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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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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2)                      三、李白宝应后诗文考述 我们说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还可以从李白作品中找到仍然保留的宝应以后诗文作为佐证据文献所载,在两宋和元初,李白集中本存有宝应以后诗文惜自从北宋形成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观念后,凡遇宝应以后诗文皆被指为“伪作”,或径从删汰,不见踪迹;或加以曲解,重定系年,致使今日考辨起来非常困难据现今材料,怀疑李白现存诗文不可尽信是从苏轼开始的应当承认,历史上的作家一旦成名,后世转相妄托者不乏其人,李白如此,就是杜甫、东坡也不例外正是由于有此情况存在,人们在辨别伪作、剔除赝品时,常常又怀疑过勇,出现错杀错判,这在疑古考辨方法尚处于“观念至上”⑩ 而缺乏科学鉴定方法的时候,更是在所难免人们有意无意间将真正李白的作品误作赝品删汰了!元代萧士赟的态度就是明证,其《补李太白集序例》:“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而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

      [27] 序中提到的杨齐贤(字子见)是宋舂陵(今湖北枣阳)人,首注李诗,作有《李太白集注》,原书已经萧士赟删改,部分内容保存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与周敦颐同乡,曾为周作《年谱》,被誉为“记览极详博”;又曾官夔州路运司帐干,到过成都,他所增李白事迹、诗文,必得自蜀中乡人,他所作的李白诗注内容丰富萧士赟继齐贤后对李诗作注,主要以杨注为基础,删节补充,特别是将杨所引“广德以后事”尽行汰除,并将他认为可疑的“移附卷末”反之,杨氏既然要引“广德以后事”来注李白诗,说明他还看到过李白诗中尚存在含有广德以后史事的诗篇萧氏却将它们尽行删去了!这样一来,李白广德以后诗就少之又少了王琦《跋》称:“南丰曾氏(巩)序,谓太白诗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萧氏固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不相信李白可能有宝应以后的诗文,因此不仅对杨注所引“广德以后事”大加删削,而且径直删去集中作“宝应以后语”的诗文,竟多达13篇这样一来,不仅明确含有广德以后事实的诗文被“节文”了,而且注家用广德以后事来印证李白诗文背景(甚至本事)的内容也概从“驳正”了正是带着这种错误的成见,经此改编,就使现今可见的《李白集》基本上吻合于“宝应元年说”了。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李白宝应以后的作品也还会时时显露出来的李从军突破前人旧说,从现存李白诗文中已经考订出了广德时期的诗作他说:“李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如《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末段云“小子来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程”,这是李白自金陵赴当涂的诗,时令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既然李白至当涂李阳冰处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李白就不可能卒于宝应元年”,原因很简单,李白集还有一首在当涂作的“九日诗”——《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龙山在当涂南十里,此诗作于当涂无疑诗又自称“逐臣”,亦李白晚年光景前人多以为此诗是李白从夜郎赦还当涂后作,既然李白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才至当涂,就不可能又在当年作“九日诗”,是必在宝应元年以后无疑[1]李白《游谢氏山亭》:“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谢氏山亭在当涂青山之阳,《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谢公山(青山)在(宝应)县东三十五里齐宣城太守谢脁筑室及池于山南,其宅阶址见存,路南砖井二口天宝十二年改名谢公山陆游《入蜀记》卷三:“青山南有谢玄晖故宅基。

      ……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其“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皆初春景物李白既以宝应元年冬间病中投奔当涂令李阳冰,则其在当涂所作“春诗”至少就应是来年的春天才有可能其头年“疾亟”并未即死,于此可知诗说“再欢天地清”,指最终平定安史之乱,《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正月,“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史朝义自缢正在广德元年春天时(春天)、地(当涂)、事(平安史之乱)都相吻合,可见其作于广德元年无疑此外,李白尚有《草书歌行》一篇,注家多以为伪作,而今看来则未必诗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怀素是当时知名书僧,李白与之有过从并赠诗诗中“湖南七郡凡几家”一语,曾被用以判其非李白所作之铁证詹鍈《李白诗论丛》:“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28](55页) 上面已证明李白在宝应元年并没有死去, 那么他看到广德二年湖南置郡就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了诗说“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当是广德二年秋,怀素来当涂作客时李白所作阎琦也对李诗中宝应以后作品进行了考述,认为“宝应元年秋末,李白告别金陵往当涂,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本年初冬至当涂,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本年十一月乙酉(初十),李阳冰作《草堂集序》。

      这是符合当时史实,又符合两诗一序的实际的既然李白到当涂的时间较旧说“推后一年,李白卒年便不在宝应元年因为李白有两首写于当涂的重阳赏菊诗”[2],一首为《九日龙山饮》,已见上述,另一首即《九月十日即事》,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龙山宴集是晋以来的习俗,《元和郡县志》卷二九:“龙山在(当涂)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不仅九月九日登山宴集,而且当地还有九日后一日重举九日宴事之习《岁时广记》卷三五:“都城士庶,多于重九后一日再集宴赏,号小重阳[29] 则后诗在前诗次日所作可知,地点皆在当涂其系年时间,阎文则与李文同系广德元年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专门编有“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卷”,有诗12首:《游谢氏山亭》、《田园言怀》、《览镜书怀》、《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宣城见杜鹃花》、《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征君》、《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笑歌行》、《悲歌行》、《临路歌》以为都作于广德元年的春、秋两季除“九日诗”二首、《游谢氏山亭》已如上述外,安氏还系有“宣城诗”三首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载:“(白)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

      说明李白后来实卒于宣城,而归葬于当涂三首“宣城诗”当亦白晚年卒前之作《宣城见杜鹃花》曰:“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从格调看当作于晚年思乡之时;从时令看当作于春天李白既在广德元年病愈初起有诗作于当涂,久病初愈之人是否能奔走数百里的两地之间,还频繁作诗,却是成问题的故其“宣城诗”有可能分作于广德元年以后各年,安书同系在一年似不精确综上可知,在宝应元年后,李白至少有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尚在当涂作诗,有一个春天在宣城作诗,虽然它们是否都作于广德元年或二年(或永泰元、二年),一时尚难确定,但是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李白宝应元年并未即卒的直接证据,足破李白“宝应元年卒说”之谬特别是《怀素草书歌行》明确提到广德二年才有的行政区划,更是李白至广德二年以后仍然存世的铁证以上是我们在萧士赟删除之余尚可看到的宝应以后诗文,至于其他杨齐贤所引“广德以后事”来注解李诗和李诗本来带有“广德以后事”的篇章,应该还有一些,可惜都被萧氏尽行删弃了,否则我们会有更多证据来解答李白的生死之谜欲求李白之生卒年,当以其同时代人之记载为准,李阳冰《序》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

      根据以上信史,参证其他记载,特别是与李白诗文中的纪年资料、宝应以后的诸篇诗作,证明李白生年应在神龙初年,享年62岁,其卒最早也应在大历初年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不重视上述史料,或视而无睹,或无端怀疑,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把李白卒年定在大历初年,不仅李阳冰《序》、李华《铭》、李士训《记异》等三条信史可以互相印证,而且通过对李白其他生平事迹之考索、诗文之系年,使许多困惑于“宝应元年说”而造成的矛盾现象,于此得到合理回答同时,对李白“卒于大历初”的重新考订,使李白集中一度被疑伪的宝应以后诗文也得到了重新肯定大有生卒一定,诸事皆顺之效然而此案积冤既久,倏尔翻案,难免不周其有错谬之处,尚请识者正之[收稿日期]2005—05—10注释:① 兹说以清人王琦为代表,详王著《李太白年谱》(下称《王谱》《李太白集注》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长安元年”自注(第2页) 此说影响最大,旧时学人率多从之迄至当今,各类文学史,如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之《中国诗史》第三篇第五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初盛唐卷”、又“中唐卷”;专著,如郭沫若之《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册,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2)、詹鍈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辞书,如《辞海》木部“李白”条(合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辞源》木部“李白”条(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郁贤浩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14页,等等,皆采此说。

      ② 兹说肇自北宋曾巩,而成于南宋薛仲邕,见于曾巩《李白集后序》(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本)、薛仲邕《翰林李太白年谱》(《翰林李太白集》二六卷本附,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六著录)③ 参见马成钧:“唐代华北蕃胡考”,《东方杂志》1930,9;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0—1;詹鍈:“李白家世考异”,载《李白诗丛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日本松浦久友:“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以异族说的再研究为中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版④ 范传正字西老,李华字遐叔,二人之传见《旧唐书》、《新唐书》裴敬,传见《全唐文》魏颢,又名万,《全唐诗》有传李阳冰,《宣和书谱》、《全唐文》有传李阳冰乃李白族人,又是李白晚年所托编定文集之人,其序作于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之时,资料得自李白“枕上授简”,可信度最高,实际相当于李白“自传”李华系唐代著名散文家、碑版文字能手,代宗时期亦息职隐居楚州,“惟吴楚之士君子,撰家传,修墓版,及都邑公布贤守宰功德者,靡不赉货币,越江湖,求文于公”华卒于大历九年,与李白同为当代闻人,其于天宝二年应博学宏词科在京,与时供奉翰林的李白有交往,白卒,华作《墓志》当受托于李白子伯禽,所言李白享年,岂能虚假?范传正虽然与李白“甲子相悬”,但传正之“先大夫”既“与公(李白)有浔阳夜宴诗”,范、李本有“通家之旧”,所撰《新墓碑》,亦系李白孙女“搜于箧中得公(李白)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改撰而成,故所言无异伯禽之语。

      《旧唐书》本传称:“范传正……父伦,户部员外郎,与郡人李华敦交友之契可见范传正与李华亦系世交,李华所述范传正岂有不知?上三文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可信度最高王琦《李太白年谱》:“阳冰序,乃太白在时所作,所述家世,必出于太白自言传正《碑》,据太白之子所手疏,二文序述,无有异词,此其可信而无疑者也刘全白年辈稍晚,自云:“幼则以诗为君(李白)所知对李白生平当亦得之亲闻裴敬乃“裴将军”(裴旻)之族曾孙,李白尝从裴将军学剑,裴、李两家亦是世交唐文宗时,诏以太白诗歌、裴将军剑、张旭字为“三绝”敬“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四过青山,两发涂口”,于浮屠、郡斋、山寺得李白诗文多篇,裕闻李白故实魏颢与李白同时,年辈稍稚,李白游历江南时,颢曾“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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