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西音乐传播探微.docx

    明清时期中西音乐传播探微    余亚飞（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摘 要：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揭开了西乐东传和中乐西传的序幕西方的乐器，乐曲等被介绍到了中国同时中国的民歌也通过他们带回了西方，出现了中西方相互交融的新局面，并推动了中西双方音乐的传播和发展Keys：交流；西乐东传；中乐东传J609.2 ：A ：1009-8135（2011）04-0112-05中西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的友好往来虽然也从西方传入了中国的一些乐器，但是那时中西双方的音乐文化交流主要停留在物品交换的层面元朝时期，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将其在中国的见闻一一载入《马可?波罗游记》，其在中西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大多数的西方人对中国仅仅是间接的了解故在音乐方面的交流也还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直到16世纪，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随着中西文化的宗教、哲学等方面接触，音乐作为西方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开始从沿海到内陆传入中国，中西双方的音乐交流才真正开始。

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张西平所说：“从中西文化交流史来看，从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来看，利玛窦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正是这一步，西方文明才开始了与东方文明的相逢，因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哲学与宗教开始同东方哲学与宗教展开一种实质性的对话，这是前所未有的”[1]（204）本文对明清之际（16世纪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音乐方面做一些探讨一、对中西音乐文化已有研究的历史回顾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王光祈先生是我国第一个把中国音乐和西方西音乐做比较研究的音乐学者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音乐的关系》等王光祈先生首次将中国和西方两大音乐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比较研究以文化相对论为视角，强调不同民族间文化传统及其音乐本体的比较研究并把西方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引入到了东方此后，我国陆续出现了一些音乐学者发表的相关研究的论文《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杨勃的《中西音节之相合》、祝湘石的《中西音乐之比较》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朱谦之从律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了中西音乐律制传播理论，写成了《中国古代乐律学对于希腊之影响》、八十年代后期，著名的音乐学家钱仁康翻译了大量的西方音乐资料，并将做了相关的音乐分析，如《音乐语言的对称结构》、《中法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茉莉花在外国》、《妈妈娘你好糊涂》，王湘的《朱氏密律对西方乐律影响的可能性》，民族音乐学家管建华在其论文《中西音乐及其文化背景之比较》中以其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曲式结构的不同，并将音乐与绘画、音乐与语言、音乐与哲学等方 面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在《论中西音乐艺术的时空模式》一文中从美学、文化学、宇宙观、等方面剖析了中西音乐艺术时空模式产生的差异性的原因。

他认为：“人们对中国及其东方音乐有机体的理解，对西方音乐无机本体和绝对时空体系的科学方法以及艺术价值体系的创建方法的融会贯通，是东西音乐哲学方法模式构成认同的结合，是建立新的音乐艺术时空模式和新的音乐艺术美学价值论的必由之路[2]20世纪90年代，陶亚兵先生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收集到了西方传教士日记、游记等各类第一手资料作为依据，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和论述尤其是对明清时期中西音乐的双向交流进行了详细的客观的论述，写成《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对中西音乐交流史具有补白的意义此后，他又在此书的基础上，选取明清时期中西音乐交流的事件做了详细的叙述和梳理另一本相关著作是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对上溯中国古代的先秦的夏商周时期，下至明清时期的各历史时期的中国与外国音乐交流做了详实的梳理和论述以中外双向交流为基础为中西音乐交流相关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王耀华先生发表的《中国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3]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中西音乐交流的研究性论文见于各类文集或刊物中二、中西音乐交流的文化背景16世纪之前，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16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发展壮大，商品经济不断扩大，凭借其在天文、地理、航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及其新航路的开辟，急于寻求海外的市场，西方世界的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16世纪末，中国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也具备远洋航海的技术，但是却因受到“禁海”政策的限制，中国社会处于封闭的、停滞不前的状态[4]西方的宗教改革以后，出现了以马丁?路德发起的新教运动，向基督教旧派发起了挑战欧洲各国的教士积极派遣教士到东方扩展宗教势力同时又为配合其海外殖民扩张的政治目的这些都为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三、西乐东传十六世纪末，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各国派遣到东方的传教士们大多数都博学多识，他们在天文、地理、哲学、文学、音乐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而于此同时他们也将中国诸多方面，伴随着他们出版的著作带回了西方，如早期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描述的西班牙传教士马西?德?拉达（Martin de kada）的《出使福建记》，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1543—1607）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大学》，都对西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十八世纪时在西方形成了一股“中国热”的旋风而传教士们传到西方的著作中对音乐方面描述最多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eo，1552—1610），他也是一位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起到奠基性作用的人物，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利马窦中国札记》，成为中西方研究学者的第一手的参考资料。

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大学期间在罗马大学攻读法律，后加入耶稣会成为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4月，奉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选调，于8月7日抵达澳门后于1585年辗转到了广州肇庆，建立了当时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5]为了天主教能在中国更好的传播，利玛窦一直在为进京拜见皇上做准备，几经周折后他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向皇帝呈献了贡品从利玛窦的奏疏可知所贡之物中，有一件乐器被称作“西琴”的乐器据陶亚兵研究，该贡物奏疏载于《利玛窦全集?书信集》，后由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编辑利玛窦的手稿《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1911—1933）汇集成卷，该贡物奏疏如下：[6]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舆图册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万历二十八年题具以上奏疏中提到的“西琴”是据知当时西方流行的击弦式古钢琴（Clavichord），在此后的1747年（乾隆十二年）的《续文通考》也记载了利玛窦献西琴一事，如下：明万历二十八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

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7]从以上文献中我们不仅知道了利玛窦献琴一事，而且还对西琴的形制，制造材料及其发音原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利玛窦还将意大利器乐曲（Canzone）填上了中文歌词，编辑成册，以供皇帝身边太监学习，该册子共八章，中文名命名为《西琴曲意》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该册是最早在中国刊发的西方歌词集只可惜曲谱部分已经遗落利玛窦献西琴，用西方曲调配上中文歌词同时也迈出了西方传教士中西音乐交流的重要的一步 四、中乐西传西方传教士在传播西方音乐的同时，也给予了中国音乐的关注西班牙传教士拉答（Martin de Rade，1533—1578）来到中国时曾经亲历了中国的音乐表演情景：在举行宴席的厅队排列着我们的主人的全部卫队，携带武器、鼓乐、我们到达时开始奏乐——当每人入席后开始奏乐，有鼓、六弦琴、大弓形琵琶，一直演奏到宴会结束厅中央有另一些人在演戏，我们看到的是古代故事和战争的优美表演，演出前已经把情节告诉我们，所以虽然我们听不懂，仍能明白演的是什么在福州除演戏外，还有一名翻筋斗的演员在地上和棍上表演精彩的技术桌上虽摆满食物，仍不断上汤上肉——他们的演出伴有歌唱，也常演出木偶戏，表现他们的姿态，幕后的人说该说的话。

[8](277)以上是拉答观看了中国的地方戏曲在音乐宴会上的表演及其受众的情况言辞中也表达了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戏曲音乐中开场道白的认识，和对中国戏曲中出现的翻筋斗和棍棒表演的高度赞赏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 1585—1658）在《大中国志》中写道：在这些挂帐之后赶去观看的群众然后是穿丧服的友人，念着经文并敲着铙钹的和尚，随后是另一类胡子和长发，独身群居的和尚，他们敲打几种乐器再后面是属于不同教派的另一类和尚剃光头，也走着念唱和尚在他们的庙宇内也演唱，其音调和我们的Cantus firmus （定调歌）差不多，但是他们既没有正式的定调，也没有乐符，因为他们并不直接把声音从一个音符上升或下降到相邻的音符，或半个音符，而是间接地上升或下降到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八分之一音符，中国人喜欢这样做[9](56)祭祀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自先秦时期就存载下了浓厚的对天地神的崇拜，又有着千年的宗教信仰的沉淀，曾德昭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很敏锐的观察到了中国的祭祀音乐并且将他作为一局外人把对祭祀音乐的描述和体会，通过《大中国志》传到了西方，使西方人了解其祭祀音乐的特点。

如上文可知，他认为和尚的念唱是没有“正式的定调”，没有乐符音乐会间接的上升或下降到三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而在我们东方人这一局内人看来，其实他说的就是中国的庙宇间的祭祀音乐中的“吟诵调”及其“带腔性的音乐”，这是中国祭祀音乐所特有的从中西交流的角度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传教经历是起到了积极影响的，同时他所写的《大中国志》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东方音乐的平台此外，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首次向中国派遣马嘎尔尼使团，其目的为了开辟中国的原料和通商市场同时通过使团了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状况马嘎尔使团于1792年9月26日从英格兰南部的浦特冒斯港（Portsmouth）出发，第二年的8月5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到达天津大沽登岸，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并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外交活动，于10月7日离京南下，由杭州、广州等地返回英国使团此次远行来到中国，并未如愿与清朝政府达成在各地通商的缔约，但是却在中西交流史上留下了清晰的记忆首先，该使团成员在中国停留期间写有在中国经历的日记，目前可知的有刘半农的译本《乾隆英使觐见记》，曾经于1916年出版其次，有马嘎尔使团的总管巴罗（Barrow，John，1764—1848），于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他是一位英国的地理学家，他在中国期间也将中国的音乐记录下来。

收录在此书中，该书也是当时使团随行人员中记录中国音乐最多的一本笔记巴罗在该书中将他所收录的中国音乐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划船号子第二类是民歌第三类是中国乐曲其中中国民歌《茉莉花》就收录其中（图1）书中还附有巴罗对《茉莉花》的描述如下：我只听到过唯一的一名中国人以一种堪称是富有感情的和凄凉的音调唱歌他由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六弦琴）伴奏演唱了一首茉莉花的颂歌，这是该国最流行的一首歌此歌的简单旋律已有胡特耐（Hutney）先生谱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