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我见.doc

标题】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我见 【作者】熊小丽 【关键词】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康有为梁启超 【指导老师】张昌志 【专业】历史 【正文】引言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更是一部抗争史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就遭受了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做出了努力，希望能够挽救民族危亡戊戌变法，正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继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做出的又一次尝试这次，他们采取的是走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但结果仍然是失败下面，我就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一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一、 客观原因（一）失败的根本原因---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束缚，发展不充分，因而相对于本国的封建势力而言，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没有坚实的、反封建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是其政治运动以失败而告结束的根本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70年代才产生，至戊戌变法时只有二十多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产生之初，力量是非常微弱的，而且还处于非法地位。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力量仍然非常薄弱据不完全统计，1895至1900年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为2300多万元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企业与战前相比，确实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这个数目仍然是很小的，这六年间的私人投资工矿企业的总额还抵不上清政府一年偿还外债的数目戊戌变法前夕虽然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它还非常微弱，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相比较，民族资本还只是地壳变动时涌现出水面的一些小岛”，[1]民族资本如此薄弱，就无法为其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民族资本产生时期，向商办近代企业投资的人们大多数正处于陆续从母体分化出来，还未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状态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二）封建顽固势力过于强大变法维新既然是一场改革，就必然要遇到阻力戊戌维新正是由于其全面改革的强大力度的抗拒力，特别是封建顽固势力又过于强大，他们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权。

面对新政，反动势力迅速集结、发难其一，是来自封建制度的长期统治下造成的习惯势力列宁曾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2]这种习惯势力常常对新事物起着一种抗拒的作用，正由于这种习惯势力与改革格格不入，所以它对守旧势力是“助纣为虐”的，他们也就成为一股反对改革的潜在力量当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心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旧传统时，他们便被动员起来加入到反改革的队伍中来进行顽强的抗拒其二，是凭着旧制度和旧秩序取得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由于改革必须给他们以损害，因此，他们必然敌视改革这部分人形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反改革的守旧势力另外，越是迫切需要改革腐朽陈旧的蔽法，封建顽固势力也就越加拼命地维护其存在，从而使改革的阻力越多，改革的困难也越大，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不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曾非常感慨地说，废除旧法的事情，最容易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并且引起众怒，所以那些想保住自己名利地位的人都不肯废除旧法例如，因裁官而受到牵连失去职位将近万人，这些人便都成了改革运动的积极反对者三）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帝错误地依靠于并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的变法是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皇权变法”，在变法的过程中他们依靠的始终是光绪，是光绪所代表的皇权。

然而，实际上光绪手中并无实权，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太后的限制之下因此，光绪所代表的是皇权的形式，西太后才真正的皇权代表但是，维新派却顽固地、错误地依靠了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来进行改革这就使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失败四）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

加上戊戌变法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五）失败的直接原因——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光绪帝就感到自己的皇位快保不住了，已经无力再谈变法的事了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那天又由林旭带出了第二次密诏，命令康有为等人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逮捕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二、主观原因（一）维新派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梁等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儒家思想的教育，又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使之成为倡言改革，要求设议院、伸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维新派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可谓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为中国勾划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他们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避免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彰显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仅有爱国热情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改革家，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其思想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周延性，对政治形势要有较强的洞察力，要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等等，但遗憾的是康梁等维新派大多不具备这些政治思想品质首先，康、梁等维新派对戊戌时期清政府内部的政治形势认识不清在变法初期，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无权状态不甚了解。

当他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问计时，才感到光绪皇帝所受摯肘他所回答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见解，甚至是误导的建议,他建议光绪帝变法,他认为就光绪帝现在的权势就可以推行变法,并且也足以救中国了这说明他对光绪皇帝受西太后的肘摯没有更深的认识，甚至提出了错误的建议这样就使得康有为等维新派们不能很好地分析当时清政府内部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与措施，更不会处理好与西太后之间的关系其失误的产生是源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就自然不会形成指导全局的战略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上的不成熟其次，认识不到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稳步地前进，对改革过程所能出现的问题、矛盾没有预见性，因而就不会制定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的相应措施这些都表现了康梁等维新派思想上的不成熟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梁等通过光绪皇帝以上谕的形式下发的各种诏令有二三百件，仅9月12日一天就颁布11条变法谕旨，这些谕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真可谓是齐力并举这就避不可免地触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使那些反对变法者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使改革步履维艰再次，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不善于笼络清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特别是那些曾经倡言变法与改革的洋务派。

洋务派主张变法，并且在60至90年代曾举办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只是他们的改革没有超越“中体西用”的樊篱，反对维新派主张的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他们毕竟不同于那些极端的守旧派在维新派力量非常孤弱的情况下，就应笼络住洋务派，使之不能与守旧派结成反对变法改革的联盟，至少要让他们保持中立的地步，以减少变法改革的阻力维新派对顽固守旧大臣更是多持嫉恶如仇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分化、孤立、争取的策略，这就使变法改革增加了更大的阻力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能只顾冲杀，四面树敌，而不注重分化、拉拢、争取更多人支持变法，建立稳固的社会基础，否则的话，改革者就会成为孤鸿哀鸣，改革事业也会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这些都说明，康、梁虽有爱国的热情，也具有“知之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和胆略，但他们不懂得政治策略，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二）康有为个人心理素质的不成熟改革不同于革命的另一特点，它要求改革家有别具一格的心理素质和政治智慧而康有为是一个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一介书生，有才学热情，但却没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启超对康有为有较为准确的评价：“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3]以这样的品格担当变法大任，有些勉为其难对康有为的脾性了解得最深的莫过于康广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着、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是比较主观任性，别人不赞同的事，只要他认可也要坚持走下去做事不考虑后果，有不计成败、孤注一掷的思想，不考虑其主张的现实可行性，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以这样的品格来担当变法改革的领导者，其变法改革的结局可想而知三）变法指导思想的错误首先，维新派在变法指导思想上犯了冒进的错误甲午战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刺激，认为洋务运动的温和改良不能挽救中国，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才能挽救国家康有为在《日本変政考》中说：“既知比较宇内大势，国体宜变，而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5]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实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士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6]这就是所谓的“速变”思想明定国是”诏的颁行，标志变法维新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了“尽变”、“全变”的变法方略，“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致无功”。

[7]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对此还有进一步的展开说明：“统筹全局者??????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