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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国学博士论坛：出土文献引《书》与《古文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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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研究-国学博士论坛出土文献引书与古文尚书崔海鹰，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孔传古文尚书渊源与成书问题探论。博士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黄怀信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涛清华大学教授曹峰古文尚书问题是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清代古文尚书辨伪的范式、方法与结论尤为后世学界推重。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古文尚书案提出反思和质疑，特别对其辨伪证据进行检讨和再辨证。与此同时，这些反思、辨证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反质疑，呈现纠葛状态。张政烺先生曾讲：“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至今虽未有尚书完本出土，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借助出土文献，首先是其中征引尚书的部分，更换视角，对古文尚书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一、出土文献与对古书的反思二十世纪初以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简牍、帛书等地下文献相继问世，并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新认识。王国维先生通观学术源流，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卓越论断。在研究实践基础上，王氏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从而“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并指出“虽古书之未得证

2、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实际已暗示其对古文献疑辨过激的质疑和反思。在近代背景下，此学术理念对重新考察古文献问题深具启发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与传世典籍相关的竹简、帛书相继问世，使许多被疑为伪托或后出的古书获得“平反”。同时，这些新材料使许多战国、秦汉间的部分书籍原貌呈现于世，一些文本甚至形成相对连续的演进序列，引发人们更多地思考古书成书及其体例等问题。参照简帛古书，一些学者认识到，古书的最终形成往往要经过复杂的过程。李学勤先生提倡对古书进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并总结古书成书过程中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包括佚失无存，名亡实存，为今书一部，经后人增广、修改、重编、合编，以及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等等。李零先生在余嘉锡先生所讲古书通例、李先生对古书的反思基础上，依据简帛古书，对古书体例进行重新归纳，约为八项。基于对古书成书、传流与体例的新认识，大量古文献辨证、定性呈现“伪真”的倾向。这看似是一种“保守”甚至“退步”，实际是在新的学术背景、条件下，学术研究由粗而细、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种进步趋势。这一趋向的影响与意义，已不局限于对某部典籍的真伪辨

3、证，而系直指辨伪方法、范式的反思和检讨，其对古文尚书问题的探讨，自也将显示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二、郭店简、上博简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新进展郭店简缁衣成之闻之，上博简缁衣，多次征引尚书，包括古文尚书，使学界得见战国古文尚书的部分原貌，引起广泛关注。成之闻之篇有“大禹曰：予兹宅天心”语，不见于今本尚书，其篇名则与古文大禹谟相近。廖名春先生认为，“大禹曰”内容当属于先秦尚书大禹谟，为古文尚书晚出的又一铁证。李学勤先生认为大禹即是大禹谟，举孔丛子论书、郑玄注书序等为证，又引春秋左传哀公六年孔子论楚昭王语，指出大禹谟五子之歌可能与成之闻之存在内在思想联系。郭沂先生同意李先生观点，并举大禹谟“小序”言“作大禹皋陶谟益稷”为证。刘义峰先生认为不宜将两者“对号入座”，为慎重起见，应将“大禹曰”归入佚篇之文。他认为，先秦尚书传流远较我们所知的复杂，既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内容的现象，也存在篇名相同而内容各异的情形。夏禹作为重要的先王，事迹流传广泛，必有多种传本。王世舜先生指出，由郭店竹简引诗与今、古文尚书，可证古文尚书与诗今文尚书一样，在战国中期即已流行，而两汉及魏晋时期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古文尚书的

4、传本。郭店简、上博简中均有缁衣篇，与礼记缁衣对应。姜广辉先生推测，古文咸有一德君牙君陈等，当系后人抄撮今本缁衣引文，敷衍而成。吕绍纲先生则认为这些篇章未必抄自缁衣，而是有源自先秦古文的可能，并认为清人关于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再作讨论。虞万里先生在具体比较缁衣与古文尚书相关各篇基础上，指出很难证明古文尚书袭取缁衣文句而另造新篇。虞氏总结先秦两汉间尚书传流的若干特征，有篇名称谓不同，编次不同，用字不同，甚至错认、错写、省变、残泐，等等。且进而指出，东晋古文尚书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独立立场，并非一味摭拾文献引文造作新篇。三、出土文献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再思考初步来看，郭店简、上博简引书材料在数量上并不算多，然其内涵却不容小觑。值得深思的是，面对相同且有限的材料，学者间却形成截然相反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歧见仍与清初以降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的壁垒有关。至于其研究方法、结论之得失，则应结合对古书的反思这一背景加以衡量。现代学者对古书的反思的重要一点，就是认识到古书成书的复杂性，并对其传流、传本等问题进行相对具体、细致的探讨。显然，吕绍纲、刘义峰、王世舜、虞万里等先生已触及并

5、进入这一研究层面。通过这些研究，学界进一步认识到先秦、两汉尚书传流的复杂性。立足于这一新阶段与新视角，重新审视古文尚书问题，已不宜简单地以“真伪”对其加以评判和定性。以发展、务实的眼光看来，当下古文尚书问题研究，应落脚于对其渊源、流变、成书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在此，我们认为至少应厘清四个阶段或方面的认识：王官传统与尚书的起源问题“学在王官”，尚书源于史官职守，承载历代先王之道，也是史官所以赞治的工具和途径。将尚书渊源定位于此，才能澄清其本质，立于审视其传流的最初基点，也才能理解此后尚书传流中形式趋“变”与本质趋“恒”的辩证关系。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地下发现只是当时流行文献的残存，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较我们所见远为繁复。王室衰微，王官之学下移、扩散，使尚书类文献传流呈现多线多样、多本别传的多元状态。在此过程中，各国间的不同政治取向、地域文化差异以及阅读和抄写习惯的不同等，都会对尚书文本的衍化、变异产生重要影响。孔子与尚书的关系孔子整理尚书，对其文本发生重要影响：一为选材，上断于尧，下迄秦穆公，择取有关王道治法，具备政治教化意义者，约得百篇；二为编次，即分编序次；三为补缀，典籍称“诗、书缺”，孔子可能对部分书篇进行补缀、修饰。经此整理，尚书传流史上出现第一个定本。汉代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就是孔门尚书之遗。孔安国与古文尚书关系古文尚书各本，导源于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孔安国与其关系，比如如何“隶古定”，“以今文字写之”，以及献书经过等，均缺乏细致研究。现应综合各种记载，加以辩证地考察。由此四方面的综合认识，可收到既辨章尚书学统，又考镜其文本传流之效。在此基础上，或反思古文尚书问题，或审视相关新出土文献，均将立于更为宏阔的新起点和新视角。-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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