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婚姻的人口学论文.doc

跨境婚姻的人口学论文 跨境婚姻的人口学论文预读: 摘要：一、研究背景如保山市的许多乡镇13年以来其跨境婚姻人数迅速增加(见表1),配偶大多数来自缅甸.文山州都龙镇共有跨境婚姻322对,配偶均来自越南,仅2010年至2012年,跨境婚姻人数就增加了67对.临沧市2009年底累积有边民跨境婚姻3888对,到2011年底增加至4696对,在2年时间内,跨境婚姻人口的增长幅度就达20.8%,年均增长10%左右.西双版纳州的勐满镇有107对,其中100对配偶来自老挝,7对来自缅甸,近2年的增长幅度超过15%.面对这样迅速的增长趋势,国家层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严格管理和控制.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人群的增长,伴随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跨境人员的非法入境;跨境婚姻的非法问题,以及所引发的非婚子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还附带诸多其他问题,如艾滋病、传染病防控问题;吸毒、贩毒、买卖婚姻、贩卖人口、骗婚犯罪行为等等,这些都成为近年边境地区的管理新问题,给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带来隐患.本研究在充分调查云南省跨境婚姻的基础上,重点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从跨境婚姻形成的内在因素和跨境婚姻人数上升快速两方面展开,分析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果联系和协调路径,并提出思考和建议.二、云南省跨境婚姻人数上升的人口学分析从人口学的角度,婚姻问题通常是从出生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适龄人群性别比、两性间的死亡率差异、夫妻年龄差异、年龄结构以及人口迁移等人口学结构性因素来考量和分析研究.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目标出发,选择下面的几点进行分析.1.总人口性别比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严重失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在2008年达到120.56的最高值.根据中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982年108.47,1990年111.27,2000年119.92,2010年118.08.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必然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失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106.74,云南省为110.06,保山市为106.24.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105.2,云南省为107.9,保山市为105.24.整体上,近十年的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近几十年来,国家从法律保障、政策调整、传统观念、督查指导等方面进行大力调控的结果,使我国总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合理化.表2所列出的州、市、县为此研究入户调查点,其中保山市是重点,其辖区内所有的县都选择了入户调研点,涵盖其全部边境乡镇,所获得的资料相对较齐全,以对保山市的人口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保山市总人口性别比各县情况有升有降.总体上,总人口性别比较高的县区,跨境婚姻人口数量较多,龙陵县尤其突出.从人口学角度看,男性比例偏高,造成男性娶妻难问题突出,就会产生“婚姻挤压”②现象.婚姻挤压最终将压力叠加到最低层的边疆最贫困的未婚男性,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凸显的问题就是跨境婚姻的陡增.2.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跨境婚姻大多数发生在农村.根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云南省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4.77、103.78,城镇人口性别比为107.53、105.72,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11.58、108.79.数据显示,云南省农村人口的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和城镇,而长期累积的人口问题要短期改善是很困难的.云南是个农业大省,这所指的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并不是农业发达或者耕地多.2010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3.2%;2012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0.1%;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所增加.但是农业人口依然占大多数,在各边疆州、市,农业人口占比更大.保山市虽然总人口性别比不高,但是农业人口占比却很大,超过90%,另外,农村户籍的人口性别比也较总人口性别比高.很显然云南省和保山市居住在农村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高于总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也高于在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保山各县区的数据反映出的情况表明,在农村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男性婚姻压力较生活在城镇的男性更大.根据“婚姻挤压”的理论,男女性别比差距较大的一代人进入婚嫁期,同一年龄组的男女中将有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于是这部分男青年就可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对象,城市里面的人开始到农村去寻找配偶,农村男青年又过剩,他们又开始到山区找,山区的男青年再到更远的贫困山区找.如此循环下去,将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扩大等社会问题.农村贫困人群是处于最低层的弱势群体,发达地区的“困难男性”可以选择欠发达地区的适合女性,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困难男性”可以选择农村适合的女性,欠发达地区的边疆农村“困难男性”只能寻求周边外籍适合的女性了.从调研数据看,很明显,性别比高的县,跨境婚姻人数多,现实与理论相符,如龙陵县和腾冲县.因此,跨境婚姻问题从宏观上分析,是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个体因素,或者是个别案例,应该认真将其当作新时期一个社会现象来看待和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早重视和解决跨境婚姻问题,无论是政策层面和管理层面都不应忽视.3.性别比失衡的影响据推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我国过剩男性人口将超过2000万①.这些预测都表明,中国近年有数千万男子面临光棍困局.近30年来,云南省的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已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云南适婚男性,或者确切地说是云南农村贫困适婚男性困境最深.在性别失衡的婚姻市场、女性占优势的城乡婚姻迁移和“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的合力挤压之下,在交通闭塞和经济落后的农村贫困地区,个体与家庭收人、个体能力和社会网络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男性很难在理想的初婚年龄实现婚配,他们面临的大龄未婚、晚婚和终身不婚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增大.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男性娶妻困难.目前的普遍情况是:拥有经济、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择偶容易;而缺乏这些优势的男子择偶难或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的最底层.婚姻剩余男性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城乡均如此,乡村情况更糟,边境贫困山区最严重.云南是边疆省份,经济发展落后,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再加上农村人口性别比高于城市,全国范围内的性别比失衡还直接冲击云南,使云南农村人口中的“剩男”大量产生,非法的买卖婚姻、拐卖妇女、骗婚、跨境事实婚姻的现象呈现上升趋势.从婚姻适龄人口数据看,形势更严峻.云南省的婚姻适龄人口性别比远远高于全国(见表6),云南省的大龄男性远多于适龄女性.再加上婚姻挤压各因素:年龄挤压、地区挤压、城乡挤压、经济水平挤压、个人素质挤压等,云南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绝对是处于最底层的弱势方.从全国1‰抽样数据看,从2005年到2012年,15岁及以上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很高,都在135～140之间波动,总体是上升趋势.未婚男性面临的择偶形势相当严峻.在所调研的村寨中,临沧市南伞镇的大龄男青年特别多,最典型的有个自然村100多户人家,居然有70多户人家有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其中一半情况是家里贫困,另外一半也不算很穷.按当地的风俗,一般情况下,20岁左右就结婚了.可见确实存在性别比失调和贫困问题交互作用.村里女子外出打工,就在外地嫁人,镇上未婚男性很难找到当地媳妇.临沧市有个很特别的跨境婚姻大村,叫麻栗树村民小组,其居民大半是苗族小半为汉族,有80%以上的家庭是跨境婚姻家庭,有的人家,一户几兄弟全部都是娶的缅甸媳妇.造成男性比女性多的原因,一般而言有三种因素:第一,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中国农业人口占比较高,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长期选择和实践中,男性的劳动力优势突出,传统上更强调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第二,中国大众的婚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对男女在性别上存在偏见,重男轻女.症结还是经济发展滞后的一种表现.第三,生育选择的可能性.计划生育的实施②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利用科技手段在生育的选择上有了人为的干预.这就是导致中国近几十年性别比例高的原因.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像云南省这样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性别比更高.除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外,解决性别比的根本措施,就是加快经济的稳健发展,解决之道也是使贫困人群尽快富裕起来,别无他法.否则,任其发展,就会成为人口安全隐患.在分析婚姻挤压问题时,所使用人口数据将已婚人口剔除,更有助于观察婚姻市场上的供需突出矛盾.未婚人口性别比的情况更令人堪忧.从以上数据看,云南省未婚大龄男性所承受的压力非常明显,特别是年龄为30岁以上的,在理想婚龄差条件下每4个未婚男性才有一个理想婚龄差内的未婚女性与之对应.再加上地域偏僻、经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以及外地人口的挤压,婚姻挤压更甚.婚姻挤压还会引起“异质性”婚姻增多(如夫妻年龄差大等),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跨境婚姻,也可以看作“异质性”婚姻的一种形态,由于很多跨境婚姻是不合法的,就存在风险性.婚姻挤压的结果由社会最下层的弱势群体来承受,会加重社会不公平,有可能会激发社会底层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性别比失衡,还会带来男性劳动力过剩,就业性别挤压加大.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云南省人口综合素质偏低,尤其是文化层次偏低,在就业市场处于竞争弱势,这些农村贫困人口会变得更加贫困,给社会和政府带来困扰.从长远看,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必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挑战社会的和谐.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总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云南跨境婚姻人群的初婚年龄有1/3的男性在21～25岁时结婚,说明这些边疆青年是正常、自愿、乐意娶外籍媳妇的.有约2/3的男性是26岁以上结婚,又说明因大龄找媳妇难,是选择娶外籍媳妇的重要因素.4.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因素主要是生存需要、战争因素和政策因素.在人类社会早期,流动人口数量很小,只限于社会交往、采集食物、宗教活动等有限几种类型.人类发展中期,随着经济活动和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流动类型大大丰富,流动人口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到了现代发达阶段,由于交通条件的完善,流动将取代迁移的一部分功能,使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流动的成因将偏重于经济和娱乐成分.现代人迁徙同样选择环境好、经济状况好于原住地的地方去发展.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生存发展需要是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和直接动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2000年为1.017亿,占总人口的8.19%;到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61亿,占总人口的16.53%,增幅达到81.03%.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流动人口婚育年龄推迟.①云南省在我国是欠发达边疆省,外出打工的人员较多,据国家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流动人口2000年为116.4万,占总人口的10.47%;到2010年,达到117.1万,占总人口的13.17%.十多年一直保持较高的人口流动量.2000年,按照迁徙原因分类的云南省流出人口中,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41849人,男性为8621人,也就是外嫁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流动人口的82.91%.2010年,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287669人,男性为105017人,也就是嫁出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出去人口的73.26%.十年来,嫁出适龄女性在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