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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 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 【作 者】杨大春 【作者简介】杨大春，1965年生哲学博士杭州，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邮政编码：310028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法国后结构主义发展的历程，认为：后结构主义作为结构主义自我反思的一个环节，更为激进地批判了正统哲学及文学批评理论，解构了曾经属于革命典范的结构概念；作为结构语言学模式的极端发挥，它解构文本的世界，抵制理论，走向纯粹的能指游戏；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后结构主义主张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并极力解构哲学与文学的界限，倡导“哲学终结论”；它继续了结构主义“主体离心化”的主题，但与结构主义借作者之死来突出结构和意义的确定性不同，它借作者之死而演示文本意义的播撒　　　　一、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法国思想界盛行的是种种人本（人道）主义思潮，即人格主义、价值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思潮，其中，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最为活跃按照后结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看法，它们源自于当代思想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的作品的人类学读解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115～116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

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针对存在主义的主体、意识、个体、存在、本质、历史性等概念，结构主义借助语言学（主要是结构语言学）的成果，提出了主体离心化、无意识、结构、意指、模式、共时性等概念存在主义的生存领会关心的是个体及其主观性，而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关注的是结构和客观性在60年代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哲学家、文化思想史家福柯，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巴尔特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发表了许多作品，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很快就取代了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它在法国占据学术思想舞台，并向世界范围扩大影响之时，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结构主义的分化源自于其内部的保守和激进两种倾向的斗争在6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结构主义者继续肩负结构分析的“科学使命”，他们维护列维－斯特劳斯依据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静态地分析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努力，以二元对立结构阐释文学和艺术，仍然致力于建设结构主义诗学或叙事学其中最著名的是文学理论家格雷马、布雷蒙、托多洛夫等人，他们被称为“真正的结构派”参见楚尔加诺姓等：《当代国外文艺学》，中文1版，16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与此同时，德里达、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福柯、拉康等人开始对列维－斯特劳斯表示不满，把他看作保守派，看作西方逻各斯中心论的最后堡垒这批人放弃了他们原先追求的科学目标，走向了更具批判性，同时也更具游戏色彩的后结构主义通常，人们把德里达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报告看作是后结构主义诞生的标志事实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应该是德里达于1967年发表的三部引起强烈反响之作，即《书写与差异》、《论书写学》、《声音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作品大多是他以前发表的文章的汇编或改写）这三部力作是对结构主义科学理想的实质性的突破，它们将理论阐述和文本阅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福柯的《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话语的秩序》(1971)对于非连续性或断裂的关注、对于话语的自主性与自足性的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德里达的上述著作一道为后结构主义确立了理论基础巴尔特的《作者之死》(1968)、《S/Z》(1970)、《从作品到文本》(1971)、《文本的愉悦》(1973)等著作是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之继续和发挥德里达本人于1972年发表的《哲学的边缘》、《播撒》、《立场》，以及后来发表的《丧钟》(1974)、《马刺》(1976)、《有限公司》(1977)、《绘画中的真理》(1978)、《明信片》(1980)、《符号海绵》(1984)等著作越来越淡化理论，明显地走向了文本拼贴（嫁接）和文字游戏。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各卷都有明显的重局部分析，把话语权的排斥性与生产性相结合的特点，越来越强调话语增殖由于如上作品在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结构主义的领地逐渐被蚕食，一个后结构主义时代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当此之时，许多结构主义的追随者改宗后结构主义例如美国文学理论界本想引进结构主义，由于情势变化，引进的主要是后结构主义，或者把后结构主义作为结构主义引进然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很少有人公开地把自己看作是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有些人甚至同时拒绝两种称号（比如福柯）这表明在两者之间划界是十分困难的应该说，明确区分两者是后来的事情前苏联学者加林斯卡娅写道：“后结构主义产生的准确年月无从判定，因为这一流派是在文艺结构主义的范围内萌发的，它既是结构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其后继者后结构主义的最初一些论著基本上都是在结构派的书刊中发表的同上书，第223页这种情况使得两者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经常出现将两者混淆的情况显然，我们无法脱离结构主义来理解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评，但同时又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它是结构主义自我反思的一个环节许多学者都提出，不知道结构主义者巴尔特，就无法理解后结构主义的巴尔特。

这一看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其他代表人物头上比如德里达，他早期也是在结构主义框架内工作的，然而学术界较少关注其早期努力，更多地看重他后来的批判性倾向实际上这种批判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清算我们也不应该离开具体代表人物来对后结构主义进行总体上的界说有人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情形也大致一样后结构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与德里达开启的解构理论差不多是同义词，在通常情况下则指德里达和后期巴尔特的工作，不太确定地也把福柯和拉康的工作包括在内它是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参见利斯、沃格：《现代文学理论读本》，英文版，109页，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1992的确，它在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美国耶鲁学派那里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的看法是，最多只能从每一个后结构主义者那里看到“家族相似”，而不可能对其作出“完整概括”后结构主义指的是一系列以结构主义为前提，但偏离其许多重要特征的工作后结构主义更激进地批判了正统哲学和文学批评理论，而曾经作为革命形象的结构主义也被归入到这一正统之列作为一种“反索绪尔主义”，它仍然关注语言学方法，但它采取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策略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不是强调所指的优先性，而是更加关注能指方面，进而玩弄文学游戏；在对文本的处理上，不再关注静态结构，而是着眼于文本的能产性，并因此由规范描述转向文本开放。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生育了后结构主义，甚至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仅仅是结构主义含义的全面展开，但十分明显的是，后结构主义力图贬抑结构主义的科学抱负的重要性，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科学的“结构”观念当然，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是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突破的一般而言，拉康前后期较难区分，福柯的话语理论仍然处于“结构”与“解构”的张力中，德里达的整个解构理论和巴尔特后期的结构消融论则断然地抛弃了“结构”的观念 　　　　二、解构文本的世界结构主义发现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具有优势地位：由于语言行为大多发生在无意识层次，由于语言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使得语言成为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语言学因此具有科学性，而语言学的这种科学性对其他人文科学很有教益正像美国学者卡勒所说，“语言学并不仅仅是激发灵感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一种将结构主义原本各行其是的种种设想统一起来的方法论的模式”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文1版，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人文科学家根据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对自己所属的学科进行重组，而且透过语言学方法的借鉴，可以发现各学科间的共同性然而，语言学之所以具有方法论意义，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文化现象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结构主义者认为，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些由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所构成的系统，但是这些系统不是自然的关系系统，而是各种表象系统，因此是具有符号性质的系统，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静态的结构分析所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关注的是土著部落的亲属称谓关系，拉康关注的是所谓的说话主体，巴尔特要建构所谓的符号学，福柯则专注于话语、话语的自足及其非连续转换后结构主义是结构语言学模式的极端发挥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写道：“不管怎样去考虑这一话题，语言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种但它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达到如此地渗透到最多样的研究和最异质的话语（在其意图、方法和意识形态上是多样的和异质的）的普遍水平德里达：《论文字学》，英文版，6页，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他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语言一词的贬值，表明符号本身的通胀，表明语言能指的无限增加的游戏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尔特不再研究符号学，而是提出了所谓的符号分裂学，以追求“文本的愉悦”、“结构的消融”和“话语的片断化”的语言游戏取代了诗学或叙事学的严肃使命福柯在后来的研究中关注的是话语霸权与话语的增殖，通过对理性话语的系谱学分析，福柯揭示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揭示了理性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分化的表现，使现代社会对待非理性的各种策略及其虚伪性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

将语言学革命推向极至的还是德里达：他否定索绪尔有关语言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共时态与历时态相对立的立场，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的静态结构的存在；改变索绪尔重声音轻文字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逻各斯中心论”，进而提出所谓“声音之死”与“文字之兴”；对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任意性原则加以无穷发挥，完全否定了所指较之于能指的优先性，并因此走向纯粹的能指游戏显然，德里达不仅认可了语言的贬值，而且大大提高了通胀的指数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游戏倾向使它不大关注理论建构尽管有人说解构主义在本性上主要是理论的，并声称它大获成功“表明理论的胜利或理论在批评界提高了地位”，我还是赞成解构主义的抑制者J·M·艾利斯在《驳解构主义》一书中的看法，即解构主义从来没有什么连贯的理论，“它的主要论题在其本性中一以贯之地是反理论的”如果硬要说后结构主义有什么“理论兴趣”的话，也只能说它提出了一种“抵制理论”的理论（美国解构主义者德·曼写有《抵制理论》一文）难怪人们受到感染的是德里达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具体解构操作，接受的是福柯对各知识领域的“微观物理学分析”和局部策略，欢迎的是巴尔特的变色龙性格的散漫的“恋人絮语”后结构主义抗拒系统的理论，常常陷入细节和碎片阅读之中，各部代表作之间仿佛没有什么关联，各展其独特的魅力。

解构没有尽头，没有最后的凝聚点，因此不存在什么“解构理论”后结构主义者面对的是“文本的世界”，它与某种阅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不拟建构，而重解构它不像结构主义那样以理论框架存在，然后将之运用于具体批评相反，它根据具体文本进行具体阅读，进行细读这种阅读旨在表明，对于一个文本，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可以读出多重含义在此，这种阅读并不对“原文”说三道四，既不褒扬也不贬低，而是对它进行改写(Rewriting)，阅读活动实际上是读和写的“双重活动”，“读就是写”文本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空间，它不是固定的、封闭的，而是全面开放的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阅读中的嫁接(Grafting)方式解构阅读是一种“增殖”、“增添”，但它更是文本自身解构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ion Of Meaning)解构批评家常常将“阅读”和“床”（阅读的第三人称形式和床在法文中都为lit）联系在一起，而将笔(Pen)与男性生殖器(Pennis)联系在一起，因此阅读中的增殖是不难想象的巴尔特区分了所谓的“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