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映真小说看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离开情结.docx

    从陈映真小说看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离开”情结    《最后的夏日》是陈映真发表于1966年10月的一篇小说，描述了1960年代台湾（更准确说是台北）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一个核心：离开在“离开”这个母题之旁，读者每每能尖锐感受到知识分子生命中的一股焦躁、寂寞、沮丧与虚无，在这一点上，《最后的夏日》与三个月后发表的《唐倩的喜剧》是姊妹作，但后者主要的着眼点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状况”，而前者则是着力于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最后的夏日》那里，有一种当代台湾版的“离骚”况味，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但是，要离开的（或自我放逐的）人们（本省外省皆然）并没有什么故国之思，并不曾“伤怀永哀兮”，而是恨不得早点飞离这个沉闷之岛，“汨徂西土”，哪怕是在那儿当一只“快乐的寄居蟹”也好小说也许比较容易被当时的人们直观地理解，但在今天，可能就必须要还原一些时代感觉，才能让我们更清楚为何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会那么地感觉到沉闷乃至绝望，几乎都想要离开，以及这给知识分子的主体带来了哪些扭曲与创伤时代的光影1963年9月，已发表过包括《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等多篇小说，在小小的台北文坛上已经算是一号人物的陈映真，找到了退伍后的第一件工作，到台北市汀州路上的强恕中学当英文教师。

在那样的一个沉闷保守的时代与校园里，年轻、高大、俊朗，且才思横溢的陈映真，是一个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作家蒋勋就曾多次以一种温暖的、感恩的心情回忆“映真老师”对他走上写作这条路的重要启蒙作用强恕中学教了两年半的书之后，陈映真在1966年初转到位于淡水的一家在当时算是稀少的跨国公司美商辉瑞药厂工作在那里待了两年半之后，在1968年5月，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提前结束了这位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般的青年作家的1960年代，那时他才刚届而立之年1963年9月，不只是职场上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也是陈映真在文学创作上的新阶段的开始，由于发表的园地从之前尉天骢主编的《笔汇》转移到《现代文学》，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常被人称作“现代文学时期”提起《现代文学》，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白先勇集结他当时的台大外文系的众多同班同学，在他大三时（1960）所创立的一个文学同人刊物但在1963年，台湾已无白先勇——他出国留学了临行前，他把《现代文学》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和姚一苇三位先生根据白先勇的回忆，其中姚一苇对于《现代文学》之后的发展尤其重要，包括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年轻作家，都是被这位姚先生给拉进刊物的但陈映真与白先勇这两位青年作家之前并非不识，陈映真还去过白先勇应是位于松江路的家。

陈映真在《我辈的青春》里回忆：第一次见到先勇兄是在哪一年，我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是《现代文学》创刊已数期，而《笔汇》又停刊了一些年月的时间里我应先勇兄之约，到已经不记得是现在台北市的是什么路的他的家里去我还记得很清楚：出来应门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兵，和一条高可及人的半身的狼狗先勇兄在他那似乎是木造的他的书房接待了我根据陈映真自己的刻画，这一时期的创作的特色是：“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色彩那么要如何理解陈映真的“绝望与悲戚色彩”呢？这里固然有属于陈映真个人原因与性质的“绝望与悲戚”，但这个“绝望与悲戚”又是属于当时青年知识精英的某种集体感受——未来没有出路这可以分几个方面说首先，当时的台湾非常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的发展机会1960年代上半，台湾的经济虽然已经颇见成长，但毕竟市场规模有限，人才需求不大；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才刚开始运转，见证于加工出口区在1966年的设置；一个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也才稍具规模，见证于台湾的第一家广告公司（国华广告公司）成立于1964年；1962年，第一家电视台“台视”开播私部门如此，公部门似乎只能让青年更气馁，而原因很简单：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来台的曾经用以治理全中国的庞大党国机器的人员还正年富力强呢！这让年轻人“人浮于事，粥少僧多”。

这就是为什么富于论述谋略的李敖，在1961年底加入《文星》作者阵营之后的劈山之作《老年人和棒子》正是谈老人们该“交棒”的问题，而文章一出就得到来自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应文章一路引经据典嬉笑怒骂，最后以“我们早已伸出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结束1964年5月22日上午，李敖受邀到副总统陈诚寓所与主人的一段老少对话，颇能泄露那个时代的青年对“老人”的态度：李敖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陈诚这么说，应非虚应，因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应该理解到青年出路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何况他自己也应该对中国现代史里的“青年问题”有切身的体会才是在“五四”前后一直到1926年左右，以每年递增数万的速度，使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的知识青年他们是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又兼之失去了科举制度对士子参与政治所提供的制度性机会，因此益感前途茫茫，而对社会产生怨怼愤憎。

这些人很多在南下广州投效国民革命找到精神的以及生计的出路因此当时有人说：“每年增加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增加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因此，1960年代（以及之前与之后）的留学潮要如何理解，固然和精英知识青年留在台湾找不着适当的工作，因此想出岛有关，但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也应该“结构性”地理解，这是台湾当局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有效出路，毕竟没有当局对出岛开绿灯，出岛也不可能成潮而那些暂时出不了岛的，或是实在出不了岛的，只有当“土研究生”或是暂时找一个中学当老师；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些关于当时的回忆录或是小说，就可清晰感受得到 但是，问题好像也不仅仅属于政治经济学性质（例如就业与社会治理），而关涉到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的问题，因为就算是一个人已经有了一个志业，而且也有其挥洒空间，如白先勇之为作家且有其开创之《现代文学》，他也许还是没法抗拒“离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彷徨”是当时泛滥流行于知识青年的“瘟疫”这个苦闷彷徨除了有就业的挫折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一种时代感受，青年越是知识精英，就越发尖锐地感受到“中国的”（自是以中华民国为具体参照）文化与历史的腐朽、落后，与一无是处而这和1960年代的“文化战争”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在李敖与柏杨等人的攻击下，变成了与党国威权几乎是一体的怪物，毫无可亲可爱之处；柏杨的“中国酱缸文化”传诵至今。

而同时期的大陆当然是面目模糊鬼影幢幢的“匪区”于是，我们理解了“离开”成为了他们想象中最佳的（甚或仅有的）反应方式在陈映真这一时期的小说里，常常有主人公冒出这样的话：“不管怎样，那边是个新的天地，充满了机会美国的生活方式你知道……”为什么要离开？除了此间的“老酱缸”待不下去了，也更因为外头有一个“新世界”呢！青年心灵中有一股朦胧而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而美国则是这样一种想象中的自由的具体化196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听“美军电台”、听英美流行歌曲，知识界引入大量的包括了“存在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西方思潮，而同时期西方青年运动的反叛风潮也如潮水般地涌来因此，青年人想去美国并不是因为“台湾”与“美国”形式上的对立，才都想要离开台湾去美国，而恰恰是因为台湾在很多方面已经很美式风情，但却又悲哀地不是真的美国，只是个仿制品、赝品、附庸，或只是个分身，因此人们只要有机会有资源，就拼命往“本尊”一头钻去就像是殖民时期的印度知识分子一心想去英国，越南知识分子一心想去法国，台湾知识分子一心想去日本一般这似乎是附庸国（或新旧殖民地）知识精英的普遍命运1950年韩战爆发，自此台湾开始了对美国的长期依赖，接受美国军事保护，并接受美国对台湾从经济到文化几乎是全面的改造。

美国新闻处，也就是美国在全球“盟邦”的文化冷战桥头堡与文化殖民飞地，也就成为了无数精英青年驻足忘返，徜徉其间，体会上国风仪的一级文明点与爱国教育空间，而它的各式出版品也吸引了无数精英青年明眸的专注阅读在文艺风尚与学术方向上，也处处可见美国温柔而强大的力量，如各种曾经或如今被称为各坛的大师，亡或存，曾经多是美新处所战略捧红的而这是铜板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在1950年启动的白色恐怖镇压下，台湾即使在日据时代也没完全断绝的左翼的、反帝的、反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文化与思想传统也被斩断了在这样的一正一负情境下，台湾知识青年的心志状态，也就只有像一群头撞在玻璃窗上拼命想飞出去的蜻蜓（或苍蝇）了但似乎也不能苛责于这些学生，因为对他们而言，出去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了，我如果要寻觅那世间真理（即现代化的科学与学术以及现代主义的文学与艺术）的正果，那当然只能求之于本尊，而本尊当然就只能是美国于是，离开除了以上所述包括了发展与就业条件、文化战争下被丑化的“中国”，以及在一种“新殖民”情境下作为“文明终点”想象的“美国”，这些大结构条件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或可提供解释线索的现象，那就是通常发生在“家”这个尺度之内，且经常是在父子两代之间所进行的微妙的“文化战争”。

这也许是1960年代知识青年之所以一窝蜂奔向新大陆的另一层较少被自觉或讨论到的因素吧王文兴的《家变》，以及陈映真的包括《家》《死者》等多篇小说，其实都在直面或暗示父子两代之间的断裂与隔膜；两代之间的“连续”与“理解”反而是一种异数与陈映真同代的白先勇如此回顾他这一世代的两代关系：我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充满了变量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扣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本省人）他们父兄的那个日据时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们所受的中文教育与他们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们也在挣扎着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新认同转引自吴舒洁《左翼的信仰之难——读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因此，“离开”又是一个内在于中国现当代史、内在于日本殖民、内在于国共内战的纠缠于历史遗留的现在进行式之中，并具体展现为一种不甚寻常的代间断裂的文化事件。

这无论如何，不是简单的西方概念“代沟”所能解释的于是，没有离开的人，是最苦闷的了；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寂寞荒凉落后的岛屿上！而真要是绝对荒岛也罢，至少没有让人心碎的刺激，但留在这儿却时刻得听闻文明女妖的魔音穿脑因此，青年的苦闷严格来说不能算是自找的，而是这个时代所强加诸他们的耳目身心意之上的在一种长期的沉闷与压抑之下，1960年代的（还没出去的）都会知识青年展现出一种想要破茧而出、想要表现自己、想要接触外部世界的尖锐欲望，但他们的痛苦又同时极度缺乏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我要叫”的高亢于是混合着“却又不知如何叫起”的尴尬人们不知如何叫起来的时候，常常会发展出以唱代叫（或以舞代叫，或以诗代叫，或以啸代叫）──这大概是任何真正的“文创”的基础吧，而这往往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在台湾，一直要到1970年代李双泽所带领的“淡江民歌运动”才有了“唱我们自己的歌”的运动出现1960年代初，台湾都会知识青年的那种朦胧但澎湃的向外边世界寻求自我的身心状态，最初竟是透过比还不交棒的“老贼”还老的西方古典音乐听得懂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一种为突破沉闷迂腐的教育与宣传，寻找新的文化感觉的一种文化行动。

学校与官方所推广的爱国歌曲、净化歌曲，或“艺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