” 重读陈建功，是一个不断接近一个时代的过程。与许很多多写散文的人一样，陈建功乐于翻开自己，将他所经受的个人日常生活变成为他散文的素材，但是，他绝不会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我猜测，对他来说，个人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意义不大，只有从个人身上发觉一个时代，才是他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与当下的很多作家不同，他有兴趣也有力量从日常生活中呼唤出一个时代。这源于他的整体性视野，以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熟悉。在一个访谈中，他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要过高估量自己的才能，你永久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打算物。没有宏大的社会变革，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再大的天才也归于湮灭。人的胜利当然源于个人的制造与思索，但也应感恩自己被社会所熏陶、所感染获得了思想成果”。在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交轨的关口中，他确立了他的信条，而这一切打算了陈建功文学创作的质地与光线。阅读陈建功，也是在提示我们，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怎样打算了一代人，又是怎样从我们的生活

7、中消逝。而当我们对一个时代漠不关怀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失去了深入自己的力量。 二 一个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有着深刻熟悉的人大多有着坚决的人生抱负和人生态度。在答记者问的时候，陈建功曾经这样扼要地谈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我对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标和坚守的人生态度始终有信念。我可以有错误，可以不断调整订正自己，而人生目标是明确的。这个人生目标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比拟陈腐的，就是中国学问分子传统的那一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是陈建功欣然神往的，也是他一生致力追求的。当我们在阅读陈建功的时候，最打动我们的，也是从各种细枝末节处表达出来的君子风范和气象。 这一人格精神在陈建功的家庭训练中已然打下了坚实的根底。在散文集中，陈建功有两篇文章都是对妈妈的回忆。妈妈在山岗上描摹出的妈妈令人非常动容。“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跟我叨念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知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她只盼望自己的子女独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当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人，我信任，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

8、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办法，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吗？”这番教育与见识，朴实、深刻，令人动容。陈建功称之为“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假如我们要探求陈建功何以成为一个作家的隐秘，源头大约得从这里开头吧。一个作家，绝不是横空出世，除了必要的才华与禀赋以外，还需要日复一日艰难地阅读、观看、体验。正是妈妈在关键时刻，一语惊醒梦中人，引导陈建功走上作家道路。有意味的是，妈妈的初衷，不过是盼望儿子生活得充实和有尊严罢了。起点自然而然地延长在陈建功的人生道路中，成为一个人坚实的基石。 固然，君子人格也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作为一个文学人，陈建功在与前辈作家交往、对话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校正自己。因此，读陈建功散文集中与之相关的篇什，如果我们将之前后勾连起来，我们大约能获得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图景与一位年轻作家的成长路径，也让人真实感到中国一代文学学问分子的脊梁与境地，不由肃然起敬。对于那个在很多人的口耳相传中已然成为神话的80年月，

9、陈建功明显无意于参加大合唱，但是，自始至终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前辈作家对年轻作家的支持、观赏与宽容。此时，他的文字布满了脉脉温情。他回忆吴组缃先生在北大课堂上潇洒的风度，评价说，“先生的讲法，非小说大家不能。先生治史，不为史累，他调动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所具备的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观看，带着我们神游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意境、人物、细节之间”。而一个小说大家又是如何教育另一个年轻的小说家的呢？陈建功记叙了和吴组缃先生的谈话的情景。“先生坐在一个很旧式的沙发上，拉着我的手。除了鼓舞一番，说说他喜爱我的哪一篇，没有更多地说我的小说。先生说的，是古人的小说和海外的小说，他谈话的主题，是叙事的张与弛。我明白，先生在教我。那时候，我的小说写得紧急有余，松弛不够。”这是一个类似世说新语的小细节。“旧式”的沙发，指示了吴组缃先生清贫的生活，同时也是在示意吴组缃先生为人有古风吗？面对初次谋面的才华横溢的后代，吴组缃先生“拉着我的手”，心中的高兴由此可见一斑。不谈“我的小说”，只是谈“叙事的张与弛”。陈建功敏锐地捕获到了先生的专心所在，可谓心领神会。两代小说家之间的默契让人心有戚戚。这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将几代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陈建功在散文中开心地回忆起当年和李陀、郑万隆去严文井家谈论文学的情形；回忆起冯牧“总是在说哪一个作家好，哪一部作品好”，“對文学界的新锐，历来都是反响敏锐鼎力扶持”；回忆起在于是之家啜酒闲聊的情形；回忆起在汪曾祺先生家抢画的情形；回忆起施咸荣先生为了给译文找一句精当的口语表述的情形那些在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在陈建功的表达中，长出了血肉，仿佛凭借文字搭建的桥梁，径直走到你的面前来，如此鲜活、生动。 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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